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培琛用麻布创作的作品《仕女》
初到美国的钱培琛
今年8月，纽约时报的一则“假画”报道使74岁的上海画家钱培琛的名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众人知晓。此案缘起于2011年底，一名比利时收藏家耗资1700万美元从纽约曼哈顿Knoedler画廊购得杰克逊·波洛克的一幅未收入画家作品目录的画作，卖方和画廊均肯定该作为真迹。藏家证实此画系伪作，并将Knoedler画廊告上法庭。Knoedler画廊爆出售假丑闻并关门大吉后画廊总监Ann Freedman称这些作品来自于一位名叫Glafira Rosales的艺术商人。据被起诉的女经纪人Rosales交代，这些被当作真品出售的画作正是出自居住于纽约皇后区的钱培琛之手。至此，钱培琛所画的63幅仿美国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在FBI的追查下曝光。这些作品被当做大师真迹，以8000多万美元（约合4.9亿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买家不乏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令艺术界震惊。
虽然一夜之间名扬天下是所有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制假”的罪名恐怕并非谁都可以担当，张大千仿石涛的美术界佳话也绝无可能在当下复制。
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钱培琛突然成了新闻人物，从《纽约时报》的头条转到华文报纸，人们对真正售假的艺术经纪人反而不感兴趣，那长长一串拉丁字母的名字又十分拗口难记，相形之下，钱培琛的中国名字和样貌倒是引起各方注意。暴风雨般的，不经意间竟然以此种方式出了名，国内国外艺术界几乎都知晓了这位“业余画家”的大名。纷纷扰扰的传言甚嚣尘上，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中反映，此次“高水平”的造假事件，几乎影响到了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今年的秋拍。真伪之辨的疑云在拍场渐渐聚集，质疑画作真伪者络绎不绝，买家们比往常更小心谨慎，深怕看走了眼花大价钱买入一幅临摹的赝品。“住在皇后区的这位华人画家把拍卖这潭水给搅乱了，扰乱了整个市场。”钱培琛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谈起“出名”事件的后果，颇有无奈。
这位年逾七旬的老者语速轻缓，带着从上个世纪改天换地的重重运动中走过来的谨慎，也带着那个时代人们所留下的特有的软糯的上海话，讲述着几个月前“一夜之间名扬天下”时的复杂心情，以及朋友们熟人们对此的不一表现。在风波渐渐平息、是非论断渐渐分明的今天，74岁的钱培琛在懵懵懂懂中被轩然大波卷入的造假事件后，首次面对媒体的公开采访，他反复对《艺术评论》记者强调，自己“更愿意谈的是艺术”。
钱培琛身处舆论漩涡——根据美国法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告知钱培琛，作为绘画者和临摹者，即使临摹的是17世纪画坛巨匠伦勃朗的名作，并堂而皇之地在画面上签上伦勃朗的大名，只要不是以真迹的名义和价格出售，也不会被视作触犯美国法律。虽然这些尚需最后的司法说法，但是美国方面没有起诉，也没有限制钱培琛出入境。如果钱培琛真的参与到假画销售中明知故犯，那就不仅仅是账面上可见的区区几千美元的收入，更应该能够追溯到大笔资金的进出，然而这一切，钱培琛都表示并未涉及。
在遭遇了来自怀有不同目的旧日相识的猜测、妄断、评论、以及各种“追忆”之后，前不久，钱培琛坐在上海青浦一个尚未正式开放的艺术空间里语调平静地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讲述那与“美国梦”相关的往事。
阳光涌入空荡荡的房间，四壁雪白的墙上挂着钱培琛近些年的画作，那些以麻袋为材质，以多种形式拼贴创作的作品张扬着马或者唐代仕女的轮廓，又或者，在深沉的颜色中突兀地跳出一抹亮色，仿佛试图在黑暗中左冲右突，挣扎着奔向光明的彼岸。
选择前往美国，曾是整个1980年代的十年里中国艺术家的集体行为。1978年到1980年之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个重要转折，众多外国美展来到中国，“星星画会”、“十二人画展”等等和与主流冲突的美术事件此起彼伏，时代变动中释放出的能量把这些艺术家们带向画框以外的世界。也正是钱培琛的突然曝光，使上个世纪80年代去国的那批中国艺术家的生涯再度受到注目。
初到纽约深入丛林
1981年，钱培琛42岁，在一个本该认命的年纪赴美开始漂泊之途，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与一别三十多年的父母相见。
据钱培琛的自述，他是家里的老大，解放前夕父母就去了台湾，12岁那年他只好从舟山来上海投靠姑姑，小孩子离开家乡起初总会觉得无限感伤，但是上海繁华都市的许多新奇美妙的东西立刻迷住了这个海岛来的小孩。自幼热爱绘画的钱培琛因为高昂的学费止步于当时沪上专业画室门前，考大学又顺应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身不由己地选了数学，毕业后在中学担任数学老师。
