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展览 上海 2007年
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史称“89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时隔二十年，2009年初，“89大展”的总负责人高名潞先生的助理肖戈女士打来电话，她告诉我，为纪念“89大展”20周年，高名潞先生策划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希望温普林先生能够参与并提供他所记录的关于“89大展”的视频史料。
此前，2007年，在北京“现在画廊”创始人张锐和黄燎原的支持下，我协助温普林先生在上海的“现在画廊”以文献展的方式做了关于“89大展上的七个行为艺术”的展览，展览名为“七宗罪”。当时正值上海艺博会期间，巴塞尔博览会考察团先后两次来参观这个展览，他们惊讶于一个小画廊竟然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具有博物馆品质的展览。不久，资历尚浅的现在画廊破例被邀请进入巴塞尔博览会，由于丰富的文献性，画册《七宗罪》也被台湾《艺术新闻》评为“年度最佳画册”。自此，1989年现代艺术展上的七个行为艺术正式定名为“七宗罪”，制作纪录影片《七宗罪》的想法也是那时产生的。
面对高名潞先生的真诚邀约，温普林欣然同意。高名潞先生在他的亲笔邀约函中写道：“二十年历史沧桑，历史依旧，但掩埋不了89大展的精神。它是独立和实干精神的体现，它直面进取，占领中国美术馆，把85美术运动的理念推向公众。它的理想主义不是乌托邦，是伫立在官方与商业市场中间的第三空间。”
纪念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全国农业展览馆5号馆举办的庆典仪式，第二部分是在北京墙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我与肖戈作为具体执行人达成一致，第三部分就是“七宗罪”图片和影像展映活动，地点定在了北京今日美术馆1号馆。
2009年2月5日上午 北京今日美术馆“七宗罪”展映
展映仪式定在上午十一点，十点半我准时站在今日美术馆1号馆的前厅，透过玻璃望着广场，不断赶来参观展览的朋友们经过之字形的钢架楼梯进入展厅，人越聚越多，我的内心却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就在前一天夜里布展时，我和馆方工作人员被有关部门人员请去谈话，要求审查影片内容，我借口展厅墙面太大，必须租赁设备直接用母带放映，设备从电视台借来，只是展览当天使用，因此无法提前观看，总算搪塞了过去。
艺术家们也陆续赶到，放映空间内，工作人员调试放映设备时，影片内容被有关人员看到，当即勒令停止放映，经过一番理论，对方要求我们在放映到肖鲁开枪及王德仁抛撒避孕套的内容时，必须使用快进键播放，并派人在机器旁严格把守，监督执行。
上午十一点，高名潞先生准时赶来参加影片展映式，仪式上我无奈地宣布了刚才有关方面对展映活动的近乎荒诞的放映要求。显然，这次放映已无法顺畅地进行下去了。人们感到不解，一个艺术展览已经过去20年了，为何还会令当局如此紧张？
2009年2月5日下午 北京农业展览馆5号馆
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展二十周年”庆典活动
上午的放映活动受阻，人们纷纷寄希望于下午的庆典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带领上午参观展映活动的一路人马转场至下午的活动主会场北京农业展览馆5号馆，展馆大门紧闭，门前摆放着纪念活动的大型海报展板。此次活动邀请到了几十位当年的参与者及中外媒体记者，但是大部分89大展主要的策划、组织和参与者当天都未能到场，特别是被誉为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先生以及当年高名潞先生力推的85美术运动的主要干将们的缺席，让大家多少有些遗憾。人们聚集在院子中心的空场中议论纷纷，不知下午这出戏将如何开场。
这时高名潞先生被簇拥着进入会场，神情严肃，他站在中心的位置面对人群宣读一封事先写好的“抗议书”：
2009年2月4日深夜，北京朝阳区公安局通知：“中国现代艺术展二十周年纪念”组委会取消定于2月5日下午3时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纪念活动……
