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夫妇在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美术馆举办杨先让回顾展与徐冰合影｜作者供图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宝藏，都是唯一的。当我的学生遇到挫折时，我就会说：我的一位老师在我处在低谷时对我说过一句话：‘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珍惜自己的才能。’ 这位老师就是杨先让老师。

　　现在想来，人一生中在一位偏爱你的老师的关心下成长，真是件幸福的事。”

　　去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推出了一个项目：“邀请全球120位重要当代艺术家，从馆藏中选出最击中他们内心的作品与观众分享”。我选择了法国画家米勒的《干草垛：秋天》。最“击中”我的是米勒，这让大都会的人着实有些诧异。

　　我分析了画中天气的变化：在秋天，农民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收割，此时农民内心的焦虑被画中聚集的乌云表述着。远处村舍一缕温暖阳光，强化了情感被带入的张力。米勒用平等的方式描绘人物、生灵、草垛、农舍。画家以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宿命视角，表达的是对自然给予的感恩。

　　我的解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特别满意。我心想，当然，我有与画中同样穷苦的农民共同生活和焦虑的经历，我有我的老师从我们的社会视角对米勒的解读。

米勒的《干草垛：秋天》

　　“文革”结束，我有幸进入了中央美院。在那个“假大空”遗风还未清理干净，又开始迷恋欧洲学院素描和形式美探索的年代，杨先让老师给我们灌输的却是这些之外的东西——朴实的艺术。他讲得最多的就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

　　他说，“米勒主张‘我的纲领是劳动，无论谁都非进行体力劳动不可，其余一切全是空想的打算’。这是米勒艺术的根底，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开大地就不能生活一样”，让我们理解米勒艺术静穆与沉默风格的来源。又说：“米勒不用那种使人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涩不清的情节，去让读者打哑谜（现在看，这简直就是当代艺术的通病），而是通俗易懂、简明单纯的艺术方法。”他还从马克思对法国农民利益与资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析，引导我们懂得艺术背后更大的命题。

杨先让近照。（作者供图/图）

　　二年级第一学期，杨先让老师、詹建俊老师带我们去辽宁兴城海边写生。我们八个同学，由两位大画家老师带着，每天带着画具，撒出去，晚上收回来，把一天所画摆出来由老师点评，这真叫“时代宠儿”。

　　有一天我在船上画补网的渔民，那天好像开窍了，有意识避免漂亮笔触和流行线条，体会着老师说的：“画速写不是要求画得快，而是要求画得实在，像米勒那样，要有生活味儿。”我那天决心用米勒的“态度”把对象实实在在地画下来；一实在，劳动人民的辛苦沧桑、破衣烂衫就出来了。展示作业时，大家觉得把劳动人民画得也太苦了（这可是感情问题），我心里也没底了，看杨老师怎么说吧。

　　那次杨老师表扬了我：“徐冰比较认真踏实，每天都进步一点，上次那一张总的来说还可以，但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张补上去了，开始有点真实的生活味了。”（受了表扬，笔记本上记得还挺清楚。）

　　学生的试探，就像蜗牛伸出的触角，敏感又脆弱，一旦受到损伤也许就再也出不来了。在思想进展的某一时刻，某人的一句话、一个点拨，都是至关重要的。设想，在那个节骨眼上，如果换一个人点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向莫迪利亚尼那样，用强烈的形式感表达普通人的内心……这话都没错，那可能我今天就是另一个徐冰了。

　　这就是老师的作用。杨老师对米勒的解读，后来以题为《生来只知道土地》的文章，发表在1978年第3期《美术》杂志上，也收录在他的文集中。现在重读，像是在回寻自己基因中存在的一种东西。

　　有一次杨老师把我的作品推荐给《美术》杂志，需要写篇创作体会，这是我第一次写发表用的文章。这之后我就学着写些随笔，前段时间居然还出了一本文集。其中一篇里有这样一段：

　　“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对艺术的这种认识，其实来自杨老师。他讲郭兰英嗓音的特殊，有山西地域文化的醋味，谁都没办法；她个子小，但气场大，压得住台。这几句话对我们理解“艺术”的事，比读多少长篇大论都有用。

　　老师的三言两语，也许当时并不懂，也许他自己也早就忘了，但这些像种子一样的东西埋在了学生的体内，在适合与需要它时，它就会生长甚至繁殖起来。明白人都知道，学生可是移植了老师精髓的人，是老师活着的历史和思想。

