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回到2009年12月6日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研讨会现场，我在发言中引用了金奖得主、美国摄影师利奥·罗宾芬的话，这是他在前一天新书发布演讲时谈及的对摄影、对事件的看法。
利奥-罗宾芬这本Steidl出版的图文并茂的新书名为Wounded Cities（伤城）。它缘起于2001年的9-11事件，他们家在那年九月初刚搬入曼哈顿一所公寓的顶楼，从窗口就能看见世贸双子大厦。事件发生时，利奥·罗宾芬身边就有照相机，但是他没有赶去拍照片。跑过两条街，就是烟尘弥漫的现场，但罗宾芬觉得如果去拍了，并不能承载他当时的感受和体验。有无数的照相机镜头会拍下无数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遭受袭击的地方看起来怎样，但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遭受袭击的场面了，我们看过太多照片是关于这样的。罗宾芬不会去拍这样的照片，但他也没有对此经验无动于衷，他需要追踪的是背后的东西，那些不同寻常之处。其最不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物理意义上的破坏，对他来说，在于对幸存者心灵所造成的伤害，这更加恒久。所以，罗宾芬一年以后才开始“伤城”这个摄影项目，从美国到欧洲、亚洲、非洲以及美洲其他城市，一些有过被摧毁经历、有着伤心历史的城市，他关注这些地方人们的神情。
利奥·罗宾芬认为，如果我们是在做摄影的事情，那么照片的魅力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照片的魅力，就是指照片独特的语言叙述和修辞方式。奥古斯特?桑德的德国人肖像，其时代背景是一战以后，德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动荡时期，他要为日尔曼民族拍摄在这个时代的众生相。但是这些肖像之所以能吸引今天的我们还在反复观赏，时代背景已经不重要了，人物背景也不重要了，首先是这些照片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形式魅力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少，比如庄学本的作品。关于这个，我想已经有很多的论述了，这里就不再多写了。而罗宾芬举出桑德的例子，就是想证明一个很浅显、但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道理：杰出的照片绝不是一时之需。
今天的我们在观赏奥古斯特·桑德的照片时，谁还会去详细分析钻研当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态势？只有被这些照片深深吸引以后，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才可能会有兴趣进一步去了解这些照片的拍摄背景。当时间如水流逝，当年那些壮怀激烈、扣人心弦、匪夷所思或者是令人满腔怒火、痛苦不堪、悲伤不已的事件，都会慢慢退去，都不再让我们真正感同身受，我们只会、也只能说：哦，当时是这样的啊，或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仅此而已。那么，剩下的有什么？
剩下的应该是转化了的情绪和感受，不再那么强烈刺目，但可能更久远、更微妙、更难以捉摸，这样的情绪和感受需要依靠照片本身的魅力来呈现。如果照片缺乏足够的魅力，那么，照片大费周章所想要传递、所想要保存的信息，将会随着时间而退去。比如，我们还能对明末清初或清末民初那时波澜壮阔的家国形势、社会环境感同身受吗？我们不能，无论怎样都不能了，因为事过境迁了。时间是残酷的。摄影如果只是单纯、匆忙而粗糙的记录，甚至是意见的发泄平台，这样的摄影注定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这样产生出来的照片，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文档而存在，就像许多在我们眼前一晃而过的照片一样，除非我们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绝大多数人来讲，不会有再三观看的意愿。
在那个研讨会上，我批评了我们国家摄影师的基本功。在连州布展时，许多新闻摄影师的照片，即便是拍摄同一个题材，也是大大小小，分明是裁剪过的。这就暴露出了问题：这说明这些摄影师没有最基本的把握能力，因此，照片本身的魅力，对于这些摄影师而言，与其说是视而不见，不如说是根本就无力去掌握。这样的照片，只是满足一时之需的照片，只是饭碗和任务的产物。
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评论引导有关。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摄影被加载了太多摄影以外的功能，中国摄影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垂青。以前是宣传工具，后来是思想解放的载体、勇做时代见证人、历史的注脚、警世的力量、世界的眼睛、普世价值观……无论怎样，这些宏大的建构基本上都是用集体理性或意志作为根基，都是用先验的理念和普遍性的立场作为凭借，以追求真理和客观的名义，似乎特意摒弃了个人感性的体悟和融入，摒弃了摄影语言、修辞、技术和形式的训练学习。我们强调态度、立场才是重要的，甚至对态度和立场任意拔高，似乎一张照片，有了鲜明的立场就够了，拍什么是唯一重要的，而怎么拍只是雕虫小技，不值一谈，如果有摄影师钻研技术和语言，会被视为玩物丧志。
中国摄影仍然存在庸俗化的危险。摄影话语分析或者符号解读时常不知不觉地写成了社会学报告。摄影话语必须保持一个恰当的分寸：援引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解释摄影的时候，我们不能颠倒过来将摄影叙述为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简单例证。摄影文化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而不是将摄影作为一个现成的包裹塞入已经贴上工具论标签的方格。
我曾经听一个摄影师说过他的照片是匕首和投枪，我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栗。韩寒曾讲过这样的话：“以前我很悲愤，当你看到矿难，你悲愤是人之常情，当我看到五十次矿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悲剧。不过当你看到第一百次的时候，你会有点儿觉得这其实是个喜剧。” 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我是怀疑的。我觉得许多中国摄影师，他们缺乏观看的素养和从容的气质，他们的内心世界单薄脆弱，很容易受外界的干扰，他们把摄影想象和操作得过于简陋粗暴了。
