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佳和

　　2008年底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拍卖市场上的一个拐点，终结了2004年起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神话。

　　请称呼当代艺术家——“艺术坏小子”

　　波普大师安迪·沃霍尔在有生之年大声发表预言：“最好的艺术就是一门好生意。”这句话一如巫师的魔咒，开启了之后20年世界范畴内当代艺术家们的行为典范与标准。

　　20多年前的英国青年艺术家运动（YBA）仿佛是当代艺术世界中的一次狂飙，如今已晋身为世界上活着的最贵艺术家的达明·赫斯特和那帮从英国GOLD-SMITHS大学里出来的“艺术坏小子”对世界充满了挑衅和不敬，采用了比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更加匪夷所思的艺术创作材料和过程，精神上体现出一种主张对抗、追求精神进步，但也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艺术成为古怪离奇的认知，而背离了人们共知的美感。这在当时根本不为博物馆和商业画廊接受，媒体的反应也很冷淡。艺术世界里，并没有像人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充满了金钱的气息。

　　但就在随后10年，“英国青年艺术家”成为英国新文化意识崛起的象征，在英国社会引起重大变革，它改变了艺术和时尚、媒体的关系，这些艺术家被认为是又酷又炫的，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到英国时尚和设计的创造力，他们几乎一夜成名，赫斯特更被打造成艺术超级明星，根据法国的Artprice公司公布的数据，世界当代艺术市场的拍卖规模在2003年至2008年间至少增长了10倍。2008年共有32件赫斯特的作品卖价超过100万英镑，其中24件是在苏富比卖出的。赫斯特作品的价格指数在10年间也增长了96％，并在2008年9月拍卖的那个镶满了钻石的头骨时达到最高点——5000万英镑，“最贵的活着的艺术家”成为他的一个标签。赫斯特们的作品改变了英国的博物馆体系，2000年，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开放，作为这类作品的主要展地，被看作是这一现象的纪念碑。它改变了现代艺术教育和商业操作模式，巩固了“反学院派”的学院派，它对世界当代艺术产生重大影响。

　　不管是什么潮流的艺术，艺术的批判性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核心价值，艺术的批判性，一个是指语言上的批判性，即现当代艺术的语言要有对上一时期语言的批判和超越；另一个是指艺术所指向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及其对这一立场和态度所持的一贯性。一些前卫艺术家近些年逐渐演变为商业明星，这意味着什么呢？

　　请称呼当代艺术家——商业明星

　　2010年2月，苏富比和佳士得希望带来起码3．653亿美元的交易额，相比2008年同期的9．64亿美元显然要少了很多。2008年9月以来，达明·赫斯特的蝴蝶作品价格已经下降了41％，赫斯特在近10年中的兴起和衰落就像世界金融泡沫的一个缩影。同样在中国，曾梵志，张晓刚，可谓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上“最贵”的两个大佬，他们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浮沉或者可以部分展现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大起大落。2004年，只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赵无极位列在世界艺术家最高价格前十位，但到2007年，10位最好卖的艺术家中有5个来自中国，紧紧跟随在里希特和达明·赫斯特之后的是大佬之一的张晓刚。那一年，据艺术品价格网站的统计，张晓刚作品拍卖总价格达5600万美元。许多收藏家因此陷入了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泥沼。

　　2008年底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拍卖市场上的一个拐点，终结了2004年起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神话，2008年底的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以851．3万美元的成交总额黯淡收场，是苏富比从2006年春季开始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中成绩最差的一次，同时也是成交率最低的一次，211件作品上拍，只成交了137件，成交率只有64．9％。中国“拍卖明星”的表现无法与其曾经的最高纪录相比，无法逃脱“价格零头”的命运。