　　杨老师爱才如命，谁被他看上了，就往死里夸你，不管不顾的，一直夸到他现在的文集里。陈文骥、吕胜中都有求他“嘴下留情”的时候，让人家在同学中怎么处。他好像看得出我脸皮薄，还给我留余地，在背后可给你使劲儿了。

　　二年级第二学期，刚结束木刻技法课，杨老师找到我说：

　　“我接了一个《连环画报》杂志（当时重要画家都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封面的创作。构思是由上中下三幅画组成，表现毛主席为延安大礼堂题字的事。上幅是大礼堂门面，中幅是毛在窑洞中写字，下幅是礼堂门面上出现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多有意思的构思。”杨老师说：“我们来合作，你帮我刻上下两幅。”

毛泽东为党校题词之一｜1978｜木板｜21cm×28.3cm

毛泽东为党校题词之二｜1978｜木板｜21cm×28.3cm

毛泽东为党校题词之三｜1978｜木板｜21cm×28.3cm

　　我当时有些懵，我还是个学生，老师可是著名艺术家，特别是他前不久完成的木刻《怀念周总理》，几乎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人们自发地喜爱是空前的。我只能用尽全身解数，完成后交给他，他看着画说：“上下两幅一样的景物，我都不知道怎么弄法，真聪明，其中一幅加了一棵柳树，构图活了。”

　　我受之有愧，这也受表扬。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我正在教室画色彩作业，他把我叫出去，塞给我一个纸包。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是稿费。”稿费？“就是《连环画报》的稿费。”我说：“我不要。”也不敢要，因为我小学、中学一路过来，都是没日没夜地为学校画画、出板报，从来没拿过一分钱，画画是我的最爱。他说：“拿着，这是应该的。”这是我第一次用画画挣的钱，叫“稿费”。真不敢想，当时在老师面前是什么个囧样子。

　　关于这幅画的故事还没完：

　　2002年秋天，“杨先让版画回顾展”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术馆开幕。老师在路州的友人但孟新、胡南海博士为给杨老师一个惊喜，背着他精心安排了我们师生重逢的时刻，这真是人间最美好的际遇了。我在各地东奔西跑的，虽每年都会寄贺年片给他，却是有十年没见了。

　　在路州的展览上，看到老师做过这么多版画，许多都是我没见过的。这些作品，有清晰的艺术观和扎实的技法支持，内敛，实在，具有极强的文化自主性。我说：“杨老师，您老只顾给我们讲别人的作品了，很少讲自己的东西，您可是大画家啊！”

　　在展览上出现了这幅与老师合作的、久违的画，思绪与情感的维度张开了。我们一起看着这幅画，我说：“您刻得多好，我刻的墙面太死了。”他说： “有一点，还好。”又指着画说：“我这里主席的手没刻好……”这就是老师，他总是教给你更多的，比艺术本身还重要的东西。现在想来，这个合作哪是老师让我帮他的忙，其实是在为学生铺路呢。

　　杨老师提议我们把这幅画签了字送给美术馆，说真的，我当时心里在想，这么珍贵的东西……但我知道应该赞成老师的提议。我们师生共同完成的作品被永久收藏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术馆中，真是件想起来就感到充实美满的事。

　　这之后，杨老师在一封信里还在担心我去路州看他的展览，影响了我的时间。他总是这么有心。事实上，这个展览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那时我在美已十年，我把从中国带来的旧作一直压在箱子里，好像我天生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那时，差不多每天兜里都揣着机票，去世界各地参与当代艺术的创作、展览，不管方位，也没有坐标，只管一个劲地往前走。在这个语境下，在这个时刻，重温老师的作品——这些我曾经熟悉并奋力追求的，却又在淡忘中的艺术，对我这个在所谓国际主流艺术大海中无边游动的人，着实起到的是一个提醒的作用。

　　我确实获得了国际范围的某种认可，但行动中的我却不清楚，是什么使我获得这种认可。老师的展览给了我一个机会，重识形成我最初艺术观的成分，是什么让我与别的当代艺术家不同，是什么在真正帮助我在世界上工作。

　　我的那面展示于纽约MOMA和伦敦V&A门前的《艺术为人民》的大旗：

　　那些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如同扫盲学习班的《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