我作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组织者，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这次纪念活动的总顾问及策展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提出强烈抗议！
对于朝阳公安局的禁令，高名潞强烈谴责其违反《宪法》，并保留法律申诉的权利。一封抗议书，让在场的人们群情激愤，有人大声高呼：起诉他！这样的情境不禁让人联想到了79年的星星画会和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高名潞宣读抗议书的背影像极了当年的马德升。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当代艺术一直都在艰难中行进着，但是今天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却没能像当年的星星画会那样用行动表达“艺术要自由”的精神诉求。短暂的激愤过后，高名潞先生继续表示希望大家自选交通工具赶往墙美术馆参加文献展的活动。
人群散去，只留下空荡荡的一排巨幅海报，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标志，89大展“不许掉头”的标志已被拆解为三个符号：叉、允许掉头标志和圆圈。
回到20年前
1989年2月5日 中国美术馆 中国现代艺术展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大展标志为“不许掉头”。然而展览的主题却是对于85新潮美术运动的一次成果展示和总结，高名潞在展览前言中明确写道：严格的讲是从一九八五年以来，现代艺术在中国衍为潮流，酿成运动。这个展览就是这一蓬勃运动的总结和检阅。
2008年底，我参与了纪录影片《七宗罪》的后期拍摄与制作，20年前的影像清晰还原了89大展开幕那一天的现场。鲜红色的不许掉头的标志醒目而刺眼，黑布底白漆字的巨型条幅沿着美术馆正前厅的台阶向下延展开来铺向院门口的铁栅栏，温普林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广场上好像匆忙搭建了一座巨大的灵堂，对称铺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巨型条幅犹如挽联。
跟随镜头，来到一楼大厅，已经挤满了人。范迪安主持开幕仪式，高名潞作为大展组委会领导讲话，他神情庄严的宣布：中国历史上由中国人自己组织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开幕了！
温普林在文章中写道：艺术家们是亢奋的，他们丝毫没有感受到气氛的压抑。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和理想已经变成现实，现代艺术登堂入室，无上荣光。
七宗罪
第一宗 吊丧
来自山西的“WR小组”成员大同大张、朱雁光、任小颖三人披麻戴孝前来“吊丧”。开幕式一结束，三人便排成一行，大张居中，踏着大展的条幅，非常有仪式感地拾级而上，一进入大厅，大同大张和任小颖先后被组委会人员请出，只有朱雁光一人完成了一楼大厅的行为，范迪安在请他出场时，他高喊一声“我自己会走！”。
朱雁光被请到了办公室中，面对公安人员的质问：“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他脱口而出“大同游击队！”
据说，他们先是在中国美术报看到的关于现代艺术展的通知，明确不允许行为艺术介入。朱雁光在关于吊丧的说明中写到：“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吊丧。”
第二宗 大生意
镜头回到一楼展厅，一个角落里，来自浙江的艺术家吴山专立起了一块告示牌：“好消息：为了丰富首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从舟山特带来一些出口一级对虾（长度10cm），数量不多，欲购从速。地点：中国美术馆。价格：每斤十元。”他用一张发表了他作品的美术报包裹着对虾对围观的人们连声重复着：“作品，作品，携带作品……”
