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和掘墓人》

英国18世纪画家菲斯利的《凯特之疯魔》

　　如果谈论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漂浮着怪异符号的世界从何而来，比如达利瘫软的钟表和蚂蚁骷髅，或者恩斯特画笔下森林一般阴郁摇曳的城市，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视为源头。不过，在巴黎奥塞博物馆的大展“怪异天使：黑色浪漫主义，从戈雅到马克斯·恩斯特”中，另有一条潜伏的线索被挑拣出来——黑色浪漫主义（RomantismeNoir），它穿行将近两个世纪，连接了18世纪末戈雅的黑色绘画、19世纪早期的西欧哥特风，直至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展览本来在6月上旬就告结束，因为观众太多，奥塞博物馆宣布延期。我去参观那天已经是加时展览的尾声，位于一楼左侧的展厅仍很拥挤，只能跟随人流缓慢挪步。策展人之一、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科姆·法布尔（ComeFabre）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一个艺术展主题，“黑色浪漫主义”在法国还从来没有被如此完整地呈现过。展览的最初想法来自法兰克福的艺术史学者菲利克斯·格拉美（FelixKramer），被这一观点吸引的奥塞博物馆馆长居伊·科吉瓦拉（GuyCogeval）和法兰克福几家博物馆合作，为展览挖掘了许多重要收藏，其中包括奥塞馆藏中很少公开展示的部分象征主义画作。

　　最早提出“黑色浪漫主义”概念的人，现在被认为是意大利文学批评家马里奥·普拉兹（MarioPraz）。1930年，他在论著《肉体、死亡和魔鬼》（Lachair，LaMortetLeDiable）中第一次用到这个词，不过未做进一步阐述。究竟如何定义“黑色浪漫主义”？法布尔认为所涉很广，“黑色浪漫往往和人的潜意识及深层欲望相关，同时也包括对上帝之疑，对生死之惧”。

　　作为欧洲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文化艺术运动，浪漫主义发端于德国，之后席卷音乐、诗歌和绘画领域，通常被认为是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共生关系的一次追溯和回归。但这一展览对浪漫主义的发生时段并未限于艺术史所界定的1800－1830年，而将线头前置到了18世纪后期，西班牙画家戈雅（Goya）和瑞士裔英国画家菲斯利（Fussli）所生活的时代。展览确实带给观众一条非常清晰的体验路径，在浪漫主义的明亮底色之下，导引你翻看充满魅惑的幽暗一面：巫性、神秘主义、魔鬼盟约……诸种难以言说的欲念在两百年间的绘画、雕塑和影像中枝节蔓生。

　　在欧洲，滋生黑色浪漫主义艺术的传统土壤被列举有几处：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挪威和比利时。

　　黑色绘画早在巴洛克时期已经成为西班牙绘画的主要传统。1780年后，戈雅以死亡、疯狂为主题的系列铜版画和油画使这一传统达到巅峰。展览中，他和英国的菲斯利、德国的卡斯帕尔·大卫·费里德里希（CasparDavid·Friedrich）一起，构成了1780至1830年的黑色浪漫主义序曲。戈雅和菲斯利为同时代人，他们分别出生在1746年和1741年，死于1828年和1825年。此二人在世的时候就拥有了世俗所认可的巨大成功：戈雅入幕西班牙皇室成为宫廷画家，菲斯利后半生为英王乔治三世效劳。但是，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后期创作了大量有关死亡和魔怪的题材。这类母题在欧洲中世纪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曾经盛行过，经历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洗礼后，何以还会再度回归？其中原因，研究者归结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给欧洲社会和精神世界带来的大动荡：失却了社会秩序及宗教秩序后，人们困于恐惧和不安，急于寻找精神出口。不过，也有人认为，黑色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启蒙运动的“遗产”，艺术家通过奇幻和神秘题材享用崭新的自由空间，无需受控于理性，也无需受制于现实社会规则。戈雅经历了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战争后，对人性极度失望，他说：我无惧神巫、幽灵，也无惧任何其他上帝的创造物，但人类除外……在版画系列《幻想曲》中，戈雅描绘的恶魔往往以人类自相残杀为场景，法兰克福施塔德尔艺术馆带来的《理智入睡催生恶魔》就是这组版画中一幅重要作品，画于1799年。[NextPage]

