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益瑶
1981年我考入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那时我刚举办过第一次个人画展不久，在继续中国画的创作和练习的同时，就是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其时，日本的社会环境充塞着对西洋艺术的盲目崇拜，艺术品市场泡沫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源自战后的日本在痛苦中丢掉了自己的美学意识，以为自己的价值观都错了，甚至教科书中与日本精神有关的东西都被甩掉，水墨画在日本被人们几乎完全遗忘，这就给我一种无形的环境压力，于是我埋头读书，砥砺我的追求和信仰。
一天，我看到了一本书，书名叫《中国水墨画的精髓》，开头几句就强烈地吸引了我，作者引用哈巴托·里多的话，称赞中国艺术为世界上最高的艺术，并认为中国画在宋代达到了顶点。作者也同样对北宋初期的画家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山水画在北宋初期形成了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相比肩的黄金时代……中国这个在山水画上比人物画更加发挥了天才的民族，在北宋建朝前后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时还陆续出现了一批巨匠……
书中还说，那个时代一流的画家，跟现在这个时代的一流画家是不一样的，大家不去理解中国画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画是懂的人画给懂的人看的，是自己画、自己评价、自己来往。很多人说中国画没有理论，实际上不对。中国画的理论只是没有一个跟外界交流的方式，像是自己的心情记录，如“踪迹大化”之类，就不是外国人能懂的。
作者是一位叫吉村贞司的人，从书中附照看上去，面容清瘦古板，仿佛是我们上一代的人。我对这位作者肃然起敬。以后我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买个面包，边啃边查字典边读，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同班学问比较好的同学，他也看不大懂。于是我就干脆抄下来，抄了整整两个月，抄好后就翻译，厚厚的一大本。
与此同时，我逐渐获知了吉村贞司更多的信息。他是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与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都有很好的交谊。东山魁夷是日本有世界影响的画家，对中国水墨画情有独钟，著有《水墨画的世界》一书，表达了对水墨画学习的追求与思考，他与吉村贞司对谈后，出版了《我的道路》。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根据安排，他要在授奖大会上致辞，还要到欧洲其他几个地方做演讲，于是埋头准备。许多人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纷纷约见致贺，都被一一推后，却主动约见了吉村贞司，两人一直聊到深夜。川端康成飞往欧洲时把吉村贞司的所有著作都带在身边，还请印刷厂把正在印刷的吉村贞司的新著《日本美的精神》的毛样寄到巴黎……12月10日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出席授奖仪式，作了《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致辞，以后又陆续作了几次有关“东方美学的时代性”的专题演讲，阐述东方的美学观。这些内容都是他领奖前与吉村贞司讨论过的。吉村贞司理解川端康成，他俩的关系很好，天下小雨，川端会帮着打伞；川端死前两个星期他们还见过面，讨论过东山魁夷，川端康成希望吉村贞司把两人讨论的结果整理出来。川端自杀后，吉村贞司写了《川端康成其人及艺术》一文缅怀故人。
对这样一位学者，我心怀敬意。1983年，我在银座鸠居堂举行个展时，认识了一位美术杂志的女编辑，她认识吉村贞司，答应带我去见吉村贞司。我大喜过望，对于这样一流的文化学者，绝不能错过拜他为师的机会。我把想法打电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十分高兴，鼓励我说，既然拜师，那就要像你父亲当年拜金原省吾先生一样，恭敬、诚恳，还要多听少讲……