钱培琛对于老师沈天万先生，虽然没有如其他入室弟子一样，正式行过拜师的叩拜大礼，但是，钱培琛常常向沈先生讨教绘画之事，形成了事实上的师生关系。1979年元月，沈天万先生、钱培琛、孔柏基等人组成的“十二人画展”成为写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文革”后第一次“在野”行动，它比日后名声卓著的“星星画展”更早也更具非政治化的因素。“十二人画展”的参展油画家几乎清一色的受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的影响，衔接了民国第一代中国的西洋画家被中断的美学实践，这个“文革”之后的上海“地下”画家群中人在往后的30年岁月中大部分都跻身国内艺术界知名人士的行列。
1981年，钱培琛在香港与父母团聚了7天，之后以F1学生签证，被父母送到了纽约，终于可以专业学习绘画。这一年之后，与之青梅煮酒的陈丹青抵纽约，而之后名声大噪的陈逸飞较其早一年抵美。
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才开始了两三年，纽约城里没有多少大陆来者，即使有些移民，也多属驻扎于唐人街（China Town）的广东籍人士，粤语就是那里的“国语”，不会说广东话的中国面孔出现会引起异样的注意：“唐人怎么不会说‘唐话’？”没人告诉这些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应该怎么做。
30年前，地铁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属于闻所未闻，城市标志性高楼大厦也没来得及进行密集型建设，钱培琛站在曼哈顿的建筑丛林里，几乎就想逃回来了。举目无亲，一个人也不熟悉，远房的亲戚礼貌地把他送到出租的房子里，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刚到纽约的钱培琛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等回过神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个小时。幸好内心存有的对艺术的执着向往，让钱培琛在第二天就摸索着去了仰慕许久的大都会博物馆，虽然第一次进门连票都不知道怎么买，与博物馆的大师作品面对面交谈般的感觉还是让钱培琛放松下来，安慰自己此行是值得的，登上摩天大楼也让钱培琛的决心更大，“一定要让女儿来这里看看”。
没人管的纽约艺术学生联盟
1980年代出国的大陆艺术家，大多已在国内的各种运动中消耗掉了自己稍纵即逝的青春期，他们到了美国都有点原形毕露的感觉，好人特别好，能人特别能，坏人特别坏，因为原先在国内有个制度压着，除了政治运动这种特殊机会，基本看不到原来的面目，到了美国这种竞争激烈而公开的地方，本质就全部显露无遗了。
不论是早已归国的魏景山，还是做了多年中美间穿梭的候鸟的钱培琛，或者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张宏图，“文革”的共同经历使他们一致认为，突然间抵达美国，是在国内被人“喂”惯了也“管”惯了的艺术家，一下子被扔到了一个自生自长的环境，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失重，迷失方向，也可能自生自灭，但相对而言，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更容易激发艺术家自身潜在的创造力。
初抵美国，钱培琛在纽约一所名为“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的艺术学校学习素描和版画。学校位于纽约57街第7Avanue，学制松散、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入学考试，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艺术课程，学校不提供学分和学位证书。包括钱培琛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会选择这样的赴美路径，因为它学费低廉，在学校注册成功后，就可以获得F1留学生签证。如今国内人士对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美国名校的鼎鼎大名都有了审美疲劳，“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已有百年历史却知者鲜少，当年诗人闻一多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同时也曾经在此间学习过绘画，这所学校还曾经有过如今在西方当代艺术史上被奉为大师的抽象艺术家波洛克、罗斯科的身影。1981年、1982年钱培琛与陈丹青先后进入此间学习。
