“下个星期我就好了，我就回家……”在北京医院病床上，3月7日从昏迷中被抢救过来的吕厚民拉着老伴的手这样说。这天是星期六。两天后的3月9日零点36分，星期一，即所谓“下个星期”，88岁的吕厚民却永远地离开了他爱着也爱着他的人们……

　　虽然吕厚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病，但是他会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体确实不行了呢？他所谓“回家”，是不是另有所指？一直守候在吕厚民身边的女儿吕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哽咽地说：“我不知道，照我理解，他是要回现实中的家……和我们在一起……”

　　3月15日，吕厚民告别式在北京医院举行，记录中国一代伟人精彩瞬间的老摄影家就此远行。

　　侯波牵线，一对年轻人在中南海里缔结良缘 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家，几乎没给子女拍过照

　　去年11月15日，吕厚民从外地拍摄回来，有轻微咳嗽，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扩散”。远在美国的女儿吕方12月8日在母亲来的电话里得到消息，心如刀绞，14日上飞机，16日到北京，17日陪父亲住进病房……

　　整整三个月之后，她与父亲已经人仙两世。在北京九台庄著名纪实摄影家朱宪民家里，吕方情绪难平。她的恩师朱宪民告诉笔者：“吕老76岁得了前列腺癌，这种癌症是所有癌症中最轻最轻的，非常容易控制，我们都劝他不要手术，用一种药控制。”

　　应该说，吕厚民非常乐观，前列腺癌控制得非常好，十多年时间人与病同在，相安无事。2013年10月，吕厚民发现肺部有一个东西，医生判断是恶性肿瘤。朱宪民说：“我也问过医生，可能他之前肺部的那个东西也不是很明显。”医院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穿刺手术。”老伴和孩子们商量，如果一旦是恶性的，穿刺手术后马上就会扩散。所以否定了做穿刺，决定保守治疗。

　　17日电台新闻说吕厚民是前列腺癌转移到肺癌，吕方说：“我从来没听医生这么说过。”刚进医院是因为咳嗽，朱宪民的女儿朱天霓也是吕家最亲的人，她回忆说：“一开始可能药物控制住了，但后来也很不舒服，没有食欲，吃药也困难了。”吕方泪流满面地说：“到最后那几天就离不开呼吸机了，医生如果喂药，就将呼吸机扳开一个缝隙，将药片送到嘴里，这样还很可能被卡住……”朱天霓说：“即使这样，吕伯伯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尽量配合医生治疗。最后，他走得非常安详，我们都在身边……”

　　吕方调整了一下情绪，告诉笔者：“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是中南海的任务，保密，即使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记忆中，他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家里，更多情况，他在工作，在赶往拍摄地的路上。”

　　“你小时候，父亲给你照过很多相吗？”我问。

　　“几乎没有。他哪里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啊。”吕方不无遗憾地说，“不过，有一张是从北京到南京途中，在济南火车站给我们拍的。”吕方从手机上找出这张照片，让笔者眼前一亮的不是三个孩子，而是他们的母亲。我下意识地说：“你母亲真漂亮！”一旁的朱宪民会心地赞叹道：“那当然！”

　　吕厚民的老伴刘钟云，河北保定人，比吕厚民早三天进了中南海做机要工作。吕厚民进中南海做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而刘钟云虽然不专门为毛泽东一个人服务，但上班时候轮到她值班，也会给毛主席送信件去。中南海摄影组侯波对两个年轻人都熟悉了以后，就跟刘钟云说：“小刘，给你介绍个对象，就是在主席身边拍照的那个小伙子。”

　　刘钟云才20岁，平时伶牙俐齿，但这次却不好意思说话了。但她也留了心。一次，她给主席送文件，碰上了吕厚民。她的第一感觉告诉她，这个小伙子不错，利落大方。

　　就是在中南海的碧波和共和国缔造者们的光辉里，两个年轻人恋爱了，并且于1954年生下了儿子吕坚。之后的1960年有了吕方，1961年又添一丁——吕东。吕坚做了《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吕方做了《中国民航杂志》摄影记者，吕东曾在东大桥新时代照相馆做暗房。三个孩子受父亲影响，人生都始于摄影。

　　吕方说：“真正拿相机的就是我和哥哥，弟弟做了几年就不做了。我耳濡目染，从小看父亲的片子就多。16岁之前我有三个理想，一个是当记者；二是当翻译；第三是当兵。”有过部队生活、记者生活、海外生活三重经历的吕方，几乎算三个理想都实现了。

