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梵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你一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贵的东西。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画的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凭这一点点就打动人了。

　　偏爱、未知、骚动、半自觉、半生不熟，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

　　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我没有素描基础，不是照样画创作？中国传统绘画从来就不画素描，难道就是没基础了？想当年，我们一起画画的同学中，那些把大卫石膏像画得好得无与伦比的人，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传回任何关于成功的消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同人家比，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要说踏实老实的憨人，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吃亏，混不开。

　　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目前的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吧？

　　我真正的身份就是知青，我真正的文化程度就是高小毕业，中学都没上过。

　　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学历”与“成就”应是正比，不是这样的。

　　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也是品德。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无论绘画还是写作，我尽量不说假话。我这个人口无遮拦，不知道哪天又会说什么。

　　“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分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

　　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很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真实。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

　　“好”必须牺牲很多东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为代价。中国人的人格不丰富，太单面。

　　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矿工或农民，但我一定弄不懂当官的、谈生意的、玩儿金融的，还有毫无表情的科学家，不，一点都不懂——这就是我和现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难以和现实理顺关系，而且不想理顺。

　　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一点不关心中国学生的英语如何。我看见大家的中文一塌糊涂。我们千千万万的“好萝卜”如今是英语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