　　2008年底，以亚洲当代艺术尤以中国当代艺术明星们的在拍卖行的表现从2007年的顶端飞流直下三千尺为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曾梵志绘于1998年的作品《面具系列：男人和花》以360万港元成交，而2008年5月的香港佳士得春拍会上，一幅《面具系列1996NO．6》拍出了6708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张晓刚绘于2006年的作品“失忆与记忆系列”之《无题》，描绘了一个男孩脸上的黄色斑点越过了他的左眼，拍出了480万港元，相比较2007年苏富比同期拍卖上张晓刚绘于1995年的作品拍出4740万港元创下了艺术家的个人纪录，2008年底的价格不过就是一个零头。前两笔巨额交易是在进入金融寒冬之际狂热的中国当代艺术买家最后的激情。[NextPage]

　　尽管拥有艺术收藏，成为比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拥有实际的现金更酷的事，但如何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做成功的收藏家，已经成为“艺术投资者”们亟需思考的“经济问题”。

　　请称呼当代艺术家——“院士”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而言，顶着玩世不恭，标榜着反叛的“前卫艺术”的光环成为商业明星是过去10年的收获，那么向体制内靠拢，成为其中一员就是2009年底的另一次“转型”，从商业艺术到官方艺术，左右逢源，脚踩多头船。

　　2009年11月，北京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荟萃和集结了国内一流艺术家的明星阵容”，由罗中立任院长，蔡国强、方力钧、张晓刚、曾梵志、汪建伟、王广义、徐冰、许江、韦尔申等20多位艺术家成为该院首批聘请的专家。罗中立在成立典礼上致辞时称：“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定位于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根本，立足于当代，秉承多元化的当代艺术的价值尺度，构建能体现时代创新精神和当代文化维度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在研究、创作、推广等方面以全新的方式展开。”

　　在“当代艺术”的旗号下，艺术的批判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当代艺术“官方化”在中国的名正言顺。在“院士”代表们的网络访谈中，五位“院士”一致认为在体制里应该继续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性，认为尽管换了旗号和身份，但自己的独立性、艺术追求和人格都不会受影响，似乎除了换个旗号多个身份，其他一切照旧。

　　然而，一个立场性很强的旗号和身份的改换，对艺术而言，这是本质的改变。

　　这次的转型是给西方评论界的一个莫大讽刺，他们所推崇的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原来并不像他们自己解释的那样是为了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在金融资本和官方权力的共同作用下，或许不过是一种“坏孩子要糖吃”的巧妙手法。

　　请称呼当代艺术家——拆迁受害者

　　当代艺术正由早先的被禁止、压制转为如今更平和的促进、规划。在中国当代艺术神话兴起与淡去的波澜最为壮观的北京，20多个艺术区的去留问题成为继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暴跌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家受到的再一次打击。

　　2009年7月8日，北京朝阳区政府就“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召开了工作动员会，会后雷厉风行地拉开了大规模的拆迁序幕，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用于土地的城市化发展。这条位于CBD与首都机场之间的区域，恰也是当代艺术区在北京最为密集的一个地段。一时间，包括草场地、费家村、黑桥、北皋、1号地等在内的20个艺术区已经面临拆迁的危机。

　　当几年前，市场销售力旺盛的时候，成功或者希冀着成功的艺术家们在北京的市郊接合部，农民的宅基地上，同乡政府签下一个租用土地合同的时候，或者同租用土地并在租用的土地上盖一所没有产权证的房子的二房东签下合同时，艺术家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已经被不自觉地卷进了一场房产的赌局漩涡。有的艺术家想，只要能用个四五年就好。四五年，也是艺术家们对自己能否在京城的艺术江湖中获得梦想中的成功暗自定下的心理期限。

　　孰料，2008年底第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直接影响了市场价格销售，以及拍卖行情，画不好卖了；随后，房地产开发带来的“GDP效应”波及到了艺术区。即使著名艺术家隋建国、潘公凯、刘晓东、肖鲁的工作室也无法逃脱被强行拆迁，限令几天内搬离的命运。

　　相对于“强势”的隆隆推土机扬起的灰尘没有任何缓和余地地淹没了所有的合同、约定与承诺。很多艺术家租下不到一年，装修花费五六万元的工作室都面临着得不到任何赔偿必须迁走的命运。资本—权力联合体产下的“拆迁”，也是中国无法阻挡的城市化大地上正在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的源头。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