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潘皓，最大的收获就是意识到所谓习作与创作的分野有时候竟有着天与地般的距离，有时候则会完全是同一的对象，其中的差异不容易就清楚，往往也不能说清楚。但是，恰恰是这个既说得清楚又说不清楚的分野，处理得好则会成为新风格的起点，成为摆脱学生时代的“学生腔”的难得的机会。在国内读书时，潘皓总以为习作与创作是不同的两种状态，画习作时是在练习“技术”，训练“观察能力”，创作则是表达“思想”与“情感”。这种教育很容易使学生处在一个颇为茫然的区域内，常常为“创作”而苦恼甚至觉得“创作”是一件“事情”。后来潘皓去了日本，他在日本偏偏不是学习日本画，而是去学习西方的油画，便不可避免的是他由此而巩固了一种东方的眼光，一种在潜移默化当中去体认东西文化交错时所产生的价值观。这种眼光和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他的对创作的认识上。他开始意识到，他在平时所画的一笔一划，所创作的作品，根本不需要去区分究竟是“创作”还是“习作”。他不是在简单地训练“技巧”，而是在寻找一种“语言”，并通过寻找“语言”的过程来寻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而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达”。
由是，潘皓开始把眼光盯着自己平时的生活，他的周围的人和事，他身边的朋友们。他也不再回避留学生活中的种种起伏跌荡的情绪。他所画的《红色的梦》、《黄灯光下》、《涛声》、《白色的记忆》之一与之二、《画室》《红色的道》等等，其实都是取自自己对周遭环境的真接反应。在这一批留日的作品中，潘皓开始尝试建立一种适合自我特点的语汇方式。那种明确的色块与几何形体的结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画家内心的燥动不安，这是一种流落异国他乡的孤独与徘徊的无法排遣的落寞，一种青春期的狂热与跳跃。结果，潘皓通过他的作品同时也有效地表达了对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感受。
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他真的开始了解日本了。在这个崛起于近代的亚洲强国同时又是一个在地理上受着诸多限制岛国上，他体认了一种精神；或者说，他在日本精神环境的潜移默化之下，在他的原有的东方情趣上增添了一种细腻与精致。
从语言上来说，潘皓无疑受到了塞尚的影响，这个影响又可以追朔到他当年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时著名画家王肇民的水彩画风格。他的色块与块画是合而为一的，具有在平面产生深度的绘声绘色画效果和在视觉上的运动感。这种方式成了日后潘皓作画的基本风格原点，也构成了他后来所有作品的言说方式。
回国后，潘普照有过一段短期的波动，便很快他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适应了国内的生活节奏，便于工作开始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我称之为用油画写“日记”的阶段。
潘皓依然沿着在日本时所形成的思路，坚持一种日常的“创作”状态，不去刻意地把作画分为“习作”和“创作”。这时潘皓已经有了一个中日结合的家庭，这使得他有着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他的创作方向；同时又由于他已经形成的作画特点，又决定了他的创作不可能离开自身的生存状态。结果他把他的眼光转向了家庭，转向了他的夫人和孩子。结果他一发而不可收地用油画来叙述他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几乎每个细微的动作和情趣都转变成了画中的形象，夫人、孩子、家具、房间等等，共同组成了一组组温柔的画面。画家情不自禁地也置身在这个氛围中而自得其乐，不能自拔。象《圣诞节》这幅画，可以说是潘皓这一系列作品当中的最为完整的一幅。在这幅画里，家的技巧、对颜色的处理和对形的处理都江堰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要的是，画家通过他的实践，有时效地证明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并不容易做到的道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本事正在于在日常生活的凡人琐事当中，寻找到足以入画的细节。“创作”的意义正在于这里，它是与艺术家的个人心态紧紧相联的，伟大事业大的艺术正产生在每日每时的感受当中。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