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对监狱的第一印象是很干净，很整洁，像个大花园。
等真正见到服刑人员，叶子才发现监狱确实就是监狱：“我的回头率从来没那么高。在惩教分监区，服刑人员微笑欢迎我，但那种眼神让我由衷地恐怖。”从监狱出来，叶子和宋早贝买来了超大的裤子和T恤，只要去监狱就穿得像水桶一样。
2012年夏天，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叶子和她的小伙伴贾坤、宋早贝“入狱”四个多月，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某监狱尝试了一次“美术治疗”。2013年10月19日，“美术治疗”项目催生的四百多幅绘画，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教学汇报展上展出。这些画的作者不能出席展览，他们的照片也都用马赛克挡住了脸。“我们和监狱签了保密协议，不能泄露服刑人员的姓名、年龄、罪名等隐私。”叶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用儿童的方式看一束花
除了保密，在狱中还有很多“不能”：课堂上不能出现尖锐物品，课外不能与学员接触交流，不能私下传递物品，不能对外讲述监狱细节，不经批准不得对非相关人员展示学员作品……
接受“美术治疗”的服刑人员由监狱管理方挑选，从二十出头到老爷爷都有。有大学毕业的，有字都不太认识的，罪名不同，刑期不同，惟一共同点是这些人都没有美术基础。他们来自两个监区，一个班是患有传染病的服刑人员，8个人。一个班来自“惩教分监区”，5个人。患有传染病的服刑人员，其实就是艾滋病患者；“惩教分监区”的服刑人员，是在监狱里继续犯错误的人。
第一堂课用来打消学员对纸笔的陌生。第二周，叶子抱去一束花：画吧，不需要专业技巧，能把你看到的花画下来就行。
2009年，叶子从法国学习美术回来之后，曾在艺途社工事务所担任美术课程教师，给酒仙桥社区的精神及智力障碍学员教课。闲暇时参加禅修班，认识了首师大心理学系研究生贾坤。贾坤曾在两所监狱做过4期“正念减压”项目，每期6个星期。减压对象包括短刑犯、长刑犯，还有狱警。
“正念减压”通过打坐、冥想、站立式瑜伽等方式调节身心状态，“正念”就是“活在当下”——铲土就安心铲土，除草就安心除草，不要纠结于过去和未来。该疗法1970-1980年代创立于美国，最早应用在慢性疼痛患者身上。
叶子和贾坤谈及国外针对精神病患者、智力障碍患者、囚犯等特殊人群的美术治疗，一拍即合，又拉上做社工的宋早贝，一起琢磨针对服刑人员的“美术治疗”方案。
监狱管理工作中有一句经典言论，前半句是“犯人再坏也是人”。监狱教育改造处处长刘卫丹知道美术治疗，早想尝试但找不到合适的人。他对美术治疗的诉求非常简单——你们真能让他们快乐起来吗？“我说没问题，我们教过的精神病人和智力障碍人员都很高兴。”叶子说，为了这个“高兴”，监狱大门向三个年轻人敞开了。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的杨畅全程陪同叶子的狱中美术治疗。杨畅学的是应用心理学。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引进“美术治疗”的大背景是司法部门正在尝试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社会化”——敞开大门，把各界专家学者引进监狱，把包括心理矫治在内的各种先进方式引进监狱。“监狱系统的竞争一定是改造质量上的竞争。”
中国传统的监狱改造俗称“三大手段”：狱政管理（监狱生活规范，奖惩措施等等）；教育改造；劳动改造。1990年代以来，“心理矫治”逐渐成为第四大改造手段。司法部对“心理矫治”的重视也前所未有，曾专门发文要求监狱建立“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杨畅到过江苏、山东等地的监狱，“和北京监狱管理局一样，这些监狱里的‘心理矫治’都设有专人专岗”。
美国学者认为，犯罪人群是“社会精神卫生的洼地”。“我们曾联合北大做过调查，服刑人员很多有人格障碍，与童年的病态人格有很大关系，不能理智地正确地面对挫折，不能很好地与人相处，不正常的诉求……”杨畅说，监狱管理方不可能对每个服刑人员都实施一对一的心理咨询，监狱不能“包治百病”。
