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玉洁

　　身份政治是女性文化的多元表达。同性恋作为身份政治的主要形式，与异性恋的霸主地位争得话语权。如果说政治是一种权利的分享，那么同性恋的身份政治就是要与异性恋分享社会政治文化的权利。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问题越来越宽容，甚至出现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现象。此时，身份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公共化、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生活多元表达的一个象征。有学者认为，在异性恋主导的社会里，异性恋的性体制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体制。克里斯汀·艾斯特伯格指出：异性恋称雄的社会只保留了一个生理静态意义的性身份。那么，性身份究竟是生理的现实？还是社会的现实？从以往的性经验史得知，在性等同于性别的异性恋霸权主义中，人被抽象为一个被动的生物符号。在福柯看来，性有三种表达，一是作为区别男女生理性别的性；一是属于男人而女人缺乏的性；一是作为生育功能的女人的性。如此看来，性器官的霸权主义是以男性话语价值观为核心的性文化史。其一，生理性别的性二元论，将人还原为生物性的被动语态，为性别二元文化的对立建立了基础。其二，农业文明的到来，将两性文化的分工建立在了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性别政治上。而性别政治的核心之一是性话语权的主体强权色彩。与此同时，性话语权的主体强权建构了父权文化，女性主体意识的不在场，恰恰反映出性权利的缺席。其三，在父权文化建立起来的性器官的霸权主义中，女性唯一的价值观是她具有的工具性——传宗接代。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将男性定义为公共性，女性定义为私密性。女性的私密性是指女性的生孩子做家务所具有的工具性。在父权文化中，女性身体的工具性在于她是受控于政治的、经济的承载物。当女性是经济的工具时，她要既有满足家族生殖系统的物质属性，也要有满足父系性欲文化的社会属性；当女性是政治的工具时，她既要维护父系文化的等级制度，又要扮演父系文化中的某种角色。此时，女性身体的工具化，作为一种非伦理道德的某种压迫物，是父系文化为主导的性别政治的产物。当女性接受了父系文化的某种工具性的角色时，她不仅成为父系文化的性别政治的压迫工具，而且也成为女性统治女性的工具。即女性身体在父系文化中的认同感。在父系文化中，抹杀女性文化首先是抹杀作为女性欲望的身体的存在方式。作为欲望女性的身体与被工具化的女性生理的身体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人的本质是欲望身体真实性的存在，而欲望的身体成为伦理道德的前提，是欲望的存在、欲望的生成和欲望的生长。欲望的伦理道德的建立来自于身体的生理现实，是欲望存在的基础；欲望伦理道德的认同感来自于文化的的约定俗成，是欲望生成的开始；欲望伦理道德的质疑性来自政治的背叛，是欲望的生长的过程。而性是欲望的言说方式之一。在父系文化中，作为女性性意识的主体是缺席的。福柯主张把性从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性压抑中质疑性，将性还原为多元的性主体。作为混合了生物特性与社会特性的人，在约束反约束，破坏与反破坏的二元对立的性机制中，试图摆脱二元对立的矛盾，建立多元的性类别。如果说异性恋是一种压迫性的性体制，那么同性恋的出现是对异性恋制度的一种挑衅。尽管同性恋中的角色对象化来自于异性恋的结构，但是同性恋身份的模仿效果不是复制异性恋，也不是一模仿异性恋，而是与同性别的性欲望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性爱群体。这种特殊的性爱群体，有来自中产阶级，也有来自社会底层，还有在卡通文化中长大的一代，他（她）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身份政治的艺术。

　　首先，中国女权主义艺术家的身份政治是通过与她们的同性别的性欲望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性爱群体，她们身份政治的态度十分坚决。如果说异性恋通过既定的性体制维护性别的秩序，性统治的关系是它的主流形式。那么，同性恋通过挑战既定的性体制建立同性欲望的性别伙伴关系，或许我们能够看到由异性恋性契约带来的性别压迫与性别统治的政治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中国女同性恋艺术家在某种意义是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强调性身份的平等性与参与性。并认为女女伙伴关系不存在男角女角的问题。因为她们建立女女伙伴关系的前题是彼此独立，相互帮助如同姐妹。在女女伙伴关系的价值观上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社会活动还是做艺术凸显多重气质，文化批判的指向即优雅含蓄，同时又锋芒犀利。由女女伙伴关系建立起来的身份政治从不回避自己的性身份，并且通过自己的性身份挑战已成为社会契约的异性恋的性体制。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同性恋是实践，女权主义是理论。