　　“我不理解，为什么吕厚民天天端着相机，不给自己的孩子多拍点？”我问。

　　吕方释疑道：“他不可能用公家的胶卷给亲人拍那么多照片，有可能不急于发稿，还有一两张胶卷，就给我们拍了。我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节俭。”朱宪民说：“几十年来我最清楚。他买胶卷从来不要发票，都自己买。扩印照片，他也是从来不花公家一分钱，都是自费。”

　　吕厚民刘钟云结婚后，起初定居在中南海，但吕方没能赶上在中南海的生活。在她记忆里，父亲特别和蔼可亲，从不打骂子女。只有一次，吕坚叛逆，自己出去玩，不回来，打过一次。吕厚民一心扑在工作上，吕方前几年和母亲开玩笑说：“我要是和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早就不干了！”朱宪民说：“吕老这一点是很可爱的，家庭这些都不理会，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所以他几乎没给家里人拍过照片，我也一样。”[NextPage]

少有的家人合照，左二为女儿吕方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生活照摄影／吕厚民

《欢送志愿军归国》摄影／吕厚民

《放鸭图》摄影／吕厚民 

　　他和主席感情深，只要出门就佩挂主席像章 主席低头、光膀子，这种照片只有他敢拍

　　吕厚民22岁进了中南海，做毛泽东专职摄影师。摄影评论家陈小波在电话里告诉笔者：“当时选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肯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政治过硬，一是技术过硬。”现在被人们广泛说起的那些作品，折射出一个大国领袖在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陈小波说：“侯波、吕厚民把毛泽东应该拍到的都拍到了。吕厚民宏大叙事的能力非常强，毛泽东在一个角落里，在人山人海的地方，他都能把毛泽东拍得非常好，熠熠发光，这不是一般人能把握的。我认为他们几个拍领袖的摄影家都是天才，大家认为摄影就是记录的工作，而我觉得摄影是艺术，是需要天赋的。而且吕厚民在新华社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严格严肃的系统，经过这里的训练，他的作品在严谨的同时，又透着他个人的艺术灵性。”

　　朱宪民青年时代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拍摄者署名吕厚民，心中就对吕厚民充满敬意和羡慕。没想到多年后经吕厚民推荐，他从东北来到北京工作，成了吕厚民的同事。

　　朱宪民说：“1950年，毛泽东57岁，一直到‘文革’前夕，恰逢毛泽东形象和身体都是好的，精神状态也最佳、最饱满，吕厚民在领袖身边全拍到了。当然拍主席的人也多了，那天有人问我：‘吕厚民有什么特点？’我说：‘吕厚民用了镜头的视觉，他有观察，有表现力。’有一张毛主席和周恩来低头看文件的照片，那时候毛主席怎么能低头？他就有一种独特的视角。毛主席在北戴河光着膀子，吕厚民拍了。他原来会担心，毛主席会说什么，但毛主席看了很高兴。《毛主席在庐山》那张，吕老拍出来伟大、慈祥、生动的形象，让人们爱戴。从构图、到光线，都特别完美、特别集中。新的角度和影像冲击力，吕厚民做到了。”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多年，吕厚民用镜头记录毛泽东，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在他家里有几百个毛泽东像章，有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书籍。朱宪民说：“他和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兜里永远揣着毛主席像，只要出门总会佩挂主席像章。他戴主席像多在衬衣上戴，有一枚是我转送他的，纯金的像章。我说，吕老你这么尊敬毛主席，我只能送你！他的手表、领带夹很多物件上都是毛主席像。谁要说毛主席不好，他马上和你急。”

　　吕厚民也会和朱宪民说起在毛泽东身边的往事，心中充盈着感激。吕厚民身高1.66米，在毛泽东面前显得矮小，毛泽东说他是“短小精悍”。吕厚民的摄影作品《欢送志愿军归国》得了国际大奖，请他去古巴领奖，他胆怯，心里盘算：“怎么跟毛主席说？”他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主席痛快地说：“好啊！”

　　朱宪民说，吕老对主席有感情，是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觉得主席可亲可爱。一次，他对主席说：“主席，我能不能给你拍张照片？”主席说：“好啊。”吃了午饭，主席等在办公桌前，说：“吕厚民，你不是给我拍私人照片吗？我等着你呢！”

