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勇
十余年来，行为艺术为人所诟病。它被那些冠以“艺术”之名的暴力、血腥、自虐、色情的表演妖魔化了，成了哗众取宠、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个人宣泄的庇护之词，玷污了艺术形象（因有感慨：“艺术，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呈现出的是各行其是、极端扬丑、道德渎犯与人性衰变。
纯粹的行为艺术依然遮蔽在二十世纪的杂语乱流中。罗子丹以其多年如一的原始才情，在孤独中守望，不投机取巧，也从不追逐时兴，用思想、深度、智慧、勇气以及坚强的意志力创造着富于本土精神、中庸和谐及对人群怀有深深善意的前卫作品来感动公众，让他人和自己一道在行为过程中体会和反省周遭的社会、文化与精神问题。在行为艺术被那些后殖民倾向（以标本化的自身争得西方青睐）的机会主义败坏之际，罗子丹的独具匠心、苦心孤诣则涵盖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关怀，于无形中激浊扬清，以匡正当今对行为艺术的偏见。
对道德和文明底线的亵渎貌似许多行为艺术的惊世骇俗，其实不过是哗众取宠肆无忌惮的另一种媚俗而欺世，而为常人不齿。“这种反文化、反体制的艺术观念反映了行为艺术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其与生俱来的合法性危机。在一个价值错位多元混战的后现代语境中，行为艺术可能有其表达的苦衷”（杨林语）。
罗子丹的行为创作多以城市为背景，顺利而融洽地在公众中实施展开，在九五年至今的时间跨度中，避开“异托邦”（Heterotopia）和“偶发”（Happenings）性的局限，消弭了观望者的成见与象征性现实的钝化，无论在北京、上海，还是重庆、成都，他的行为与公众共同构建了一个互为解读的语境，而区别于许多行为艺术者的一意孤行，虽然他一贯独来独往，他的自发行为却没有对抗性，以街为幕，不加粉饰，超越了形式主义的禁忌，以多重身份揭示出某种生存的麻痹与消磨，以及当代人格问题。
《鸡肋》或《灰色的人群．灰色的大街．灰色的钱币》（1995年3月）：拜金主义的怅望与凝视，荫蔽于破败的精神表象。
《白领标本》（1997年5月26日）：狭义主义的个体体验视不断压缩的个人空间和持续恶化的周边环境于不顾，本能地寻找着自以为是的快乐，关注着速朽易变的时尚潮流。
《人——污染源》（1997年10月8日）：是自食其果，抑或恶性循环，人污染了自然，反过来又深受污染之害。
在罗子丹一直反感的人际比较中，世俗的表象与压迫的追问使之脱胎于“偶发艺术”（阿伦·卡普洛）的“民间立场”清晰可触。“过去的经历中，罗子丹一直在逃避这类人际攀比，从学校逃到社会、从社会逃离到偏僻的圆明园画家村、又从画家村逃到自由的当代艺术领域”。
《我挺立着……》（1996年8月10日）：一个人际比较中的模仿秀，维护一种商人形象的尴尬处境，塑造了当代的“纪念碑”式病态。
《列举一种男性的雌化现象》 （1997年1月19日）：人格尊严的龟缩，物质攀比中的羡嫉形态，更是一种雌化的趋炎附势。
《是我！》（1998年6月9日）：一种自我标榜指认的奢侈或自欺欺人的夸夸其谈，体现物化的攀比心态和所谓都市新贵的优越感，不过是自以为罢了。
罗子丹对平等的概念有着社会渗透性的直觉，地位尊卑与人格矮化的现实为象征性的符号所填补，并还原以原生态的真实。
《行为报告：富有知识分子流氓化倾向》（2000年2月17日）：不是简单的呈现世俗语境“挣钱的时候是孙子，花钱的时候是大爷”，被遮蔽的青涩历史，轻松而释放的流氓知识分子，物质赋予的权利和尊重，凸出了隐含的人格、修养的欠缺和贬值。
《有限制权力讨论》（ON THE LIMITED POWER，2004年6月3日）：“权力提示会议桌椅”的大型观念家具，限制着会议讨论的地位尊卑，厚此薄彼，又是被讨论的主体；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圆桌会议追求“民主氛围”的核心精神代价沉重，变数无常。
《我的眼里只有你》（2005年7月9日）：都市擦鞋匠的集体演绎，俨然不平等的身份验证。
《白领行为》（1995年11月12日）：一个道貌岸然的拾荒者，一面维护精英形象，一面在垃圾中翻捡钞票。
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罗子丹则试图找到一种自由往来的双重变奏。
《东西方体育》（1996年9月9日）：足球与围棋合二为一的装置，提结出东西方的互渗、交融，动与静的思辨。
《遛狗的预言》（1999年10月5日）：东西异质的碰撞、沟通与配合，以至和谐共处。
《知黑守白》：（2008年11月12日）：衍化出东西方文化和信仰的自然杂糅（混合），理解与贯通。
较之“自由伦理”的诉求与辨析，罗子丹更为关注现实的悖论性，他敏感地捕捉到当代形态的小人物的悲哀与狭促，由此敞开了生活的悖谬与矛盾。
《一半白领、一半农民》（1996年12月4日）：两种社会角色及其身体语言的并置、互逆与对立，加深了自身身份的困惑和潜意识中的鄙视，通过对阶层矛盾的挖掘，揭示出公共体中的人性。
《死去的艺术家·活着的艺术家》（1998年1月6日）：崇高与卑微的对视，形上形下的思考，命运与抗争的重塑，欢乐与痛苦的交响，光荣与折磨的演绎，华贵与惨淡的转化，不朽与凋零的反瞻，捆绑与释放的变奏，权威与倾听的纠葛，生者对亡者的祛魅。“鲁迅说，中国是嫉妒天才的炼狱。”
罗子丹的“社会学转向”试图给沉沦的人格与精神错位以理性的疏离，触发大众自觉的警醒。
《都市席梦思》（1998年10月15日～11月20日）：病床上培育出雅致的翠绿色草皮，与广场巨大的草坪形成对比，人为的差距和精神病相，禁锢的拖鞋如两性的残梦，委身于走不出的时光与牢笼。
《躁发》（1998年4月23日夜）：传统、经典的送葬，敷衍出当下的浮躁、迷乱与痴狂，放纵与发泄，理想、爱情的幻灭、遗弃与可望。
《日啖荔枝三百颗》（1999年7月18日）：物质享受随波逐流，欲望和虚荣消解着栖生的诗意。
《知白守黑》（1997年6月8日）：以黑对白的伪证，恰似老庄哲学的市井调侃，物化时代的精神苍白。
从法国“五月风暴”（1968）到“新形象”（Newimage）运动的兴起（80年代），从对理想主义的怀疑和扬弃到“后现代”世俗化的浪潮，历史划了一个怪圈，我们终将回到起点，俗世的根性，社会的痼弊，谁来告诉我们存在的意义。而意义似乎早已消解。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罗子丹的“行为记忆”也许只能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期待而已，而另一种明示与隐喻的困扰即是人生的“二律背反”。
（编辑：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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