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卫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成热门，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届又一届艺术博览会上传出的喜讯，到一次又一次拍卖行里创下的佳绩，再到一家又一家画廊开张迎宾的热闹情形，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中国当代艺术不仅已经从过去的地下转入了地上，而且正在占据着经济市场，成为了文化消费的投资中心。

    墙内开花墙外香

    这无疑是许多艺术家企盼已久的结果，也是几代艺术家的努力换来的收获。对于这样一个热点的形成，我们在高兴之余，也会生出某些担忧。

    如果说是市场的泡沫抬高了中国当代艺术，使其借助于经济的辐射散发出了斑斓的色彩，那么随着这种泡沫漫无边际地扩散，势必也会干扰人们的视线，使大家在关心价格指数的同时而忽略比价格更为重要的那个核心内容，即艺术品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

    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繁荣背后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自身的文化判断。正如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上几乎所有走红的艺术家最开始均是被境外操作成功一样。

    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孕育出来的结果就是对墙外的气候过分依赖，尤其是当这种墙外的余香借助墙内气候的好转又悄悄弥漫回来之后，更是容易导致盲目地跟风。

    西方中心主义的旁注

    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天多元的名义下表现出的单向度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就像在方力钧之后，许多的画面突然都变成了撇嘴傻笑的光头，王广义之后许多的画面则一下子由凝重而变平涂，张晓刚之后许多的画面更是一概换成了虚虚乎乎的效果一样。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方力钧、王广义和张晓刚等人，在一个历史的特定阶段创造出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图式。这种被某些批评家称之为“图像的力量”的典型中国图像，最先所依托的其实并不是艺术价值的标准，而是与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

    紧扣着意识形态的影子来创作艺术作品，是一种典型的“民族讽喻”（杰姆逊）方式。所谓民族讽喻，就是忽略人类的普遍性，而强调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并刻意夸大这种特殊性。问题并不在于是不是应该表现这种特殊性，而在于我们的这种特殊性是否具有艺术的普遍原则。

    什么是艺术的普遍原则？那就是从人的解放到审美解放的精神突破与形式创新。西方现代艺术的诞生正是从这个角度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比如抽象艺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不是单指抽象形式所包含的某种意味，而是这种抽象解放了过去古典写实主义的羁绊，讴歌了人性的自由解放。

    中国当代艺术在一个所谓后现代的语境下，回避现代性的这样一些根本命题，而以某种民族的特殊性来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必然会被自己所设计的特殊性束缚起来，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旁注与自我边缘化的身影投射。这其实正是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于国际舞台上始终只见价格飙升，而不见文化影响的原因所在。

    背离当代艺术的精神实质

    令人担忧的问题也许还不仅仅在于此，而在于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通过西方市场的反馈，渐已替代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标准。当我们更年轻一代艺术家们也都纷纷陶醉在这样一个市场标准中，你追我赶地塑造出同一张面孔、同一种意识时，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当代艺术的精神实质。

    如果说当代艺术是以现代性为内核，那么现代性启蒙的正是人的自主性，即个人的精神自由。而中国当代艺术由市场规范出来这样一种泛意识形态的创作模式，恰恰是对个人精神自由的抹杀。以这种对个人性的抹杀来吸引西方当代艺术市场的关注，最终只会导致猎奇与惊诧，而绝不会是更高层面上的艺术欣赏。这就如同我们看待一些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样，眼球里除了异国情调，恐怕就只剩下了落后、贫穷与苦难。

    文化的不平等，往往不是别人强加过来的一种意识，而是自己给自己设计好了的一个走不出的圈套。正如过去的中国以天下中心自居，闭关锁国，无视周边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自身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一样。如果今天又急转一个180度的大弯，完全依赖着西方商业市场给出的价格标签，不能不说是一种当代文化的缺失。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