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郎绍君

    四月下旬，故宫博物院在武英殿举办了《宇宙心印：刘国松绘画一甲子》特展，并由著名美裔艺术史家李铸晋主持了以 “刘国松与现代水墨”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刘国松向故宫捐赠了作品。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在画册前言中说：“故宫博物院是庋藏中国艺术传统的宝库，也应该是荟萃当代中国各个地区艺术创新精品的殿堂。”这标志着故宫博物院收藏方略的变革。此前，故宫已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吴冠中、范曾的捐赠。刘国松是当代台湾和华人世界最著名的现代水墨画家之一，他的入选，使我们对郑欣淼所说要“荟萃当代艺术创新精品”的宣示，有了实在的认知。

　　刘国松原籍山东青州，1932年生于安徽。他的父亲是个军人，母亲带他和妹妹随军迁移，居无定所。1938年，父亲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兄妹二人随母流亡于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西等地，历尽艰辛，小妹也不幸夭亡。1948年，他考入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次年随校到台湾，后又破格考入台湾师大艺术系。在师大学习期间，他受教于黄君璧、溥心畬、金勤伯等国画家，也受教于朱德群、廖继春、孙多慈等西画家，19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刘国松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那时，他不满于台湾画坛的保守，钟情于欧美现代诸流派的创造性，于是联合几个同学创立了“五月画会”，竟得到了广泛反映，掀起了狂飚式的台湾现代艺术运动。在绘画上，他提倡“抽象化的平面表现”破除“模仿自然”的老传统，而他和他的同道所摹仿的对象，正是二战后在美国出现并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1959年，刘国松被聘到台南成功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暂时脱离了喧闹的台北，由于建筑艺术的启发，他开始反省自己的“全盘西化”，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同年他又写道：“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应首先了解‘自己’，然后具备了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热忱，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或套上眼罩了。”从此，他走上“国画改革”的探索之路。

　　刘国松的“国画改革”探索，是大胆、不拘一格和生气勃勃的。50年代末，他曾在画布上涂上石膏，再以水墨和油彩画半抽象作品，并试图以这种画法和抽象结构“诠释”《溪山行旅图》一类古代经典；60年代初，他放弃油彩，回到水墨宣纸，但不用笔墨方法而采用拓墨法和拼贴法———把刷染于皱纸、皱布上的墨色拓印到宣纸上，制造出类似树石肌理的效果，然后再加以拼贴。接着，他发现一种附有粗质纸筋的纸可以利用———画上墨再撕去纸筋，就形成类似自然肌理或书法飞白的效果，于是他请纸厂特制这种“刘国松纸”，在坚持拓墨法、拼贴的同时加上了“撕纸筋法”。这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多先用大笔挥写出有草书般动感的、粗壮的抽象笔线，然后经过撕纸筋、拓印乃至渲染处理，形成有似雪山、云雾般的意象。刘国松多才艺，能诗能文，他赋予这些抽象性作品以诗意的命名，如《连嶂起》《流动的山峰》《春梦无痕》《寒山雪霁》《春醒的零时零分》《升向白茫茫的未知》等等。这些又不失水墨韵味和诗意境界的抽象半抽象作品，给台湾画坛注入了虎虎生气。诗人余光中著文赞美说，这些作品“是水的感觉，云的感觉，风的感觉，有限对无限的向往，刹那对永恒的追求。”1964年，刘国松的“现代水墨”探索被美籍华裔艺术史家李铸晋教授发现，那时李铸晋先生在爱荷华大学教授亚洲艺术史和西方现代艺术史，他意识到以刘国松为代表的台、港画家的现代水墨探索，融会了中西古今，为东西方的艺术交流开辟了一个新途径。于是他就在美国策划了为期两年的“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巡回展，展出刘国松、冯钟睿、庄喆、陈其宽、余承尧、王季迁六人的探索性作品。1966年，李铸晋又特别推荐刘国松获得洛克菲洛基本会的环球旅行奖金，使他得以用二年时间周游美国和全世界18个国家的90多个城市，对西方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走到哪里，都不停作画，欧美画廊开始找他签订合同，他的生活和地位也开始得到改变，同时期，他的一些探索现代艺术的同道也陆续移居欧美。这些都没有动摇他返回台湾的决心，因为他得到的认识是，他看到了艺术“民族性的重要”。

　　1969年，刘国松开始创作“太空画”。这是受了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和所拍照片的启示，以方圆结构和拼贴、拓印、撕纸筋诸方法画月亮、地球、太阳和天体运行，著名作品如《地球何许》《月之蜕变》《午夜的太阳》等。其中《地球何许》获美国“主流69”国际展绘画首奖，并被称为“走在时代最尖端的第一位太空画家”。此后几年中，他画了数百张“太空画”，构图大抵是一圆一弧，但变化色彩与肌理，加用喷洒的方法，制作性和理性符号的性质更强。1971年，他离开台湾，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艺术系任职，在钱穆所创办的这所有深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学院里，他感到“太空画”过于接近西方现代艺术，想在风格上向传统艺术再靠近些。此后大约十年间，他作力最多的是探索水拓画法——将色彩注入水中，形成自然飘浮之状，再以纸吸附。这样拓出的画面，会出现一种自然流动、似云似山的效果，再因势染画，把偶然性的水拓肌理与人工描绘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幻境般的自然成纹的画面。他认为，这种水拓的效果与古人所说“张素败墙”之意相通，他非常高兴，认为自己把中国绘画“从传统的笔墨桎梏中解放出来”了，甚至提出了要“革‘笔’的命”的激进口号。不待说，水拓法扩展了水墨画的表现力，但包括水拓法在内的任何无笔制作方法，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毛笔和笔墨方法，画家的个人的创造可以被传统所包容，但无法代替深厚而恢宏的传统本身。

　　1991年刘国松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返回台湾任教，并更加积极地活跃于台湾画坛。不久，台湾艺术界受到泛政治化“本土意识”的影响，出现了水墨画“不属于台湾本土”的论调，刘国松据理加反驳。指出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制造的怪论。他说，台湾水墨画和现代水墨画乃是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真正属于台湾以至中国的“本土绘画”。（参见李君毅《宇宙心印：刘国松的艺术创作与思想》）。在创作上，他继续探索各种新的制作方法，如渍墨渍色法、画面分割与多幅组合法等。新世纪之初，他在上海购置了别墅，到大陆各地旅行的次数更多，云南石林，湖南张家界，四川九寨沟，新疆，西藏，都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大量新作陆续问世，其中《西藏组画》《九寨沟系列》最受瞩目。《西藏组画》虽也用了制做法，但意象具体，有明显回归写实作风的特点。《九寨沟系列》主要用渍墨法在绘图纸上完成，墨色交融，有一种清丽可人的透明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回归传统的趋向。

　　刘国松虽已75岁，但依然身体强健，精力旺盛，大声说话，步履如飞，朝气蓬勃地探索着。他表示五年后再来办新作展，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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