因此，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通过艺术实践，不仅表达自己的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而且表达自己鲜明的艺术观念。一种是作为同性伴侣的文化身体同时出现在自己的画面里，共同完成图像学意义的艺术创作，表达同性文化生活的愉悦性。一种是通过世界女同性恋游行日影片的制作，特别是让自己也成为影片里的一个角色，模糊了制作者与表演者的界线，女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作为身份政治艺术的理念强烈、清晰。一种是在节日期间以同性恋的身份，在公共环境做公益的事业，将自己融入整个社会文化的大社区，争取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一种是以第一或第三者的身份参与酷儿影像制作关注各个阶层的同性恋文化，并组织酷儿影像展，建立独立主流文化以外的同性恋文化的艺术类别。当中国同性恋还处在亚文化的弱势群体时，女艺术家的身份政治的艺术实践，为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多元表达，特别是性别文化的公共空间的政治诉求，开辟了一条政治表达的途径。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家，始终把个人的身份政治与社会身份政治融为一起，把艺术看成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在场，凸显自己的性身份，建立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与此同时，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把文化的触角延伸到偏远的农村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展示了女同性恋文化大社区的政治与经济的面貌，建立了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

　　中国女权主义艺术家身份政治的艺术图像通常表现为精神的反叛。无论是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还是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都是艺术的权力话语一种媒介方式。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关注权力话语媒介方式的深度，而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关注权力话语媒介方式的广度。有时二者融为一体，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中有社会学的公共权力话语，同样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中有政治学的权力结构。由女同性恋艺术家和非同性恋艺术家共同担当身份政治艺术的制作，作为权力话语的媒介方式，其一，表现为同一个环境中的两个赤裸女性，身兼女性与男性的双重气质，彼此凝视，共同完成看与被看的凝视微观政治学意义的身体艺术行为。在这种凝视微观政治图景完全由两个女性身体共同建立，女性情欲化的公共空间温馨而迷蒙，在同性之间的共同完成了质疑异性恋体制的文化表演。颠覆由男性建立的凝视政治的权力机制。其二，在同性之间浪漫而温情的相拥下，服饰中国化的身份强调，以及女性气质的中国月份牌艺术的叙事方式，充份享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带来的性愉悦，同时挑战社会伦理、社会心理带来的世俗偏见。并颠覆了中国月份牌艺术只由男性话语统治下消费的权力。女性的身份政治的消费权力凸显。其三，利用古典文化中的阴阳概念制作出凸凹字形的图案，与相同的两朵花卉共同形成一个有悖于传统价值观的、有悖于社会伦理的公共政治空间。这个公共政治空间是由同性性权利结构的再造文本性的公共政治空间。由此可见，异性权力的结构关系的改变，表明女同性恋文化不再是一种沉默性的结构。其四，在图像制作中，同性欲望的女性身体缠绕在一起，象征性的断裂感和错位感以及破碎感，增加了视觉的张力与文化的张力。并揭示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同性恋在社会政治文化视觉纬度下的道德挣扎。其中作为肉身权力的身份政治一种被撕裂的疼痛感和挑战世俗社会的叛逆感，表现了女性身份政治的艰难。在中国，作为同性恋的现身仍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女同性恋，受到父权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双重压迫，因此有更多的女同性恋很难凸显身份政治，她们宁愿在很私秘的家庭空间里分享同性文化身体的快乐。中产阶级的身份政治艺术将未现身的女同恋性欲望展示了出来，图像中，着装时尚性感、肢体缠绵亲密、浓厚的女人味依然是她们之间互相调情的资质。在身份政治中，有男角女角反串的临时性的性身份，但是女同性恋的性身份更暖昧一些。性爱中有意向型，或者是情感性的，不分角色的被称为姐妹型的女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身份政治表明她们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建立对异性恋的性体制的质疑方式，同时也表明她们有鲜明的态度和足够的精力建立与异性恋背道而驰的同性之间的性取悦方式。她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展示自己的性取向。是身份政治的彰显。

