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转向，就是对于生命个体的经验描述。这种个体经验的描述，不是对于群体思想情感的模拟与再现，以此表现群体共同的精神理想与道德感悟，而是生命个体在城市这个欲望中心的生存中和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价值追寻与精神表达。也许，作为欲望之所的城市，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人类现在还难以估量和预料的精神焦虑与精神虚妄。当代艺术指涉的，恰恰是信息时代人类在精神方面显现出的孤独与脆弱，这和科技文明的高度发达表现出的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正好构成了逆向运动。而艺术家便是这样一种感受着这种城市膨胀与精神枯萎的人群，是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描述着这种欲望城市的精神生存与人性价值。
黄勇的许多作品便描述着他作为这个时代城市膨胀过程的精神阅历。他的作品隐去了现代的城市景观、隐去了现代人的形象，但让人们强烈感受的却是城市的人文故事与城市生存的人生体验。那里，似乎没有具体的时空，揭开的是人类梦幻与心灵的秘密。似乎有些队形人群的《行列》，并不是描绘列队的人群，而是捕捉都市声色犬马中那种等待与渴望的无奈与惘然。“行列”在他的画面中无疑具有城市心理的寓意性，这种寓意显然来自艺术家个人对于城市压迫感的深切体验。如果说《行列》是通过人们在队列中的等待来揭示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奈状态的描述，那么《迷途》则进一步表现了人们在欲望之都的种种困惑。的确，作为物质生存的城市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种种欲望，但这种欲望的满足仍不能替代精神生存的危机。在都市，人们不仅体验的是当代物质文明的进步、高科技研发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福音，而且也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当代文明中呈现出来的那种疏离与隔绝。《迷途》所表达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人类在当代社会进步中显现出来的更为深度的精神焦虑与精神困惑，在这种种欲望都可以不断得到解决与满足的时代，人类反而不知自己的所生所存所往所终。因此，黄勇用油画所表现的“迷途”，便不仅仅是他个体对于人生的拷问，而且是人类对于当代社会人文路向的追寻，是有关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现实迷途的反思。
黄勇的作品具有一种叙述的魅力，尽管他的画面没有鲜明的形象，更不是通过画面情节再现一段悱恻的故事。他作品传达出的这种力量，显然来自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他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与人生追问都打碎并糅入到画面的形色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初，黄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后，便被分配到长沙市花鼓剧团，从事和他理想中的艺术家生活相距甚远的舞台美术工作。此后，又因专业难以对口而被发派到农村，参与协助和美术专业更加遥远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黄勇参加工作的这两次碰壁，虽然都和整个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密切相关，但同时也都表现出他对于艺术的执著追求，而这种执著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不能适应体制内那种既平庸无为又勾心斗角的生存方式。在那样一种变革的时代大潮中，他辞去了体制内稳定却难以如愿的岗位，先后为出版商画过插图连环画、开过考前美术班、做过雕塑工厂、当过中学代课教师，从长沙漂到深圳，又从深圳打拼到广州，最终停泊于广州美术学院从事基础美术教育。职业的动荡，心灵的漂泊，追寻的煎熬，使他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用自己的生命追求披阅社会变迁的见证者，而精神的苦旅都一一展现在他的《行列》《迷途》等系列作品中。
广州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工作是繁忙琐碎的，但这毕竟是他心灵的港湾。为广州美术学院适应新时代的基础美术教育，他付出了艰辛却很充实的劳作。也许是这么多年的打拼砥砺，他的体质竟如此不堪一击，险些被死神亲吻。当他的心脏被装上5个支架之后，他常常对于死亡产生未名的恐惧与幻觉。他的《彼岸》系列既揭示了他的这种对于生与死的心理感应，也表现了他终于回归艺术岗位而显现出的恬淡心境。在《彼岸》中，还让人们感受到曾经迷失生活的人重新复归人性本位的精神状态，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彼岸”的社会寓意中体味到更为艰涩丰富的时代内涵。因此，“彼岸”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好，“彼岸”只是一个界碑，从这里再开始新的里程。也许，《围城》就是这“彼岸”的新的出发地，犹如黄勇真正作为一个艺术家之后又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窘境。
从市场经济的中心——城市，这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全球化的物质标志，已成为当代社会富有多重意蕴的“围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改写了原有的城廓里的市场的涵义，已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一种符号象征。因为，城市才是全球化的真正载体，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交流与沟通，实是不同城市的连接与重叠。城市，在当代文化层面也便构成了地区、国家与民族的“围城”。就个体而言，“围城”也成为一种精神领地和文化归属。当面对黄勇的《围城》系列作品时，我们强烈感受到的便是这种欲望中心对于人们心理造成的巨大辐射。的确，《围城》的画面既没有直接描绘我们每日生活其中的那种密集的建筑森林，也没有表现奢华的享乐生活场景，展现的却是一个曾经繁华而今荒芜废弃的场地。黄褐色的基调，时常被幽深的黑色所遮蔽与吞没，而一个模糊而孤独的人影却始终出现在每幅画面的残垣断壁里，他或她，手持地图？文献？相册？似乎在寻找旧时的踪影与记忆。在笔者看来，黄勇的《围城》更是心理城市的一种追摹，那掩映在枯草中的残垣断壁、那可以遮蔽与吞没一切的黑色以及那一个模糊而孤独的人影，都是城市在当代人们心理中的一种真实感受，城市作为一种巨大的欲望机器在吞食一切，那片枯草仿佛是欲望之火烙印之后残存的累累伤痕。也许，《围城》是一部始终敞开的言犹未尽的寓言，它警示着无限膨胀的城市对于人类自身生存的威胁与危及。
黄勇的作品不靠坚实的造型或绚丽的色彩悦人耳目，却用明灭变幻的影子与神秘奇异的色调攫取人的心灵。他的画不算漂亮，但色调凝重沉着，有种酸涩纯朴的情怀流淌在画笔之间。从整体的画风而言，他的画偏向于象征性，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通过个性塑造揭示某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人物符号、影调变幻以及具有画家个人记忆的环境与什物构成整个画面的心灵窗口，以此窥探艺术主体的精神世界与哲理玄思。当然，黄勇的这种象征性还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象性，这不仅表现在形象处理的以意造像的审美特征上，而且还表现在画面构图的知白守黑以及神秘玄妙的水墨式的色块运用上。从这个角度，黄勇的这些作品在具有时鲜的当代意识的同时，也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他个人生命体验的本身就折射了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思想内涵，而文化体验则是在吐纳世界当代文化思潮之中自觉回溯与回归本土文化的沃野。
在当代艺术的群体之中，黄勇用画笔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生命归宿与体验过程。
他的作品，成为一部始终敞开的生命寓言。
2009年9月8日于团结湖寓所
（尚辉，艺术史博士，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事，《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