叶子用美国艺术家、心理学家贝蒂·艾德华的着作《像艺术家一样思考》为蓝本初步拟定了教学方案。这本书教人在5天之内学会画素描，它教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用右脑绘画”。
方案分几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消除学员对纸和笔的恐惧，能够自由使用绘画材料；第二个阶段是学会观察前人画作和现实生活；第三阶段，开始尝试表达；最后是自由创作。
课堂上，服刑人员的名字不再是数字，可以用本名，也可以给自己取个外号。叶子不教技法，只教如何观察，比如用儿童的眼光仔细观察一束花；可以随性创作，如果临摹，不能照搬，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我们不设立审美标准，分享作品时鼓励大家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指责，每幅画得到的都是鼓励。”贾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叶子设定的目标是提升他们的自尊。
一束花和自尊有什么关系？“脾气暴躁，缺乏耐心，是不可能画好一束花的。当他把花画下来，在作品上签名，这就是一种自我肯定。”叶子说，当你用儿童的方式看一束花，你会仔细看每个花瓣上的纹路。陪同上课的狱警也不由得感慨，原来自己好久没仔细看一朵花了。
一堂课下来，两个多小时没人乱动，下课都不愿意走。
“爸爸你真壮，我怕，我怕呀”
第一堂课后，叶子有了信心，一周四天泡在监狱里，每天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每堂课两小时。指导教师周思旻着急了，叶子，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
叶子进监狱，周思旻原本大力支持。周思旻的弟弟在日本教画画，“那个画室来的都是白领、主妇，绘画的目的就是缓解压力，熏陶气质。当时我就想，多少年以后我们才会有这种画室？”
就在三五年前，周思旻还觉得中国离那一天遥不可及。央美的不少学生为了挣钱，休学办考前班，上课时有一半人不知道去干嘛了。
但叶子一头扎进监狱。追问她在干什么，她说自己签了保密协议，暂时不能把作品拿出来。“这个时候我只能靠信任继续支持她，其实我心里也打鼓。”周思旻说。
四个月后，叶子带着四百多张作品“出狱”。这些作品有写实的，有抽象的，有速写有漫画，乍一浏览完全看不出一点监狱色彩。有吃面条的人，叶子说那是服刑人员画的同伴的吃相；有双喜字，有花草树木夕阳，还有临摹的广告画——“猫咪的营养点滴”、“纯天然葡萄酒”。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画作像是儿童生活漫画，画作边上的文字标注是冷酷的——“爸爸你真壮，我怕，我怕呀”、“这样对待孩子太残酷，警告那些家长，虐待儿童是非法的”……
一个老师认为最好的一幅画是“童年的家”，绿窑洞，红砖墙，黄土地，一个孩子和母亲背对背站着，一条小路，路边芳草萋萋。作者说那是他老家的路，他在北京好多年了，他特别哀怨地说好多东西都记不清了。“这是他最努力画的一幅画，他说没画好，我们表扬他也不信。他说画得他胃疼，晚上睡不着觉。”叶子说。
有位学员刚开始进入课堂就干坐着，可以和你说话，可以和你笑，就是坚决不画。他第一次认真画画，画面绝大部分是光芒，而右下角黑漆漆一团，签着他的名字。他说千山万水、光芒万丈都和我没关系，我就在那个地方猫着。“他把美好的东西画得那么美好，越美好越拒绝，好像很有主见、不被忽悠的样子。”叶子说，他也是第一个敞开心扉的人。
叶子根据德国着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理念：人人都是艺术家，放了一些幻灯片，告诉学员生活中处处可以创造艺术。其中有幅摄影作品，路灯照射下来，影子像钉子一样立在街道上。这个学员忽然站起来，两眼放光：“老师，这个东西我刻骨铭心。”接着他讲起他童年时遭遇家庭暴力，经常离家出走，夜里在路灯下徘徊，不知去向何方。
他后来画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钉子。美术治疗项目结束之前，他就出狱了，他很宝贝自己画的钉子，带走了很多。