　　在世界边远地区与当地儿童共同实施的《木、林、森》计划……

　　《木、林、森》计划肯尼亚之行：旨在为“一个为肯尼亚恢复森林绿带集资的自动循环系统，这个系统将部分资金从地球上富裕的地区不断地流到相对贫困的肯尼亚，为种树之用的自动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程序模式为学生(7至13岁)根据我编写的教科书中讲述的方法，用人类祖先发明的文字符号，组合成有关树的图画，这些画经编号后，通过www.forestproject.net 的网上画廊展出(也将在美术馆展出)并被世界各地热爱艺术，关心环保的人们，通过网上购物、拍卖和转账系统，竞拍或购藏。由此，学生的绘画作品将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藏家手中。学生通过画，把自己的理想展示给收藏者。之后，我根据学生的绘画图像，创作大幅的森林风景画。这使学生的原作变得更珍贵(具有增值的可能)，从而促进收藏和系统循环。循环往复的原理来自于对现在网络服务功能和地区的经济落差（20美元在肯尼亚可种100棵树），以及所有参与的人群都获得利益的原则。在这个系统的运转过程中，包含着知识传授，艺术创造，爱和关怀，沟通互利的因素。

　　这棵纸上的树将会变成真的树生长在肯尼亚的土地上。这个项目考虑的重点并不是艺术，但结果却涉及到艺术核心的课题——艺术怎样往前走和摆脱困境，艺术的形态是什么，以及灵感及创造的来源到底在哪。”——徐冰

　　我知道，这些对当代艺术弊端具有反思性的“当代艺术”创作，背后真实的出处。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特有的文化基因，关键是要看你能否用你的艺术，将基因中优质的部分带入艺术领域。而这被带入的东西，又必须是对调节和改变这领域盲点部分有效的因素，简单说就是补充了领域内缺失的东西。这时，你的艺术才显示出价值。

　　事实上，你身上有一种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东西在帮助着你，这往往是最初建立的、如同基因般的艺术观。原来它们如此牢固，任何时髦的“观念”都不能把它彻底洗掉。在纷乱的艺术流变中，它深藏不露，需要时它更会冒出来，或把你往回拉一拉，让你清醒一点，重新判断自己做的事。

　　杨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2001年我在美国萨克勒美术馆大型个展的事。

　　这是全美首家邀请当代艺术家结合古代馆藏品进行创作，并举办大型展览的博物馆，此种形式近年被各大博物馆采用。这个展览由于规模和探索性，筹展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挑战。

　　比如说，美国国家博物馆均属美国史密森博物馆学会管辖，运营自有严格制度，如每日布展结束，必须把属于艺术作品的所有部件，登记后锁回保险柜，第二天再交接运回展厅。

　　加上“9·11”事件后不久，传说国家博物馆可能是第二波恐怖袭击目标，动不动就演习清馆撤离，警报响起就要马上放下手里工作。布展进行缓慢，我急得不行。我向主办者反复强调：当代艺术这些装置材料没那么珍贵，不用每天出库入库的浪费时间。

　　我的抱怨对政府制度等于是蚍蜉撼树。他们觉得我工作方法不专业，我指责他们墨守成规。正当我在展厅对着大堆的材料一筹莫展时，收到杨老师的一封长信：

　　亲爱的徐冰：

　　昨天接到你寄来的画展请柬，十分的高兴，即给张子宁先生去电话，他说你正在他那里布展，我让他转告我的祝贺。同时我又给华盛顿的朋友王今才先生（是我仁川华侨小学同学）去电话，请他一定抽时间前往（张子宁先生会寄请柬给他）代我祝贺。

　　…………

　　本来我是真想参加你的开幕式。10月中休斯敦美术馆东方部负责人Christine D.Starkman女士（她认识你）要来我家选版画，可能为我办个版画展。

　　11月10日路州大学举办我的版画展（大约九十幅），同时讲课三次。你看我的确抽不开身了，原谅我。我是由衷地为你、为中国美术界而高兴。

　　…………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有些事不顺。

　　首先我写的《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的出版就不顺（纽约《侨报》已花了整半年时间连载完了），我向张子宁先生和Starkman女士建议为徐悲鸿举办画展也未成。