《三个女人和三匹狼》

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安息日》

　　与戈雅不同的是，菲斯利的幽灵题材是从英国文学传统中直接汲取，如他最爱的拜伦、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我们在奥塞得见的菲斯利名画《撒旦逃离伊苏雷尔追捕》，取材于弥尔顿长诗《失乐园》里天使伊苏雷尔搜捕魔鬼的章节，而气氛极古怪的《三巫师》，构思则来自莎翁名剧《麦克白》。文学意象成为黑色浪漫主义绘画的主要发生地，莎士比亚、但丁、歌德、雨果……皆为画作灵感之源。几乎和戈雅、菲斯利同时期，德国浪漫派诞生了重要作家霍夫曼（E.T.AHoffmann），他于1809年开始发表奇幻恐怖小说，成为西欧哥特小说风的代表人物。“霍夫曼小说”多以神话鬼怪和魔法故事为母题，对后世西欧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影响力一直延伸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他的小说《睡魔》中，有一位变自偶人的美丽女子奥琳菲娅，近百年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Verlaine）以此为蓝本写了一首十四行诗。1899年，魏尔伦的好友、象征主义画家皮埃尔·博纳尔（PierreBonnard）又据诗歌吟述的场景，绘画了他最具黑色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床上半梦半醒的女子》。这幅奥塞馆藏出现在展览第二部分——“1870－1910象征主义”。

　　在德国，黑色浪漫主义以大卫－费里德里希为代表，他荒芜的风景画面如同幽灵，大海、荒野和废弃的建筑物都飘荡着中世纪的哥特气息。英国和比利时绘画此时也表现出近似的气质，英国画家们反复描绘城市被灾难毁灭的景象，比利时画家的城市和教堂则永远空无一人，如同墓地一般死寂。在法国，“黑色浪漫主义”这一阶段的代表是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和杰里柯（Gericault），这两位画家以绘画历史故事和海洋灾难来隐喻人类的悲剧境遇，无论是杰里柯的《梅杜萨之筏》，还是德拉克洛瓦的《安息日》，画面对自然的狂暴神秘都有深刻表现，蔓延着绝望和悲壮。通过展览中的多幅版画和油画，我们看到一个在《自由引导人民》之外的、充满悲剧特质的德拉克洛瓦。在这个时期，女妖梅杜萨是画家们反复描摹的形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变和失落是这种悲剧特质的根本来源。

　　象征主义，在展览中被评价为“黑色浪漫主义在欧洲开出的最后一朵花”，“病态又奇异”。法国是象征主义的主要阵营。拿破仑主义幻灭，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在混乱不堪的政局下，法国人对社会现实感到绝望，沉于颓废和追逐奢华同时出现在艺术浪潮中，黑色浪漫主义进入又一个高峰。1886年，主张梦幻和想象力的象征主义运动在法国正式发表宣言，和左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决裂。诗人马拉美和魏尔伦引领文学领域，而绘画的主要代表则是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Moreau）。莎乐美的妖魅形象在绘画中取代了毒蛇女妖梅杜萨。莫罗反对印象派的表现自然和光线，他的画题大多是宗教传说，或者来自希腊神话、东方神话，具有怪异唯美的神秘主义情调。展出的两幅代表作，其一是名作《施洗约翰的头在显灵》，取自圣经故事，画面中是受母亲唆使向希律王索要施洗约翰人头的莎乐美，她身披薄纱舞蹈，手指约翰被斩下的头，圣光四射的人头和莎乐美看似无邪的艳丽构成了这幅画唯美又恐怖的氛围。

　　1920－1960年，超现实主义在法国和比利时取代象征主义，将黑色浪漫引入一个全新阶段：自由释放潜意识和梦境。雷内·马格利特、马克斯·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这些画家不再依赖从神话和圣经故事中裁取画面来建构奇幻。至此，神话、女巫和魔怪不再是人们解决困惑和疑惧的唯一通道，他们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直接制造梦境以对抗现实。风暴中被毁灭的梅杜萨之筏，在恩斯特这里变得犹如脑海里的迷幻小舟；达利让《骷髅头里的芭蕾舞者》如同死亡里开出的鲜艳的花；马格利特的《感伤的对白》取自大卫－费里德里希的画面意象，长出了鸟头的两个人身披黑袍伫立在暴雨来临之前的天空下却神秘唯美。“在他们的噩梦中，尸体不再意味着恐惧，而是……一种优雅。”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