　　吕厚民住进医院，病号服上没能佩戴毛主席像章，但吕方记得非常清楚，挂在衣帽间的衣服上，都有毛主席像章。

　　领航中国摄影艺术30余年 “另一个”吕厚民也是天才

　　“文革”，吕厚民受到巨大冲击，一直到1978年，吕厚民才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朱宪民说：“在摄影界，吕厚民是有领导地位的。他对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摄影作品走出去，把国外摄影家和他们的作品请进来，都由吕老具体负责。”

　　1979年，吕厚民在中国美术馆把陈复礼的摄影展第一次呈现给中国观众，接着又将日本、法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摄影家请到中国。直到2002年退休，这30余年里，他一直工作在第一线。朱宪民说：“他的工作作风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团结专业的、业余的摄影家。以事业为主，顾全大局，有利于摄影艺术事业发展、民族文化摄影的，他排除一切干扰去支持！”

　　在摄影及其他艺术形式都追求塑造“高大全”形象的时代，要摆脱“文革印痕”非常艰难。1979年和1980年，朱宪民开始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吕厚民用商榷的口吻说：“是不是表现中国百姓太穷了？”不过很快，俩人就达成了共识。

　　由于把毛泽东拍得太精彩了，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吕厚民，就说这一件事。甚至有人说吕厚民只是有在毛泽东身边的条件而已，算不得大师。朱宪民说：“这有点偏颇，实际上，吕老也关注老百姓和祖国大好河山。我们要看到他的另一面和另外一些东西。这些年一发表就是吕厚民的毛泽东，所以把他更多好作品淹没了。”

　　正在做“新华典藏项目”的陈小波说：“大家只看到吕厚民的毛主席像，而我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摄影天才。1959年中国出了一本大型画册，画册应该告诉民众什么？主编说：当时广东发洪水，因为时间非常紧，要有一个技术非常硬的摄影师去拍，他想到了吕厚民。吕厚民拍了一组非常好的照片。这组照片，一是记录历史，二是有诗性，三是有情感的力量。我看到吕厚民留下很多这样的照片。实际上，毛泽东像把吕厚民的一些突出成就遮蔽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是每天领导都在握手开会。老百姓正常的生活状态，吕厚民也记录了很多，这些东西很珍贵。在吕厚民的职业生涯里，给毛泽东拍照只是一部分。”

　　朱宪民也非常清楚被遮蔽在“密”字文件里的另一个吕厚民。不过，吕厚民拍摄的中国百姓，与外国摄影家拍摄的不同。朱宪民说：“吕老有维护民族形象、维护民族尊严的观点。一个艺术家不热爱自己的民族，称不上伟大。”

　　朱宪民记得在法国搞国际摄影大赛，评出的金奖照片反映的是巴黎妓女街巷卖淫。当时法国的评委强烈反对。他们说，我们宁愿不搞，也不能诋毁法兰西和法国百姓的尊严。这就是民族感情问题。”

　　朱宪民和吕厚民正式一起工作始于1978年，一直到吕厚民最后一次住院前，俩人还一起拿着相机在外地创作。吕朱交往之深，无人可比。去年11月，他们把毛泽东题材的摄影作品，陈列在了湖南小东江摄影博物馆。

　　而吕厚民更多更丰富的作品及藏品，捐赠给了自己的故乡——黑龙江省依兰县。展览办起来了，可惜吕厚民没有看到。吕方说：“依兰县放的东西多，父亲的荣誉证书、评委证书、生活用品、书法作品、出国作品，主席出国照片、书籍杂志等，数量很难统计。家里还很多，也要分批送到依兰。而在湖南小东江，全部是主席照片。”

　　2015年2月18日，中国羊年除夕。家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吕厚民和大家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春节了，全家人团聚在病房。吕方本来想把病房弄成像国外圣诞节那样的气氛，母亲刘钟云觉得不合适。于是，在病房里挂了一串气球，祈求吕厚民平安……虽然用了两个护工，但吕方知道父亲来日不多，所以陪在身边，尽女儿的心。吕方说：“春节三四天，父亲挺平稳的，也开心，人来人往，像过节一样。”

　　朱天霓说：“吕老刚进医院也非常活跃，护工和医生都喜欢他。他尊重每一个人，不给身边的任何人添麻烦，去看他的人，他深表感谢。谁来看他，他都会问送来什么东西，嘱咐吕方姐要记住这份情。他在住院期间，比较虚弱，还一直说想去台湾，想和方姐一起去，回来搞父女影展。我们都答应陪他，鼓励他赶紧好起来……”

　　（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