　　（休斯敦美术馆差一点可以了，忽然决定不做了。1941年罗斯福夫人托林语堂请徐悲鸿来美举办画展，徐悲鸿在新加坡装箱准备，正要动身，珍珠港事变，新加坡陷落，徐悲鸿逃回中国，郁达夫留在南洋被杀。没有来美国展览是徐悲鸿未完成的一个遗愿。我想试试，结果不易。）

　　5月，岳母和我西安美院的妹妹杨学芹（比我小一岁）接连去世，我忽然真实地感到自己也将走尽人生的路，再加上世界之动乱，一层灰色笼罩着。

　　说了这些不愉快，其实我不悲观，“傻活着”或曰“凑合着活着”（这是你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次在美国八年，完全过的是真正退休的生活，想画想写自在（绝不教人画画）。

　　真为你高兴，我让王今才先生把你的宣传材料寄给我（其实你可以寄点给我），看看我能否写点什么。

　　…………

　　前几年我去顾毓琇老伯家（去他家时他正在看你获奖的报道）。我说你是我的学生，他那惊讶的样子使我十二分地难为情。

　　的确，我只知道你的《天书》中国美术馆那一段，你来美国后的情况可以说半点不知，知道的也是道听途说和报纸上你获奖的消息（《世界日报》，我马上剪下寄回北京）。

　　什么时候来休斯敦，住我家，我会做菜。刘焕章来我还组织了两场欢迎、欢送会，都是在我家。我会玩，明知也玩不了多久了。

　　真为你高兴，祝贺你，把有关材料给我一点及地址。我为自己不能亲自前往而遗憾。

　　…………

　　我代我的全家为你鼓掌叫好，并问候你家人。

　　杨先让 2001.10.3

　　我知道在这样的文章里，不合适用这么长的引文。因为，即使现在重读此信，对我来说每句话还是那么珍贵。信中对我取得的那么一点点成绩的兴奋；对不能前来的遗憾；对世界、对周边的人有这么多的牵挂；对实现他的老师徐悲鸿的遗愿不遗余力地争取；以及对一个学生说过的一句话的在意。

　　我在现场，收到这封“家长里短”的信，却像是临危时刻收到了师父千里之外发的“功”或是“护身符”。你们不懂我，我的老师懂我，我有能量战胜困难，对付你们这些强势的“西方文明”，这想法多幼稚，但当时真是这么想的。

　　这封信三页纸，但当时只觉得太短，信一直放在兜里，直到展览开幕。

　　展览成功开幕了，博物馆的人都兴奋了。我为艺术（还是为捍卫我的工作方法？）也累坏了。由于展览的出色效果，展期延长至七个月之久，主要的那件装置成为永久展品，一直挂在美术馆中庭。后来杨老师专程去看了展览，并撰写了长文。

　　现在回想在布展中的各种困难，其实反映的是文化方式的差异与隔阂，以及普遍对当代与古典艺术认知局限所致。这是该馆第一次与活着的艺术家合作办展，更别说这活人又是一个东方人，摩擦一定会出来。过去他们全是与古人“合作”，古人也可怜，作品后人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

　　我从这次长达五年的筹展过程中，从开幕五年前就要填报展品里的几支毛笔的毛是什么动物的，展览请柬设计方案要拿到周边社区测试普通人的反应，这等专业程度的工作中，学习到了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东西，是极有益的。他们也从东方式的便捷有效的工作方法中，扩展了认知并学到有用的东西。这之后，博物馆调整了工作规章与制度，以适应当代艺术。

　　美院人走到哪儿都带着美院情结，只因为在这里曾经有许多像杨老师这样的先生。

　　我2008年回母校担任副院长工作，这期间最愉快的事就是与我的学生们讨论艺术了：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艺术家是如何用艺术这件事与自己性格及内心进行较量的？教与学、思想与心灵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发现是怎么回事？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细微处的体会，通过交换对点滴小事的感觉，使我们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使学生成为具备一种穿透、容纳、消化各类文化现象的能力并懂得承担与负责任的人。教育最终解决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水平问题。”

　　这是我为“心有灵犀”——我的硕、博研究生展览前言中的一段话，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的言行中理解到的关于教育的含义。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宝藏，都是唯一的。当我的学生遇到挫折时，我就会说：“我的一位老师在我处在低谷时对我说过一句话：‘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珍惜自己的才能。’”这位老师就是杨先让老师。

　　现在想来，人一生中在一位偏爱你的老师的关心下成长，真是件幸福的事。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