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艺术品鉴评的本质是解读，论理，争议贯串其中。对“权威”的盲从，不是科学的认知观，也不符合实际。人们对南谢（稚柳）北徐（邦达）就市场上一幅张大千的画之真假之争记忆犹新，更记得曾被老一辈鉴定家定为“真迹，精” 的马远《踏歌图》，去年12月被陈佩秋先生在上海图书馆述评为“不可能是真迹”。艺术品评估对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并不以个人、机构而异，但就职业属性论， 为拍卖经营“掌眼”的专业人士所具有的功利性是由其商业运作所决定，与为保护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宣教的博物馆人员职责、业务不能混为一谈。对社会及公众而言，对艺术品的鉴评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往往就是专业的博物馆。这些机构服务于社会和大众，执行政府的文化发展政策，对公众就其活动，包括收藏，保管，解读，展出的艺术品的真、伪、优、劣的质疑，作出相应解答，既是其职责，也是服务社会积极有效的方式之一。2006年，澳大利亚维省艺术馆的一幅收藏有60多年的被称作“凡·高”画作在爱登堡展出时，被文化监察组织指为赝品，政坛、公众质疑，本地专家、学人的争议缺乏说服力。2007年该馆请荷兰的凡·高博物馆对此画鉴评。2008年，凡·高博物馆的鉴评理由见报，认为无理由把该画定为凡·高之作。显然，提高人们对凡·高作品鉴赏能力的是争议和具体理由，而不是“权威”或机构的一句话。

　　不可否认，在商品社会里，博物馆的收藏，陈列，推展对流通于市场的艺术品的品质，价格等都会形成明显的影响和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是作为文化机构的博物馆的功能和运作的本意， 因为对于文物、艺术品的机构性识读、研究和管理，推介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公益性，它与市场的商业行为所具有的随机性和盈利趋向不属同一范畴。简言之，文化机构的社会职能和导向不应是商业功利性的，也与“市价”无关。把机构在职人员对艺术品的研究、鉴评混同于市场的评估，是对机构及专业人员职称所具含义的曲解和误导。

　　我国的文物艺术品经营和管理在“文革”中严重扭曲，文物市场的开放也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艺术品拍卖随开放而兴盛，经营者日众，炒作严重。拍卖的经营理念，操作及规范的问题显而易见。开放的文物市场应使广大文物和艺术品爱好者享受到交易的公平，本是改革本旨。现实是，一方面，对于各类伪、劣日用商品，公众的维权意识强烈，监管上也对不成文的 “假一罚十” 这一显属过度惩戒的俗规认可，另一方面，却对拍卖经营的含混的“瑕疵自负” 的条款熟视无睹，令人费解。也许国人对拍卖还较陌生，在对财富追逐的躁动中，缺乏对此行的属性、自身权益和商业规范的理性认识，而监管部门就亟应从经营的诚信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检讨，正视这一重要的“盲点”。

　　应该强调的是，艺术品拍卖行非“跳蚤”市场，对拍品的真伪不负责的经营方式，违反公平交易的行商原则，突显经营者的无自信，急功近利的投机性。对伪品的市场鉴察失衡，不仅使投资者的风险远甚于股市、房市，更严重侵蚀社会文化底蕴。应该看到，国际老牌拍卖行的诚信声誉基于符合整个社会文化，包括商业信条和法规的严谨行规，他们对拍品的真实性负责，有效法律追溯期为六年。这一经营模式和规范亟应成为我国同一行业的信条和准入条规。有关部门应毫不犹豫，把对拍品的真伪负责作为我国的拍卖经营规范，这不仅是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也是维护拍卖行业及其客户的尊严，提高该行业经营及艺术品评估水准，乃至社会艺术观赏能力的健康发展之必要改革或“接轨”。

　　（作者系澳大利亚文博学者）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