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斗、暴力、健壮、阳刚、勇猛，曾经是西方历史上男性气概的代名词。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中世纪的统治者都把武力、侵略性奉为最重要的男性气质。因为在天下大乱的中古时期，只有依靠战士的勇猛与彪悍才能维护一个地区的安全，只有依靠战士的善战与无畏才能侵略别的城邦，才能征服新大陆。在欧洲中古时期当中，集暴力、勇猛、侵略性于一身的骑士，由此成为全民最佳男性偶像。骑士作为勇武、忠诚与浪漫的偶像化身，出现在无数少女的春梦中，出现在所有国王与教宗的宴席上，也现身于无数的艺术品中。
而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于黄土之上，无需开疆拓土，也就无需强调勇武善战的男子气概。中国的皇帝向来视功高盖主的武将为大忌，历朝历代重文轻武的政治潜规则把文人才子推上了全民偶像的位置。彪悍的骑士与温和的文人两个截然不同的全民偶像背后是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
所有偶像都与自己的时代签下合同，合同期满后的偶像自动退场，今日世界的骑士偶像与文人偶像都已经烟消云散。骑士的男子气概与文人的知识魅力都难以充当一个现代的男性偶像。自由青年、土豪、工农兵、型男、暖男、小鲜肉等男性偶像在文明史上一一粉墨登场，同时也在艺术史上印下雪泥鸿爪。
我们可以在历代的艺术品中一窥政治、战争、文化的变迁所造就的不同的男性偶像。艺术品定义着男性偶像。反过来，男性偶像在艺术品上的再现，也反映了现实对艺术的影响。历代偶像变迁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史与文化史的重合、错位或缺席。
欧洲的骑士偶像
骑士从中世纪开始成为欧罗巴的偶像，骑士们在各种传说与艺术品中扮演屠杀巨龙拯救公主、抵御外敌精忠报主的偶像角色。
国王扶持骑士阶层，以压制大贵族的势力。贵族奉骑士为偶像，以凝聚领地的民心，对抗国王的威严。教会也对骑士的暴力妥协，以拉拢这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贵族女子出于爱慕而赞助画家描绘骑士的形象，国王与大贵族把自己打扮成骑士的英姿站在画架前留影。骑士在各个阶层的支持下，化身为浪漫、勇武与虔诚的偶像。
最早的骑士都是“凤凰男”，他们是出身乡野的粗人或者贵族的低等侍卫。11世纪之后，骑士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也出现了拥有独立产业的骑士。到了13世纪，骑士的社会地位达到巅峰，骑士不再是骑着马的战士的通俗称呼，而成为一种尊贵的头衔，未经授予骑士头衔的贵族要服从于不是贵族出身的骑士，骑士已经比不善战斗的贵族更高级。
随着骑士的地位越来越高，慢慢形成一套骑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英勇——不顾一切的勇猛和绝处逢生的技能。忠诚——对领主和长官的服从和忠心耿耿。豪爽——对同伴的大方和对追随者的慷慨。有礼——对女人和老幼的尊重和谦卑。
中世纪比武大会上的骑士披挂着奢华的雕花铠甲，扛着闪亮的长矛，骑着高头大马，在围观人群的欢呼中傲然登场，作为全民偶像的骑士的气势与气魄远不是今天T台男模或闪光灯下的男星可以比拟。
但是这些千年前的潮男与型男的装备行头其实变化不大。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国王为战争庆典而建的浮雕上的战士装备与古罗马图拉真纪功柱上刻画的战士几乎一模一样，绘画与贝叶挂毯上征服英格兰的威廉公爵率领的战士也跟1000年前的图拉真纪功柱毫无二致。艺术品不会说谎，骑士千年不变的一身铠甲可谓“行头恒久远，一身永流传”。
这些万众瞩目的偶像，大多都是出身贫寒的“凤凰男”，他们通过比武大会、雇佣兵生涯，以及在战场上俘虏对方的贵族换取巨额赎金来赢取财富，提升自身的社会阶层。欧洲通过战斗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中国的“凤凰男”则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中国传统的男子气质阴柔而保守，而欧洲的男子气质勇猛而彪悍的重要缘故。
14世纪开始，随着技术与战术的演变，骑兵屡屡完败于步兵和弓箭手，这个千年偶像的地位开始动摇。到了百年战争的末期，英国骑兵一再成为法国的弓箭手和炮兵的活靶子，骑士的骄傲终于屈服于技术的进步。
15世纪，骑士战术越来越落后，但是骑士的装饰和礼仪却愈加繁复，骑士的荣誉和骄傲依然在苦苦支撑着传统。16世纪，枪支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奏响了骑士战斗的片尾曲。火药枪对骑士荣誉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扣动扳机就能杀死一个技艺高强的骑士，骑士通过浴血奋战获得的社会等级由此动摇。但是骑士的形象依然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在骑士团越来越少的时候，国王、将军们的画像依然是骑着高头大马，领袖们从来不会扮作一名弓箭手或者炮兵站在画师的画架前摆姿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的招兵海报上依然是一名盔甲闪亮的骑士。