　　作为社会底层的身份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湘西一代流传着只有女性才能看得懂的女书文化。女书作为女性传达与交流生活一种方式，它同时也是女性与女性之间互通情感与倾诉情感的传媒方式。曾有姊妹型的女同性恋书信往来曰：“前世有缘结好义，今世有缘觅好芳。同在高楼过好日，两个结义恩爱深。”由诗中可以看出，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同性恋情感的缠绵与执着。由于女书又非同一般的文字，并且只限于女性之间的交流，因此，湘西一代的女同性恋的生活还是停留在壁橱阶段。今天我们只能在历史文献的女书中破解处在偏远山村的女同性恋的文化生活。但是，在当代生活中的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们由同性欲望建立起社会底层的同性恋的社会壁橱，继续扮演着压迫性的社会角色。因为“壁橱”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公开的同性恋隐私行为的象征。中国女艺术家将关爱的艺术的触角伸向了处在地下状态的社会底层的女性务工人员的身上，而社会底层的女性务工人员的同性欲望，既是精神的一种需要，也是身体的一种需要。随着中国的南方经济区的开发，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同性恋的性态度开始出现在社会的底层的务工人员当中。底层的务工人员第一次作为有同性恋倾向的群体出现在女艺术家的作品里，所呈现出的紧张惊恐的精神状态，不同于饱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的闲适与雍容，尤其是作品的环境放在肮脏的洗手间，作为社会底层的隐喻，表明同性恋的性取向可以出现在不同的阶层里。中国底层阶级的女性务工人员的性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满足一种情欲的需要。社会底层的身份政治的艺术表达通常由非同性恋艺术家政治上的人文关怀所至。社会经济挤压下的边缘小人物聚集的地方，容易形成一个同性欲望的性社区。边缘化的同性的小人物因为经济原因同租一个房间，情感的力量使同性之间建立感情并出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底层阶级同性恋文化壁橱的滋生地。有着相同性取向的边缘小人物，在争取生存权力的时候，通过同性性爱生活满足一种生理诉求与心理诉求一种道德的挣扎。并建立底层社会的同性欲望的性社区。因此，边缘的小人物聚集的性社区也是生理基础的本质主义同性恋产生的温床。而由社会精英构成了性社区，比如同性恋酒吧、影吧、书吧等是政治基础的建构主义同性恋产生的温床。作为建构主义同性恋，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志趣决定了他（她）们的性取向不再满足于生理的愿望，而是通过建立自己话语空间的的纸质媒体与网络平台，成为同性恋文化话语权力的中心，性别多元选择的价值取向彰显个性化、政治化。比如中国女同性恋就有平面和网络媒介的拉拉杂志与拉拉网站。此时，由边缘的小人物聚集的性社区和社会精英构成了性社区共同建立了同性恋环境政治学。

　　卡通情结的身份政治。同性恋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方兴未艾。作为同性恋环境政治学公共空间的扩展，其中同性恋的权力话语辐射是强烈的。由同性恋和同性恋文化的支持者共同建立的同性恋沙龙，每周主题性的性别话题论坛的人文性，旨在建立人性主义下的多元文化的差异政治。目前，中国除了同性恋酒吧等公共的性社区之外，还有一个同性恋文化的壁橱，就是非同性恋书店。而非同性恋书店作为同性恋环境政治的补充形式，伴随着外来文化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同性恋艺术。而同性恋文化的卡通艺术形式深受70和80后一代青年画家的喜爱。在卡通文化滋养下长大的青年画家对卡通艺术的表现形式独有情钟。特别是在日本同性恋色情卡通漫画资源的渗透下，创作出了极具夸张的、性感的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但是不同于日本同性恋的卡通色情漫画的性行为，借助象声词的渲染，强化色情的现场感。中国女艺术家同性恋作品中的色情意味，来自于夸张而性感的肢体语言的渲染，以及面部色彩的夸张运用上。用了一种挑衅的绘画语言，表现了一群性格无羁的女孩形象。卡通情结的身份政治艺术，缘自于同性恋环境政治学的一种文化想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卡通情结的身份政治是虚拟的政治，是游戏的政治。在虚拟的政治、游戏的政治中，融入了非同性恋艺术家生活所闻，并将外来的同性恋资源与所处的同性恋社会环境融为一起，创作出语言泼辣，态度鲜明的卡通风格的同性恋艺术。作为虚拟和游戏状态下的同性恋艺术中的“坏女孩”的形象，是以异性恋相悖的另类的、性感的青春少女的绣像出现的。而卡通图像志的绣像学是70’和80’后一代青年画家的卡通艺术主流形式。由卡通艺术图像志建立起来的绣像学，通常没有深度的背景的交代，没有环境细节的描述，卡通流行文化人物的范式加上个性化的手法处理，使得图像志的绣像学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流行艺术的标识。中国女同性恋卡通艺术也采用了图像志的绣像学的方法论，所不同的是荷尔蒙青春激情演绎出欲望少女的绣像：性感、火辣、热情、阳光。在没有政治反抗和文化压抑的卡通同性恋艺术中，性与色的夸张与炫耀，将卡通同性恋艺术想象推向了极致，虚拟性与游戏性的同性恋艺术中“坏女孩”大胆的性行为，唯一文化诉求就是给青春的欲望身体以自由表达的权力。