吉村贞司是我在日本自己找上门去拜谒认师的第一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东京新宿的公寓里，两间榻榻米房间，一间睡觉一间会客。其时他处境相当不好，面孔苍白，深度近视，佝偻着腰，走路抖抖的，离了婚独居，与子女关系也不好。房间很昏暗，他坐在那里，不讲话，头发很长，雪白的，仿佛长久待在山洞里一样。我就把我抄的和翻译的他的书拿到他面前，对他讲，现在日本绘画和中国绘画差异太大了，我原来想学的东西都学不到了，而且现在大家对水墨画这么歧视，我感觉像三百里平川没有一棵树一样，自从看到《中国水墨画的精髓》后，觉得在这个时候还能这么看问题，真是如获知音……
我说了半天，吉村贞司一直没有反应，也不跟我打招呼，情形有些尴尬。甚至我说了拜师之类的话后，他也不讲话。整个见面过程，他都没说几句话。出门后，我就不抱在他那儿学习的指望了。但过了两个礼拜，他忽然来了电话，嗓子嘶哑低沉地说：“你是傅益瑶吗？如果你想来的话，就星期四来吧。”他每周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因为倡导水墨画，身边围着二十几位年轻的水墨画家，他每星期二都在家为他们解疑释难，星期三则要到女子大学做讲座。也许我是中国留学生的关系，他没有简单地把我拉进他身边的小圈子，而是单独为我释疑解难，让我心生感激。从那以后，到他1989年他去世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个星期四都到他那里去。那时我已在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教授研究室读书，家在立川，位于学校西边，吉村家则在我家和学校的北面，转一圈得两三个小时，每次大约在晚六时半左右到他家。
吉村贞司的专业是德国文学，也搞文化比较学，也是我父亲的老师金原省吾的学生。他喜欢美术是受金原省吾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很有根基。他的相貌极其平常，但脑筋却十分敏锐，是属于在野的美术权威，写东西深刻，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好的口碑。
我每次到他那儿去之前，心里总有一些疑问，包括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特别是到日本后所遇到的千奇百怪、琳琅满目的文艺现象，但从他那儿出来，我的困惑和紊乱的精神就得到了极大的平复，觉得“今夜星光灿烂”，许多问题都解决了，对水墨画产生信心。
到他家，要路过社谷百货公司，那儿有便当（盒饭）卖，我会买上两份到他家与他共进晚餐。当时他穷，我也穷，每次只能买一百五十块钱（日元）的盒饭，有点钱就买三百块钱的盒饭，再阔一点就买鳗鱼盒饭，那样就可以打电话叫。有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笔钱，就会跟他到饭馆大吃一顿。我每次请他出来吃饭，他一定来，佝偻着腰走路，动作极慢，但一谈话，他那个敏捷，简直不可思议。我好像还没有碰到比他更有学问的人。你问他什么，他不烦躁、不含糊，仿佛百科全书在讲话。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能从横向、纵向给我答案，对我吸收日本文化有极大的帮助，给了我系统、精要的文化教育。
他告诉我，美术是人类的特别的美学现象，世界的变化都在里面。中国宋代水墨画，是人类最高的绘画表现形式。北宋初期，范宽、李成等人的创作，把时间、空间，哲学、美学等要素，都容纳进去，在纸上解决了，他们的作品品格高尚，但那时国运悲惨，礼教严酷，政治黑暗，宋代画家的哲学、美学精神是从哪得来的？是从痛苦中来的；画里有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伟大。
在他看来，水墨画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水墨画作品虽然会旧，可是水墨却永远是新的，因为水墨是有灵魂的，也就是说，是与人的灵魂相和共生的。日本镰仓和室町时代的日本画家非常向往中国水墨画的绘画艺术，其中画僧雪舟等扬曾乘遣明船西渡中国，创作并完成了日本水墨画。但大战后的日本却几乎很少有人再从事水墨画。这是他深以为憾的。所以他最先在日本号召复兴水墨画。