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韩寒的话就有这样的境界。在摄影师里面，比如古斯基的照片也是这样的，他的照片不是平视这个世界，而是腾空而起，居高临下，却又没有表面化的谴责、批判、揭露或者赞美、颂扬，他只是冷眼观察，不动声色，这并不等于古斯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只是他的内心世界不会受制、纠缠于纷纷扰扰的外界事物，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一时一地、一朝一夕，他看到的是人类的宿命。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安德里亚?古斯基把他的语言和形式锤炼到了一个相当非凡的高度。
在2005年，我曾经为《艺术世界》杂志做过一个专题，是关于二战60周年摄影的。在文章中，我提到了罗伯特?卡帕的一张照片：“不妨再看一看卡帕的名作——胜利后的人们围观声讨一个生了德国‘狗崽子’的法国女人。我觉得这张照片是由两个卡帕共同完成的。一个卡帕在1944年，那是二战后期，他被时代给出的必然性所支配，每个人物都在特定的位置上，正确与罪过，现世的孽缘与肉体的惩罚，战争的后遗症，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情景。但是还有另一个卡帕，他似乎是在时间的另一头、在2005年拍这张照片，他不受1944年的限制，他手里没有简单的社会标签，他把人物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这当然是张‘旧’照片，历史在它表面留下了刺目的印痕，但这又是一张‘新’照片，它依然能和今天的观众达成充分的共鸣，依然让人感到新如朝露，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所揭示的精神上的悲剧是指向所有时代所有人的。” 这就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好照片，它会打破、摆脱时间的限制。同样，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罗伯特?卡帕的这张照片，其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是较为完美的。
那么，有长久生命力的好照片依靠的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拍什么固然重要，怎么拍同样重要。在摄影中，态度或立场不该是一种成像的表述，而是一种气息，一种警觉，一种审慎，一种意志。我认为，照片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它不遵从这样的逻辑。它守护着个别和殊异，当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在世上行动和言说时，他与世界、与对世界的普遍理解必然形成复杂的验证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内在化到他自身中去，这种验证与对话是摄影区别于社会科学和其它视觉艺术的一种宝贵的思想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从摄影本身里面去寻找。
我一直没忘记2008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青年摄影师座谈会上栗宪庭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摄影和其他视觉艺术相比，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要紧，当传播能力更广阔、传播手段更强大的其他观看方式崛起时，摄影如果不重视进而丧失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式，被替代和边缘化就不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了。
至于立场等等，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此时，有必要重温一下苏珊?桑塔格的文字，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影像加入新闻业队伍，就是要引起注意、震荡、吃惊。”这样的照片，是“摄影事业的动力，并成为一种以震撼作为主要消费刺激剂和价值来源的文化的常态。” 但是，“在不间断地接触影像和过分地接触几个一再重复出现的影像的环境下，还有什么可令人留下印象的呢？影像的震撼和影像的俗套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她认为 “对这些照片的反应，并非都受到理性和良知的支配。” 事实上，那些常常令有些人感到“震憾”的照片，我是无动于衷的。而且，我确实很不明白，自从有照片和电视以来，我们已经见识过了无数天灾人祸的影像，“还有什么可令人留下印象的呢？”
2009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我一共策了十六个展览，在卢广个展的前言里有这样的话：“我怀疑我们观看照片，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去处，是为了自己有路可走，是为了自己能站在一个高地，是为了自我宽慰或自我救赎，总之，我们在镜头的后面。摄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使我们既能看见，又不至于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我们在‘摄影’的框架内进退自如。这是摄影的局限，也是人心的局限。” 我们用照片为自己建筑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个高地上，我们轻而易举地撇清了自己和照片所反映内容的关系：看，这些多么令人震憾啊！这些是他们干的，和我没关系，而且我还有勇气揭露这些，我是多么勇敢和具有正义感。
在我离开连州前的早餐时，利奥?罗宾芬送给我一本Wounded Cities，他说注意到我在听他演讲时的眼神，觉得我能理解他。是的，我能理解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摄影师。在连州布展时，罗宾芬的展览是最让工人受累的，连续两天两夜，就为了挂起十几张照片，他的策展人陈泱，为了贴在墙上的展览名称几个美术字，自己到街上寻找广告公司刻字，而一旦布展完成，展览形式和那些照片散发出来的气息，让我折服。再联想到罗伯特?普雷基带来的唐·麦卡林、安妮·莱博维茨等大牌摄影师的展览，都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他和工作人员还在追究、调换几张在色彩影调上不到位的照片，在那个时刻，我感到羞愧。相比较于这些精益求精的策展人和摄影师，我们在形式和语言方面下的功夫、对照片魅力的不懈追求实在是太少了。
那些外国摄影师的照片，同样在街头、在战场、在人群中抓拍，但是他们几乎每一张照片，即使我们不了解其背景，无论从哪方面讲，也是具有魅力的艺术作品。这的确让我感慨，这是些不会被时间击挎、被人们遗忘的好照片。我们还相距甚远。
（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