　　作为身份政治的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是一种赋权运动，并且通过现身政治，建立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权力的话语空间。二，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是一种差异政治，通过权力的运作，建立独立主流艺术以外的政治文化的类别。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作为行为主体的女同性恋艺术家，通过艺术公开自己的性身份，表明自己的性立场，同时给自己表达艺术的权力。因此对一个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来说，现身政治的实践是需要勇气的。同样，差异政治恰恰表明从艺术的制作到图像的完成，女性的性身份贯穿始终，特别是艺术图像与艺术行为中的女女角儿的情人关系、恋人关系、伙伴关系彼此渗透，艺术的权力完成的文化想象来自于女同性恋艺术家的生活实践。更重要的是她们创造了一种艺术的类别。中国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中更强调性身份的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极少有性暴力的场面的出现。平和而温馨是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的主基调。与异性恋霸权主义下的男性艺术家不同的是，男性艺术家笔下的女同性恋艺术从色欲出发，将女性身体作为色欲的介质，放大自己的欲望，强化自己的快感。中国女艺术家的身份政治，注重内心的情感的开发，强调身体的现场感，选择女性的身体作为解欲的出口，满足内心的一种社会性别的表达。作品内敛平和，优雅性感。如果说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自我形象的折射，那么同性恋艺术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解放每一个人心中的同性恋欲望。同性恋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上的易性者。当伯恩斯坦迷惑：谁是易性者？巴特勒却回答得非常好，她说：每个人都是易性者。其实每个人都不满足一种性别身份文化的生存，唯有分享和创造多元的性别文化才是快乐的源泉。但是分享和创造多元的性别文化，意味着改变异性恋文化主导的性权力的结构，有悖于主流社会的性伦理。如果说政治的概念缘自于权利的分享，那么身份政治则是作为同性恋身份将与异性恋平等的分享权力。尽管身份政治的艺术还未纳入主流艺术，但是也正是由于身份政治艺术的边缘化，才使得身份政治艺术始终保持自己话语的独立与中心的位子，并且取得了社会公共话语的支持。而由不同层面的艺术家共同建立起身份政治的艺术话语权，其一，非同性恋艺术家创作同性恋艺术以表达对不同性取性的亚文化理解与支持；其二，由同性恋艺术家创作出的同性恋艺术本身就是身份政治的一种表达。尤其是女同性恋艺术家不仅要挑战由父权文化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性伦理的道德观，而且要挑战“恐同”带来对同性性倾向的偏见、排斥、厌恶的世俗心理。因此，身份政治是挑战社会伦理的一种赋权运动。同性恋艺术的政治理念作为生态权力的一种，在中国当代多元文化的中应该有它一席之地。但是中国的同性恋文化的亚文化地位使它举步艰难。同性恋文化中的“现身”与“出柜”都面临着世俗的挑战，更不用说利用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因此，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赋权运动，不仅来自自身的权利的争取，也来自社会公共意识的改变与支持。如果说同性恋文化的“出柜”是身份政治的开始，那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容纳多元的性文化的观念也应有个“出柜”的问题，它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因此，赋权运动的双向互动，是体制领域和公共领域良性对话的开始。已经纳入公共领域的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作为现身政治和性别政治交叉在一起，凸显女性性身份的权力话语方式。被认为是父权制有效的抵制者。同时也是生态政治的有力的参与者。作为体制领域的主流文化艺术的民主空间，是否能够容纳并接受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是民主文化艺术机制的建立所面临的考验。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