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里，画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一位老师令钱培琛念念不忘，这位老师所画的一个个闪着荧光的圆圈圈进入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收藏。抽象表现主义是二战以后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艺术运动，当时由于二战的猛烈炮火，许多欧洲的重要艺术家到美国躲避战乱，抽象表现主义由此而生。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所带来的解放感中寻找形式的同时，在超现实主义中汲取即兴表现的灵感和技巧，到1950年代末，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走向衰落，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
留学生很辛苦，半天念书半天就在学校打工，一个小时5块美金。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有个好处，从校长到门口的工友都是喜欢画画的，学生们负责做清洁工作，把教室里的垃圾都集中起来，一边扫地一边观察教室的情况，同时还有同学在其中画画。钱培琛这一批人年纪都长，陈逸飞、陈逸鸣，人数最多的时候有20多个，到中午大家坐在一起吃午饭，拿出来的多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白面包，伴着学校免费提供的牛奶下咽，或者一杯白开水冲泡自己带来的茶包。
让钱培琛高兴的是，木心先生也与之在同一个绘画工作室。“木心先生的英文不太好，虽然我也不太灵，但总好过于他，于是可以为他做做翻译。素描班我们在一起，然后版画班我们又是同一个工作室，与他相处的时间很长，差不多有8年。”因为留美用的是学生签证，每天早上必须到学校签个名，表示来报到了。“第一件事，便是木心来寻我，在喝咖啡的地方，聊聊天，一起进教室，画得累了再一起出来坐一会。” 木心尚未从国内出来，钱培琛便已听闻他的名声，在美国，能够和木心先生一个班级共同上课，让钱培琛备感高兴。钱培琛常常与木心一起去买绘画材料，木心对之十分友好。钱培琛仍然自认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业余作者”，木心对其的影响却深深地沁入心里。因为平时已和木心聊得太多，受之影响潜移默化，在学校与木心的长时间接触，让钱培琛拒绝参加日后陈丹青津津乐道的讨论小组。记忆这回事儿，并不是说付诸笔端了，才意味着永不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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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培琛临摹的美国现代主义抽象绘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等的作品
解决面包问题
1980年代，按国家规定，出国人员最多只能携带50块美金走出国门，即使国内有点知名度的画家腋下所夹带的一卷作品也不可能立刻到了美国变现。大陆留学生们从纽约下了飞机，最后的目的地却不一定在纽约，因此大部分人不得不在纽约度过抵美的第一晚，然后在次日转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往另一个城市报到。于是，50块美金中20块钱付了出租车，如果再支付一夜的旅馆费用20块，如此一来，火车票就没钱付了。有人因此在次日清晨趁无人注意就滑脚开溜，逃掉旅馆费用，绝尘而去。其实这些所谓旅馆也不过是一些家庭小旅馆，过一夜的费用10块20块美金足矣，但区区10块美金在当时也着实难为了囊中羞涩、对域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若干年之后，当他们又有机会偶遇旅馆主人，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艺术家们会拉住当年的“债主”偿还当年的欠债——当年的旅馆钱，如今还给你！
画家们到了美国，为了维持生计，往往都从街头画肖像开始谋生计的第一步，一旦可以上街画画，生计便不成问题，钱培琛的回忆里，这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纽约的街头艺术家们都集中在曼哈顿，一张小桌子，一个小画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在此谋生的起点，当然，要画得比顾客本人漂亮那就成功了。
肖像画成黑白的是一个价钱，画成彩色的又是另一种价，价格不一，来画画的顾客心情不一，给出的价格也不尽相同。顾客里，黑人顾客出手最爽气，游客的钱也好挣，最难对付的恰恰是中国人。一天光景好的时候可以挣三四百块美金，不济的几十块也有，且要画到次日凌晨2点，冬天的纽约街头彻骨寒冷，圣诞节期间尤为如此。
钱培琛说，当时，到纽约的中国画家中有很多人都去工厂画花布了。艺术不再是国内认识到的神圣，面包的问题急需解决，这是异域生活的首要之义。如今有了国际名声的某当代艺术家彼时也在印刷厂打工，同他们一起在街上画肖像。格林尼治村第四街的一个篮球场，黑人在边上随地大小便，画家们就在篮球场的铁栏杆边画画。
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晚归的地铁上，画家们会把一天的画画收入塞在袜子里，回家的地铁里困了眯一会，等醒过来，那几张钞票就不见了。钱培琛遇见过三次抢劫，从地铁站出站，被黑人以问时间为由拦下，接着就是被一把枪顶在了腰间。