显然他把中国美术馆这一神圣殿堂看成了自由市场，而且颇有些针对大展组委会“计划性美术”的挑战。当时的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与范迪安赶了过来与吴山专理论，令其立即停止这一极不严肃的无照经营行为，吴山专高举起双手作缴械投降状离开现场。
第三宗 浪子
来自上海的年轻艺术家王浪一身金庸笔下武林高手的打扮，头顶斗笠，长发披肩，身穿画着神秘符号的麻布衣服，脚蹬一双自制的大头芒鞋。他头一天到了北京就通过美术报的人打电话找到温普林，告知说他第二天有个表演。镜头一直跟随他在展厅游走，直至被组委会成员劝离。最后，他在大型海报展板上留下“上海王浪”几个美术大字。对王浪而言，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无异于武林高手的华山论剑。他的行为生动演绎出现代美术的江湖感，他本能的意识到定要出手不凡，方能崭露头脚。
第四宗 洗脚
跟随镜头重返大厅，在红色布帘围挡的小空间内，艺术家李山一身红色的舞台戏剧行头，旁若无人地洗起脚来，红色的大洗脚盆中画有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肖像，大红嘴唇儿和夸张的笔法，难怪后来的艺术界要将他尊为“艳俗艺术”的鼻祖了。
李山后来回忆他洗脚的初衷：“就是因为心里不舒服，所以想烫个脚，舒服舒服。其实好多行为艺术是针对这个展览本身的，你比如说，有的人搞个“大生意”，是个行为艺术，在卖东西，其实他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就是搞现代美术的这些操纵者、画家、理论家等等有好多问题，比如说规定上海应该画小市民，西南地区应该画乡土色彩的东西，北京就应该搞有政治色彩的东西，等等等等。其实呢，一点都不现代，一点都不前卫。”
第五宗 等待
美术馆二楼的一个角落，张念正蹲在那里孵蛋，他胸前白色的纸上用毛笔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
拒绝理论，埋头孵蛋的张念，正被组委会成员孔长安和范迪安以他未交参展费为由劝离，据张念回忆，当时高名潞也正准备冲上二楼轰他，刚走到一半，楼下的枪声响了，所以转头冲了回去。
后来，张念谈起他做这个作品的初衷：“那个时候的美术批评还谈不上什么批评，也谈不上理论，而且那些理论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理论。所以拒绝理论，拒绝理论当然是有很多种解释，不仅仅是拒绝美术理论，也可能是拒绝还有其他的理论，还是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的到来。”
第六宗 致日神的？
楼下，王德仁的行为已近尾声。组委会的成员侯瀚如正蹲在地上收拾王德仁抛撒的避孕套。一直有巨人狂想的王德仁在大展上依据脑海中的幻想，制造出一个巨大的长达五米多的避孕套。套子上钉了几排最大号的钢钉，上面写着“致日神的？——戏虐者王德仁”。
王德仁回忆当天：“我看他们组委会的人乱七八糟都在地下忙着捡，我说你捡这些没用，我赶快把大避孕套捡起来之后抱起来，然后一边儿喊就一边儿跑，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们是第一批的革命者，那个避孕套上面的那些大铁钉子，那是中国那么多的现代艺术家的那种精神。所以说那时候我从中国美术馆把大避孕套保护起来。我趴在那个美术馆的铁栏杆上喘了几口气，然后这个时候一转身，高名潞和唐庆年过来了，“王德仁，赶快写一个检讨书！”我说“我没犯错误啊”，他说“这个展览封了，赶快写一个检讨书！”
后来，厦门达达的成员林春回忆当天：“高名潞当时就站在我身旁，他气愤地说：这些上不了台面儿的家伙！”
王德仁的《美术检讨书》（原文）：
由于我的作品引起闭馆表示歉意，比比皆是的避孕套是对旧艺术观念的戏虐，我做这个作品是非常严肃的。
大敬不二
王德仁
89年2月6日
王德仁说：前卫艺术就是要反传统，首先要进行突破或者对他进行革命。
第七宗 对话
一楼大厅进门的右首边是高氏兄弟与李群（娃克）的装置“充气主义”，他们作品的对面是肖鲁的装置作品“对话”。两间真正的电话亭，中间挂着一部掉下来的电话机，电话亭正面的玻璃上是一男一女两青年低头打电话的背影，这件装置作品是她的毕业创作，发表在当年的“美术”杂志上。
镜头中，肖鲁梳着一条长马尾，身着一袭深棕色长款呢子大衣出现在她的作品前，唐宋站在她左首边，借枪给她的李松松也在不远处。
