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累

　　和许多同辈艺术家一样，徐累的艺术生命也是被 20 世纪 80 年代所曝光的。他是“85 新潮”的一员，是这场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产物。“年轻的时候总会比较左派嘛，你自然会投身到这个里面去，年龄大了就成了右派”，徐累说。当时的信息并不发达，但年轻人的求知欲旺盛，尤其对西方现代主义有一种普遍的实践渴望。和整个国家的步伐一样，他们依靠自学，急切地学习和追赶，在全国各地成立艺术团体—哈尔滨的“北方艺术群体”、杭州的“池社”、南京的“红色旅”……而且，“文学和艺术的关系特别密切”。徐累是个文艺青年，画画、写文章，后来还办了杂志，“西方也是一样，在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文学和艺术站在了一起，比如 19 世纪的象征主义、20 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他参加了“红色旅”，这正是一个“偏向于超现实主义”的团体。

　　当传统的文章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另起一行，这是徐累常说的一句话。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国画专业，之后分配到傅抱石创立的江苏省国画院。这是全国三大画院之一，传统功底深厚，同时给年轻人带来重压。徐累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去理论研究室工作，这样一来，可以维持创作的自由。研习国画的他开始创作纸上丙烯作品。

　　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他的作品放在中国美术馆三楼。和他在同一层展出的还有张晓刚、刘小东、丁乙、沈勤，以及徐冰的《天书》、方力钧画的素描。徐累认为这一批作品是安静的，“基本上有某一种共通性，不是建立在身体的欲望上的作品，而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他说，这些人后来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那种低姿态和思考性。

　　“当时有种特别失控的感觉，所有人都希望得到注意，所以要夸大自己的表情”，绘画不如装置，装置不如行为艺术，“争强斗狠，他们认为这个是前卫”。徐累自认是相对理性的。“我肯定是理性的，我喝酒都不说胡话，喝多了就睡觉。”他认为艺术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脉络，经过拐点、岔路，最终还是要回到主路—“艺术是有趣味和愉悦的，但结果不会停留在这里，还要有形而上的东西，或者说精神层面的东西。理性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他肯定自己不会做行为艺术。“我有些害羞，有些低调，我当然有理想，但豁出去可能不是我的选择。”事实上，参加完这次展览，他回到南京就把长发剪了。他在南京时留长发，穿奇怪的衣服，觉得自己标新立异，可到了北京，所有人都这样，“我当时就特别厌恶自己”。

　　“当时有一点全盘西化的倾向，这是需要反思的。”1989 年之后，当代艺术就此更改了河道。徐累认为，那时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流派，一是新文人画，“重新回到笔墨情绪，回到传统的逍遥主义”；二是中央美院的刘小东、喻红等人提出的“近距离”，消解人文热情，回到目之所及的现实，回到草根性；第三种就是政治波普，或者泼皮艺术，表达一种讽刺性。这些都“代表了当时的颓废情绪”，本质上都在逃避，好像从高空中坠下。“过去的艺术希望跟社会发生更大的、强有力的关系，现在又重新回到自我、个人主义。”也是在此之后，徐累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立场—用现代性的思维来思考艺术，并且和自身的文化与现实产生关系。他重新回到国画领域，用新的框架来建构传统逻辑，但许多朋友认为他“堕落”了。他也承认自己在90年代初的作品不理想，甚至俗气，“但是没关系，我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说法，经过时代的裹胁，自我被摔到地上，又重新长出来。而“85 新潮”的影响还在持续，比起画画，他对观念、修辞和思想性的兴趣更大。

　　徐累画帷幔、屏风，“建立一个戏剧性的框架”，“假设观众是被间隔的，跟过去的时代是一种隔膜的关系，在观看而不能深入，那里充满秘密，充满着不为人知的东西，一种表演的氛围”。他热爱中国的材料，画布上有古意，但那只是一层气氛，仔细看来，他的空间有毫不古代的立体感，拼贴了鹦鹉、高跟鞋、地图等各种物体。他画马，和中西之交时的徐悲鸿有相似的选择，但他的理由是因为马雌雄同体，屁股散发着肉欲感，而马头代表阳具，这是一种“有限的色情主张”。

　　他喜欢自我分析，这又是理性在作祟。他认为，自 1985 年到现在，自己的世界观没什么变化—对虚无的态度，对色与空的把玩，对叙事与隐喻的兴趣，对中庸的追求。他在 1990 年画过一张《昼与夜》，是一个房间和一把椅子被切成两半，这种“平衡的态度”一直在作品中回旋，对称的马、虚实相间的彩虹、一分为二的大海、走钢索的大象。这是他理解的中国智慧—中庸之道，在东方与西方、现代和古意之间。“我认为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的性格是这样的，双鱼座，充满了矛盾，总是在平衡所有的关系 。”

　　“我不要跟所谓时代性里面的主调发生关系”，徐累说他不喜欢跟人群在一起，对潮流有逆反。可是在艺术领域，“异数”是个褒义词。据雅昌艺术网统计，2003-2013 年，全国已举办过 619 个以水墨为主题的展览，光今年就有 98 个。时代的幕布悄悄向他移动了。他被推为这场新水墨运动的代表人物，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他画的是国画。他自己也说，现在讲的新水墨面目不清，没有边界。“我并不是对中国画如何往前推进有怎样的企图心，我不会为这个负责任，我只是为自己的修为。”他坚持用个案的方式理解时代，“现在谈新水墨，我又要逃离了”。

　　今年 10 月，他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新个展名为“世界的壳”。这也是一个隐喻，代表着他从壳里走了出来，开始画新的对象—山水、天地、月亮、彩虹，从艺术的私人性、紧张感走向了外部世界，走向中国传统的自然观。2008 年左右，他的创作曾遭遇瓶颈，有自我重复之感，尤其是搬来北京之后，天气干燥，材料上碰到了困难—纸本太脆弱。去年，他使用了绢本，尺幅也有增加，工作室也更大了，世界好像豁然开朗。“如果没有产生这批作品，我不会做这个展览，我觉得我是不完整的，还有一段话没有说完。”而现在，徐累在同一条道路上有了新的推进，找到了和过去的呼应，可以自圆其说。展览中有一幅并不引人注目的作品，2011 年所画的《天外天》，画面大部分都被他惯用的帷幕、岩石和蓝色所覆盖，唯有一只黑色的小鸟，一改过去画作中朝向画面中心的压抑或者半遮半掩的暧昧形象，以少见的动势，朝画面右上方飞了出去。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