一位当下极具知名度的画家早在赴美前，国内已颇有影响，到了纽约，为了生计去画俄罗斯的圣像，画完，却被老板以大小与给出的样板不一为由而批评“不灵不灵”。他放下电话，面对着公园嚎啕大哭，一把辛酸泪，憋屈得很。
留学都是居无定所，钱培琛搬家的次数都记不住了，但基本都是在皇后区黑人区转悠。初到纽约，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难免迷失方向，落魄地踯躅街头。热气腾腾的中国城里都是人声鼎沸的餐馆，留学生们却因为没钱而在门口止步不前。钱培琛与陈丹青两个人一起买两包速泡面，冒着雪，跑到亲戚家里用水烧一烧，就在中国城里，吃得大汗淋漓。
相识于微时的情谊，如今回想起来尤为美好，钱培琛回忆：“后来陈丹青经济状况转好，去中国城里的面馆吃饭，哪怕吃的是一碗只有5块美金的面，也要在台面上‘啪’地放下五块钱的小费，以示大方。”自尊与自卑的强烈反差，还让陈丹青特意将此事告知钱培琛。
“小老板”的要求
1990年左右，在下曼哈顿街头画像的钱培琛被Rosales的男朋友及一个名叫Jose Carlos Bergantinos Diaz的艺术商人发现，他们提出，“你可以帮我临摹一张（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作品吗？”开始时，一幅作品支付钱培琛600美元，最高的时候，支付钱3000美元一幅作品，但价格在此封顶。
有一堆诸如能够在异乡维持生计、坚持学业、把家人接来美国团聚种种需要钱的理由，“相对于20美元一幅的街头肖像，面对这样诱人的价格为什么说不呢？”钱培琛将经纪人称之为“小老板”，与之合作十几年，相处如朋友一般。“如果我知道他把我的临摹作品当作真迹出售，我是绝对不会与之合作的。我只是以为自己这些都是临摹品——人家家里买不起大师真迹，但又十分喜欢这位艺术家，于是就只能以其九牛一毛的价格买入一些肖似的临摹品，挂在墙上装饰家居。”
实际上这些收入中还包括钱培琛自己创作的作品，因为钱培琛是该画廊的签约艺术家，但是画廊经营钱培琛的作品价格并不高。在上海艺博会出售艺术家作品所得的收入，也汇总到一起支付给钱培琛。在纽约，自家的院子里那条从大门通到车库小道上，钱培琛常常把创作的大画拿出来晒晒太阳，泼彩的油画颜料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干得快一些，这些，在后来的《纽约时报》上也成为邻居们口口相传的造假“罪证”。
钱培琛临摹一幅现代派大师作品的所需时间并不长，只要理解画义，大胆实验，实际上画家本人也没有当作真迹来画，画起来自然放松，权作一种游戏制作。“他们要求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联邦调查局在电话里对钱培琛说，“你现在住的是皇后区的一幢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而画廊经纪人住的是价值百万的别墅。”钱培琛也曾经疑惑于“小老板”的本事怎么会那么大，那么会挣钱。但是该画廊还经营着钱培琛创作的作品，并为之开过个展，请来众人为他捧场，在画廊里，钱培琛的作品与画廊经营的雷诺阿、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挂在一起，向众人展示。
对于美国，钱培琛的不适应在于语言和人脉的拓展，对于内向的他，不会主动去找画廊，不像一些画家一到美国就夹着一卷画去找画廊，这条路也许是对的，但是似乎不适合他。于是，钱培琛只是先进学校，与木心一起画画，走了另一条路。
母语烙印的困惑
母语文化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是钱培琛也是至今留在美国的钱培琛的朋友画家张宏图到美国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钱培琛的英语一直不太好，他对《艺术评论》说：“（因为当时）年纪大了，觉得不必再把精力放在语言的学习上，还是琢磨琢磨自己艺术的走向吧。”
钱培琛的画作中，至今有着唐代仕女的形象轮廓，只是，模糊与空白了的五官面容给人以某种被伤害的历史感。而在1980年代后期，张宏图开始把领袖人物的形象放入作品中，经过变形或解构，这些形象对像他这样在“文革”中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一代人来说代表的是一个从崇拜到怀疑到破灭的过程，每一步都刻骨铭心。他的领导人系列作品为他在西方受众中带来盛誉，但1998年之后他没有再做过这个领袖人物系列，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内的艺术家已经把领袖人物的形象做得很“商业”了。从那之后他开始用凡·高和莫奈的手法画中国山水画，再次引起追捧。
从2004年开始，钱培琛总是往返于中美之间，回国后，钱培琛总是要来沈天万先生家里坐坐，关于美国的生活，却三缄其口。与绝大部分有过闯荡美国经历的中国画家一样，对于“美国往事”一概讳莫如深。
沈天万说：“从美国回来的那些画家，都不愿意谈论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若在彼岸过得得意，也就成了赵无极、朱德群。不如意，才寻思着要回来，回来后谁都闭口不谈不如意。中国人自己的艺术，还是没有办法在西方立足。”