肖鲁在自传体小说《对话》里写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走到《对话》前，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仅仅是瞬间的凝视。刹那间，我低下了头。周围的一切都停止，空气凝固了……天堂和地域，仇恨与困顿，胸口的窒息，最后一次冲击我的大脑神经，什么都不存在了……顷刻之间，手指扳动枪的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我打了第一枪。有人喊“再来一枪”，“砰！”我打了第二枪。
肖鲁的枪声彻底将大展吞没，直接导致闭馆。唐宋当场被抓，随后肖鲁自首，在局子里度过了大年三十。温普林在文章中写道：八九大展能够引起永久记忆和震荡的声音就是肖鲁的这两声枪响，它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对于这两声枪响的言说还远远没有结束。
肖鲁在镜头中坦陈：“这一枪被说成各种说法，什么为法律为政治，很多说法，从2003年我才公开说出来，就是为的情感打的这一枪。”梳理肖鲁的个人艺术史恐怕要先研究她的情感史了。事后，美国《时代周刊》刊登标题为“孵蛋、枪击、避孕套”的文章来报道这次展览，实际上他们特别敏感，精准提练出了中国现代艺术的精神指向：政治、暴力和性。后来访谈肖鲁时，她说：“那一年枪声不断！”
温普林曾撰文纪念：在此向八九大展之上的七个行为艺术致敬！
他们是有明确精神指向的，是有备而来的，当年他们的行为不是偶发更不是胡闹。他们的思考都是严肃而有力的，他们的表达也是准确而机智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精神的崛起如果追溯到源点就会发现他们存在的意义。
20年之后
2009年2月5日下午
北京墙美术馆
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展20周年文献展
从农展馆离开，人们来到文献展场地，原工艺美院院内的“墙美术馆”，由于是私人领地，这里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涉。黑色的展墙挂满了各种文献图片。展厅人头攒动，人们还未来得及认真观看展品，就被一串尖锐刺耳的唢呐声吸引了过去。一群身着清代缎面褂子的男人，吹着唢呐迎面走来，身后几人抬了一口黑色棺材。到达展厅门口，棺材被打开，身着一袭西式白色婚纱的肖鲁从中坐了起来，原来这是一场婚礼，多年追求情感归宿无果的肖鲁宣布她今天要嫁给自己。展览前，高名潞为今天的庆典找来当年在美术馆的捣蛋分子肖鲁、张念、王德仁表演行为。
高名潞做为证婚人宣读了证言贺词，肖鲁用自己的左右手相互交换了婚戒。展厅张灯结彩，一天的悲愤情绪迅速转化为婚礼的喜庆气氛。肖鲁被众人围观拍照。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吼：“闪开！”一男子手托一只白瓷盘，箭步走到肖鲁身边，将白瓷盘放在肖鲁拖地的婚纱上面，掀开扣在盘子上的一只白碗：一坨屎端放在盘子里。肖鲁尖叫，迅速抽身。男子端起屎盘，右手蘸屎，用力在高名潞撰写的大展前言板上写下：“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两排大字。写完之后，他转身趴在地上，把盘中剩下的屎悉数吃下，众人大惊失色，掩鼻围观，闪光灯一阵乱闪。吃过屎后，他收起碗盘，淡定起身，从展厅左侧的门走了出去。人们对着展板上的两行屎字一通拍照。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吃自己屎的家伙是宋庄著名行为艺术家片山。片山是这样阐释他的行为的：今年2月5日，在纪念89现代艺术展活动上做这个行为，这时我心中的愤懑更加剧烈，面对强权的蛮横，没有一个人有针锋相对的态度，我想我应该做这个行为，中国人吃了强权这么多年的屎，今天还在吃屎，自由和民主，你不去争取，谁也不会给你。我的这个作品，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专制强权的宣言，它传达的是一个艺术家在强权之下的一个不妥协的存在。
20年前的89大展因“七宗罪”这几个搅局者的出现被封，但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让89大展震惊世界，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篇章。20年后，片山成为新的搅局者。前卫艺术的进程，正是由于不断出现的搅局者而充满活力。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