也有人越画越怕。有位学员一开始画得很好，两天之后说，老师我坚持不下去了。“他是惟一直接告诉我不想继续画画的人。”叶子说，画画时有音乐听，又不用干体力活或者窝在铁窗里，他却不想来。
狱警告诉叶子，这个人干活不惜力，但总是在自己将要得到减刑时就忍不住打架，等他出了“惩教分监区”继续努力，然后再把自己将要得到的东西亲手毁掉。一位很了解这个人的老狱警听说他在画画很诧异：他怎么能画画？他种地很努力，但你让他缝皮球他会暴躁不已。
贾坤建议他把自己最不痛快的一天画出来。叶子鼓励他说，好看不好看无所谓，重要的是画出来。结果他真的画了，画面是一个漩涡，漩涡中间是一个红彤彤的血滴。
宣泄出来
那条监狱管理工作经典言论的后半句是，“犯人再好也是犯人”。叶子上课时，辅助上课的有6个人，两个狱警加4个定点哨。
周思旻说，如果留神看，还是能看出叶子带回的四百多张绘画作品中隐藏着一种“心里发紧的感觉，不那么自由舒展”。
有几张画画得特别仔细，叶片上的纹路和褶皱细密如工笔，仿佛在实施某种精密的计划。“这个人是高学历，一眼就能看出来。”叶子说。是不是高智商犯罪？叶子笑而不答。她在监狱的管理系统中看过每个学员的档案，但不能对外泄露。
一张画上写了一首诗：“悔恨几时休，强忍泪不流；待到自由时，举杯庆自由。”画的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蝎子。“这个人文字功底非常好，他的画背后都有大段大段的心得，只是当这些话和画面配起来，总是让人感到语言是多么苍白。”叶子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语言往往是一种掩盖。在学员自由创作的画作里，还有写着“厚德，包容，创新，爱国”、“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这是不是学员真实的心声？“我确实不知道。”叶子说。
叶子把一些面具素坯带到课堂让学员随意上色。“面具是人的第二张脸，用面具作画更能直接地释放内心，修补人格。”展览时不同的老师都被一个通体墨绿的面具吸引，说这个好冷酷；面具的作者跟叶子说，这个面具是铁头功，我也是铁头功。后来知道，他是用脑袋撞玻璃之后才进了“惩教分监区”。他还画了一个脸上全是鳞片的人，像是蛇皮，那张蛇皮脸还在笑。
有一幅画，画的是葡萄架，每串葡萄都对准一朵盛开的黄花。美院一个老师猜测，这个作者可能有性方面的焦虑。“他不会用语言说出来，但绘画时潜意识就会宣泄出来，达到减压效果。”叶子说，正视宣泄，就不能回避监狱的性压抑问题。一位学员在画本封面写了两行字：闲暇书笔墨，本开性趣来。“愿意直面就是一种勇气，越藏着就越是事儿。”叶子说。
监狱故事，大家都希望听到一个戏剧化的结尾，比如某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把A变成B，只是疏导，让人舒畅。画画就是一种宣泄，效果和摔酒瓶子一样。给服刑人员以存在感和安慰，才是美术治疗的重点。”贾坤说。
杨畅的看法是，只要服刑人员坚持4个月一直沉浸在审美氛围之中，本身就是一个“修补人格”的过程。“我们对美术治疗不会抱有过高的期望。应该这么想，它至少不会把服刑人员变得更坏。”
传染病班有位外籍学员，本来只是给另外一个想画画的学员做翻译，他喜欢音乐，尤其喜欢打非洲鼓。上课时他看到音箱，画画的兴趣上来了，他画的音箱完全不符合透视原理，两侧都冲着前面。后来他画了七十多张画，是作品最多的学员。
有一天，叶子展示了一幅画，沙漠黄昏，两个人看夕阳。这位外籍学员对叶子说，我想家了，课程结束之前我希望能把这幅画画出来。接下来他就反复地画，每张画都不一样。最初是两个红色的人坐在红色的沙漠上看红色的夕阳，越画，人的色彩越淡，最后一张画里没有人，就剩一个鱼状的太阳。
这位外籍学员过生日时，问叶子能否把自己的照片给他一张，这在保密协议里是不允许的。“后来他把自己的《圣经》给我，让我在《圣经》上画了幅自画像，这已经是狱警对我最大程度的让步了。”叶子说。
当叶子带着四百多幅画回到学校，周思旻放心了：“对我来说‘美术治疗’不是监狱学员的成长故事，而是叶子的成长故事。”
项目做完后狱警和服刑人员都很满意。狱警朋友们跟叶子开玩笑：等你毕业了进监狱吧！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