那时我画画到了最艰苦的时候，虽然数量很多，但质量很差，仿佛陷到泥淖里挣脱不出来。我想摆脱这种状态，问他怎么办。他说，没有办法，你太幸福了，你没有感受过痛苦。我不服气，心想我遇到“文革”，父亲又死了，自己独自在外面漂泊，我能不知道痛苦？吉村贞司回答说，你说的这些痛苦，不过是些皮肉痛，你的灵魂没有挣扎过。苦难是一座炼炉，过去了是金刚，过不去就是烂铁。真正把苦难吃过去，才能得到自由，才有资格做艺术家，你能吗？
他的话让我沉默不语，回想我父亲，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下，山河破碎，精神十分痛苦，寄情笔墨和酒，创造出了今天人们称为“抱石皴”的画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是的，必须在痛苦中，才能获得艺术的自由和发展。
跟他出去看凡高的作品展，会场上他很少说话，只说这张你多看一下，那张你多留意一点之类，出了门他告诉我，凡高画里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东方精神”，每一笔里都有灵魂的挣扎。虽然灵魂的挣扎是西方话，但我忽然领悟他说的痛苦是什么意思了。虽然“文革”我也熬过来了，以为自己已经是能格斗的那种了，但在他那里，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太浅了，没有深度。他跟我谈中国绘画的好处，我觉得我比谁都懂，因为画画是我的家业；但谈过后，才发现我还没有学会读画，因为我父亲教我还没有教到读画那一步。父亲去世比较早，而我学画比较晚。于是我再跟他讲我父亲的看法和想法，他就会从中找到渊源。有些父亲没有讲出来的话，反过来他给我讲了。
是他提出，中国水墨画的复兴时代到来了。
他著作等身，却不会在现实社会中生活。
我没有给过他任何实际好处，但我力求准确地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方法是吉村贞司给我的。
他有时会与其他人聚会、喝酒，但我从不出席有其他人掺和的场合，不加入他的生活中去。
吉村贞司是他的笔名，很多人包括我也不知道他的本名。
东山魁夷等人为他过77岁喜寿时，发现他咳嗽不止，到医院一查患了喉癌。我拎了水果到医院去看他，因为不知道他的本名，没有找到，也无法查询。几天后再打电话到医院，回答说昨晚死了。
“我一直想找一个风格给你，用你的灵魂痛苦来充满它。”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他自己也说做不到，风格不是能靠别人找到的，得自己耕耘、总结、发现。不知为什么，我却牢牢地记着他说这话时略带嘶哑的声音。
吉村贞司对我的期望很大。他看过我的画展，看过我为寺院画的水墨障壁画，鼓励我不断努力，他说：“我要向世界呼叫，水墨有无限的可能性，水墨是今天必须的，可是我却没有能向世人证明的有力的作品，你要为我拿出这样的作品来。”大日本美术出版社专门负责与他联系的编辑都听不懂他的话，但我懂他的话，我跟他学了三个月就可以给他做翻译了，好像很有灵犀。他通过跟我的来往，对中国画的理解又进了一步，他后来还特意跑到台北去看中国的宋画，回来写了本《读中国画》。书中有段提到了我：
“……傅益瑶中锋悬腕的绘画作品让我为之一振，我本来也是对中国画家比对日本画家抱着更大的期望，但是中国和日本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况中，让我面对着荒废的笔墨，心痛不已，我对傅益瑶也会经常为之叹息。傅益瑶的父亲是中国近现代中十分著名的大画家傅抱石，益瑶继承有志，通过她，我不但对中国重新抱有希望，而且对渐渐沉没的世界绘画的命运也不再绝望了。”
我后来用水墨技法创作了日本本土文化的民间祭系列，用水墨画的技法充分展示出日本人的现实生活。民间祭是很难描绘的景象，无数的人参与其间，每个人都是有性格、有行动的个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变化着。如果不是用水墨画的章法，是很难把民间祭的过程和大自然同时融到一个画面里去的；同样，如果不是用水墨画有生命的线条，是很难抓住每一个人物的。但是我做到了，这或许也是吉村贞司所说的“水墨画具有无限可能”的一个例证？
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他去世十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想念。
我也忘不了他房间里一直亮着的那盏暗暗的小台灯。
（实习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