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乌卡·莱蕾作品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特殊的中国社会状态无疑是一大笔丰饶的遗产，但在满心欢喜继承和肆意挥霍的时候，恐怕没人会去考虑这份免费遗产将来可能带来的尴尬。事实上，从社会主义红色中国到市场商品经济中国的急速转变，无一例外都可以在他们的创作中找到这份遗产对应的浓烈痕迹。作为生长于这个特定时期的艺术家，他们不但经历了难以置信的社会和生活方式转变，而且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加之一个正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这个时代作了转述、界定和评判，不管是政治波普符号还是艳俗主义，或者是社会日常性的物质图景，创作似乎都被赋予了过多的思想。当沉重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惟一特征的时候，遗产令人尴尬的一面开始呈现：当代艺术貌以丰富的语言实则是贫乏的，恍若喧哗之后的空寂;看上去无以穷尽的疆域，突然变得狭窄甚至于难以穿行。继承了这样的一笔遗产，却让当下的艺术创作陷入了一种埃舍尔式的窘境，想必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当然也包括观念摄影艺术家在内始料不及的扫兴事。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推介同为观念摄影艺术家的奥乌卡·莱蕾出场，我个人认为显得特别有意思。奥乌卡·莱蕾成名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同为女性的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Sherman）一样，作为欧洲的摄影家跻身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的行列。与中国的观念摄影艺术家相比，她的创作生涯差不多提前了将近二十年。但她的艺术手法与中国同行并无二致，也是观念与主题先行，借助戏剧、想象、装置、摆拍、拼贴等来完成作品。如果非要比较找出不同，恰恰是她舍弃了生活中时常显示的让中国观念艺术家引以为傲的沉重，而是把生活中轻逸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类似的遗产在欧洲并非罕见，正如沉重与轻逸一直为这个世界上许多艺术家所探究。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创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达了与中　国当代艺术家相同的苦涩的认可：认为生命没有重量是难以承受的。而意大利作家伊泰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声称，“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我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非缺陷。”归根结底，通过对重与轻的态度表现出了他们不同的生活以及价值取向，态度差异不过是因为各自面对不同的现实命运而已，但他们最终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生命中需要轻。轻的核心正是藐视和唾弃沉重，追求心灵上的最大自由度，寻找人性的优雅与极致。在我看来，轻逸正是奥乌卡·莱蕾探究世界以及人类生活某种状态的手段和愿望，也是她摄影作品风格与品质的依据。

　　轻逸可以从对对象的选择、对角度的选择中得到，比如对细微、隐秘、细琐、幽黯，甚至于想象力的选择。作品《你记得吗，芭芭拉!》（1987）所表现的场景显然是某场残酷的战争，但奥乌卡·莱蕾却选择一个童年的视角来回应自己的记忆。儿童视角有助于拉开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回避了政治事件的沉重。类似的还有《仲夏夜之梦》（1986），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模仿让作品洋溢着轻盈的戏谑气象。“发廊”系列、《吻》（1980）、《马德里》（1984）中对物质、自然的和谐态度，让人感受到艺术家心灵的轻盈和优雅;即便像《伤如雾中之阳》（1987）《一位心爱之人的声音，他已离去、但无甚大碍》（1990）这种痛苦爱情绝非“轻松”的题材，也被她一一化解在灵魂和实体之间、在理智与智慧之间，进而消融在舞台背景那夸张而矫饰之中;而拍摄于1998年同一时间的《而那儿……》、《……隐藏着》、《……柔软的……》、《……神秘……》，画面深处时而隐现的猫，让沉重的肉身和欲望得到了消解。猫和《看着我》(1999)中那根伸进画　面的手指，以及《维纳斯的镜子有鳞》（1985）中的鱼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情色的象征，但这是有尺度的，仅止于此，奥乌卡·莱蕾不会让自己的作品从轻逸的情色滑入色情沉重的泥潭。这样的轻逸是有价值的，既是审美的又是知识的，让她成了一个超越了道德羁绊的、追求自由与快乐的视觉诗人。

　　“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Perseus）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我所寻求的轻逸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溶，不应该像梦一样消失……”这是卡尔维诺说的话，奥乌卡·莱蕾似乎进一步作了叙述和阐释，而坐在说话者对面需要聆听的，最好有那么几个眉头紧锁、被沉重的遗产压弯了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