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坚持认为战场上的英雄仍然是男人的榜样和国家的象征。而资产阶级与议会党人则认为历史上的以阶级为导向的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合时代的潮流：荣誉必须让位给德行。经过启蒙主义的文艺复兴之后，骑士不再被神话化，艺术开始描绘人性。
如果说以前的战争还借着信仰和荣誉的名声，19世纪的战争越来越多是为了商业利益。在一场赤裸裸的为了商业利益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军队越来越职业化之后，杀人就是他们的工作，杀人这件事也越来越不值得庆祝。19世纪关于殖民战争的绘画中，我们看到欧洲骑士用火药枪与使用弓箭和大刀的黑人、印第安人的战斗，简直是大屠杀，毫无英勇悲壮的骑士精神。
19世纪后期的绘画中，战场已经不再是骑士展现偶像魅力的舞台，画面中的战场一片废墟和惨象。这时的战争画，也出现了很多战舰，战舰在绘画中代替了骑士成为主角。
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明白什么是战争绞肉机，现代化的枪炮甚至化学武器彻底埋葬了骑士精神。一战之后的绘画作品中，不再有骑士挥舞着长剑的雄姿，这一时代的绘画作品开始探索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士的偶像光环随风而逝，同时骑士的形象也在艺术品上消失。
一战之后，欧洲的反战运动达到高潮。法国与英国四处掀起反战运动。骑士的偶像地位被反战青年所动摇。现代社会中“偶像”的概念开始多元化，战场不再是塑造偶像的唯一的地方。反战的青年从对抗国家机器中寻找到另一种值得骄傲的男性气质，此种自由精神的萌芽在20世纪60年代生发成狂放的野草，美国60年代爆发的自由青年运动影响着西方文明史，也影响着西方艺术史。至此，无政府主义的自由青年与嬉皮士取代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骑士成为“垮掉一代”的新偶像，我们可以说这种取代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弑父，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自由青年的阳刚、暴力、好斗与不屈中看到传统骑士精神的一脉相承。
80年代之后，知识、财富取代强壮肌肉与反叛精神成为更重要的男性气质。强壮、勇武、不屈的男子气概不再是男性偶像的标配。科技革命、机器化生产代替了劳动力，知识取代了体能。女权主义运动席卷欧美，好斗、暴力等传统男子气概不再是男人的骄傲。医学的进步，让人能够随意转换性别。互联网的出现，让任何人都能在电脑前扮演任何角色。如此种种，导致传统男性气概的衰落。当代艺术品之中再也难以看到骑士的骁勇与威严。甚至不再有象征着男性的强硬、好斗与旺盛交配能力的毕加索公牛，不再有波洛克表达一个男人的浓烈狂野的自我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
象征着英雄主义与骑士精神的男性偶像在当代艺术中彻底退场。我们看到贾科梅蒂的雕塑把偶像踢出战场，只留下恐惧、孤独与焦虑的缩影;安迪·沃霍尔与后来的昆斯把男性偶像当作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玩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直面男人的丑陋与真实;弗朗西斯·培根那一支“黑暗而扭曲”的画笔不仅质疑男人，甚至质疑了人的价值。珍妮·萨维尔笔下那些阳具与乳房一体的“双性身躯”挑战着性别的界线与男性的权力;更不用提无数的女权主义艺术家对男人的反向审视与对男权的戏谑。在当代艺术中，我们再也看不到男性偶像的身影——如果不是被用来作为反讽的道具。
传统的中国男性偶像
《Esquire》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时尚杂志之一，其英文原意是“骑士”，香港译作《君子》。作为一本定义“现代男性”，给予现代男性生活建议与时尚建议的杂志，从两个不同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中西方对男性偶像的定义——西方的传统偶像是骑士，中国的传统偶像是君子。
中国传统社会对男人的第一要求是顺从，以孝治国的“孝”就是顺从。男人被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所束缚，温和、敦厚、臣服就是一个传统男子的本份，也是君子的底色。臣服从于君，子服从于父，下级服从于上级，成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就是传统伦理对男人角色的期待。
蓝色文明的欧洲人与草原文明的游牧民族都热衷于不断地通过战斗来扩张领土、征服与殖民。而中国本是一个农业国家，黄土文明要求子民安土重迁，轻易不能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儒家文化与农业文明把中国传统男人本性中的勇猛、征服、侵略性与攻击性消磨殆尽。如果说西方的战争纪功柱和骑士的剑是男人侵略性的阳具的象征物，那么中国的阳具象征物则是文士手中的笔。因此中国的传统男性偶像是水墨画中的平和、雅静、温文的文人士大夫，而不是西方的浮雕与绘画中阳刚、骁勇、自由的战士。