钱培琛到美国之后，就开始用麻袋这个材质作画，且尺幅巨大，常常一幅画覆盖掉整个墙面。麻袋的收集来自各处，大小不一，为了能够达到钱培琛作品需要的尺寸，只能用各处搜集而来的几个麻袋互相拼接而成，接缝处的白线，进入画面，俨然成为艺术家心仪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国人眼里，技术处理上不到位，麻袋粗糙不堪、松散无序的质感和上面残留的有机物质，油画材料覆盖之上，却更显得脏兮兮的。但是在美国，钱培琛在脏兮兮的麻袋系列外面加上一个玻璃框，立刻感觉焕然一新，解决了“脏”的疑问之外，麻袋的肌理，形成了一种粗野原始的视觉，带着倔强无畏的气息。沈天万对钱培琛这一系列作品十分看好，认为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钱培琛是可以成功的。
“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
钱培琛所牵涉的案件如同阴影中的一道光，映照出那些曾经去美国或者至今留在美国的艺术家群体，他们身上所浓缩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命运的戏剧感在时代的映衬下显得尤为特殊。西方现代艺术往往是到异国他乡的原始文化中寻觅灵感，而许多中国的画家却是从油画这门异国他乡的艺术出发，把中国符号带入到西方的现代艺术中，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也是阐释“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
陈丹青、钱培琛、严培明等人是1980年代初最早一批出国的艺术家；接着是蔡国强、谷文达、朱金石等，他们于80年代中晚期出国；而黄永玉、徐冰、吴山专等人则选择在1989年以后离开。1990年代至2000年初，他们陆续回到中国，又迎头赶上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繁盛，而更广泛的是消费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崛起，他们有的与之达成一致，有的在抗衡中独树一帜，总而言之都成了中国艺术领域的明星与代表人物。一位滑头的著名当代艺术家直到回国前，把剩下的一批国内买来的油画颜料以不高的价格卖给了钱培琛，言之凿凿地说——可以给你画一辈子啦！
出生于上海的华裔艺术家费明杰曾经把纽约比作各派各门剑客云集之地，艺术家就是那些一心求道的剑客，而那些画廊的经营者好比是擂台主持人，画展就是擂台场，大大小小的擂台，每一分钟都在较量。剑客们无论有多少绝技怀身，却还是成了棋盘上的棋子，有车马将相，也有兵卒。有不少艺术家在厮杀中黯然离去，惨淡收场。
在纽约，陈丹青的画室位于42街，从他的画室走到灰狗巴士站，全部都是红灯区，满大街性商店，他在其中潜心画自己的静物，令人惊叹。
魏景山在美国学习时，最初感受到的就是美国在校的学生做展览，如毕业展，不会有人来帮忙，从展场的灯光调试，位置高低，都要自己亲手操作，而在国内做展览，你只需要交出一幅作品即可，后续都会有人安排妥当。
现在上海田子坊驻扎的艺术家古原1990年代初期赴美，他的日子显然相比十年前出国的艺术前辈们要过得轻松自如，尽管在艺术上颇有天分，然而他在语言上却毫无天赋，英文一窍不通的他曾经扬言：“除非有人主动邀请，我绝对不会主动踏上美国的国土！”果然有美国画廊主动与其签约，其作品很早就参加了纽约艺术博览会，并从此骄傲地脱离了每个抵达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都要挣扎过的底层生活，出门交涉必由一名英语翻译陪同，以此显示“著名”艺术家的范。
陈逸飞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是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收购的，包括那张送给邓小平的周庄的双桥。陈逸飞的性格中，有他“赛孟尝”的一面，陈逸鸣透露，哥哥刚到美国不久，手头也不宽裕，家里除了自己的房间，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小小书房，而这间小书房，后来就成了一大批留学艺术青年的临时落脚点，其中包括谭盾、顾长卫、陈凯歌等人。谭盾初到美国，陈逸飞建议他举办个人音乐会，但当时的谭盾却掏不出场租费，得知此事，陈逸飞慨然说：“没关系，我来好了，让艺术家来赞助艺术家吧。”他当即拿出自己的一张画作进行拍卖，用拍卖所得帮谭盾租下了音乐厅。
陈逸飞其实也没什么特殊背景，只是比较能够把握机遇，当年，是一个台湾人陈立家把陈逸飞介绍给哈默艺术公司的董事长列伯维兹。陈逸飞连夜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准备好送去。他知道在国外无后门可走，所以要抓住任何一次能展示自己的机会。列伯维兹看到陈逸飞作品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第二天一清早，位于第五十七街的哈默画廊就以每幅3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陈逸飞12幅作品，接着画廊与陈逸飞签了5年合约，办了6次个展，卖出了400多幅他的作品。而那天的半夜，陈逸飞并没有思考过成功这个问题，他只觉得那是一个机会。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