现当代的中国男性偶像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男性偶像是工农兵。与过去两千年的文人才子把偶像魅力隐藏在长袍之下不同的是，在铺天盖地的新时代宣传画中，中国的男性偶像第一次露出了肌肉，粗壮结实的手臂与宽广伟岸的身躯在大炼钢铁、在赶英超美、在亩产十万斤，也在“地富反右坏”的头上挥舞。挥舞的拳头取代了挥洒的毛笔，权力取代了文化，成为新时代男性偶像的象征。甚至女性也在向男性偶像的形象靠拢，新时代的宣传画中不再有娇弱妩媚的女性形象，女性也是肌肉化、男性化的“半边天”。
艺术与文化解冻之后的80年代，男性偶像以硬汉高仓健为版本：外表冷漠与内心火热共存，坚强意志与不屈精神齐飞。这一场“寻找男子汉”的偶像运动在文化史上抹下浓重一笔，却不曾在艺术史上雁过留痕。
80年代末，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青年偶像，但是他们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艺术品中，亲身经历的艺术家后来对那场运动的描绘并无多少英雄主义的色彩，更多的是理想粉碎之后的幻灭、失落与迷茫。二十年后，这批创作中的有些佳作在拍卖场上拍出过千万的天价，那是新贵与土豪成为新一代男性偶像的最佳注脚。
90年代的张晓刚凭着《大家庭》系列作品成为“艺术家偶像”，但是他的《大家庭》中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机会成为新时代的男性偶像。50—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柔弱的受难者的形象在政治和文化的困境中苦苦挣扎。90年代之后，财富精英与时尚明星成为新一代偶像，《大家庭》中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机会成为文化英雄与全民偶像，
90年末期出现的时尚杂志试图重新定义中国男性形象。时尚杂志一边秀出健美的肌肉型男，一边赞美模糊性别的中性美，同时型男们还试图以骑士精神与绅士思想来充实西装下的躯体。型男在时尚媒体的追捧下成为新偶像，但是艺术界对这些“成熟、成功、仪表不凡、气质优雅”，正意气风发地向着西方生活方式迈进的富裕中产不屑一顾。艺术家眼中的艺术意味着隽永与经典，而时尚则是浅薄、虚荣与短暂的象征。尽管精英型男在世纪之交成为了新偶像，但艺术家并不打算在画布上给他们一个位置。
与时尚型男自诩为“骑士”不同，土豪们希望成为“贵族”，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自由灵魂”的新一代偶像。土豪比型男的财富筹码更多，也更有话语权。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土豪一样，新世纪的中国土豪用资本影响着艺术史。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土豪看腻了现实世界中的烟囱、雾霾与血汗工厂的悲凉，于是他们购买优美的风景画装饰办公室与别墅，由此掀起一波风景画的热潮，同时他们还留下了无数的肖像画。中国的土豪同样用自己的方式影响艺术界，红色题材、传统艺术、新水墨，乃至当代艺术，每一波“艺术板块”的轮动热潮背后都有土豪之手的操纵。
如果说骑士、贵族与土豪等偶像都需要粉丝的仰视，那么暖男与小鲜肉只是粉丝的一种消费。新世纪的前十年翻篇之后，工农兵已是明日黄花，文人陨落，土豪褪色，这是一个小清新、伪娘、暖男和小鲜肉的偶像时代。小鲜肉偶像更多的是出现在网络、媒体上和银幕上，并没有如张晓刚的知识分子或方力钧的痞子一样有一个鲜明的艺术符号。但是“当代艺术”作品中处处可见的卡通、小清新与青春情怀的作品，背后就是小鲜肉的美学。如果说购买一件商品的同时，也认同了依附在商品上的符号意义与价值观，卡通、小清新与青春情怀的作品的热卖与泛滥无疑意味着小鲜肉偶像的胜利。
遗憾的是，小鲜肉美学与当代艺术的颠覆性、先锋性无关。当代艺术需要直面现实的痛苦，揭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批判现代文明的阴暗面，而小鲜肉美学只沉迷于自恋、自怜与自撸中，追求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愉悦感。
结语：
一如中国艺术圈在几十年之内把西方艺术千年以来的种种流派全部模仿了一次，中国也在几十年之内把西方一千多年的各色男性偶像统统模仿了一次。但是这些模仿的成色如何却要打个问号。我们模仿着中世纪骑士，是否学到了骑士的勇猛与礼仪？我们模仿欧洲贵族，是否学到了贵族无畏的政治担当?我们模仿土豪，是否学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土豪的信仰?我们模仿西方自由青年，是否抛弃了消费主义?当我们把暖男与小鲜肉奉为新偶像，终于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始终无法摆脱温和、柔弱、顺从、犬儒的传统文人偶像的底色。一如中国艺术圈在几十年之内把西方艺术千年以来的种种流派全部轮回一次，却依然没有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