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岭

　　首先，相隔一段时间后回到我的第二母校中央美院，感到很兴奋。感谢易英、殷双喜两位的邀请，感谢鲁明军，一位好学的青年学生，给我提供了参与讨论的机会和对象。这是一篇高度理论化的文章，让我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的大学时光。看到这篇文章中处处是理论性很强的文字，让人兴奋。学问就是做文字工作，用语言文字思考。概念、范畴、命题是文字语言的理论文章的核心，是构成一篇理论性论文的至关重要者。鲁明军文章对文字的逻辑表达和运用，清晰、规范，表明他已经登堂入室了。有年轻学者献身理论研究和学术批评的扎实水平和发展迹象。他的文章做了详实的注释，符合理论批评应该都有出处的严谨要求，因此，我对他的文风首先表示认同，对他的语言逻辑方式也表示认同。

　　他文章的核心是，将活跃于中国当代的批评归了四大类——后殖民批判、后现代解构、社会学转向和正当性质疑。他认为，中国艺术批评家的工作，都在追求方法，忽略了背后的价值底色，忽略了一种本质的东西，而他将这种本质的东西归结为政治的现代性，一种社会政治性的。同时强调了三个概念：自由、民主、宪政。

　　这表明，他在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懂得并且具备了穿越各种学说的理论屏障和障碍，去思考理论背后的价值底色和核心品质这样一个宏观的问题。因此，从此文看，他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的理论核心是三个平行的关系，即自由、民主和宪政。他认为人对社会认识最终应该是一元的，普世的。但是，文章的问题也就出来了，这种终极意义的自由民主宪政，政治的解决方式，这种终极意义的解决方式，却忽略了最近二十年来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成绩。我想提问的是：四大类的学者，难道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建设性的作用和意义么?这些追究终极的中间环节就没有意义吗?这些艺术工作的方法，虽然受西方的影响很多，但却是我们向建构政治现代性的迈进。没有截然分开的政治现代性与文化(审美)现代性，所以你应该更多地思考两者的关联性，而不是用前者来减弱后者的积极意义。鲁明军你对所有的学者要求太高了，事实上，最终目的的达到，这需要许多人、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实际上，不同学科之间毕竟是有分工的。

　　第二个问题，源于西方的自由政治是否就真是绝对普世的唯一标准?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没有绝对的西方，也没有绝对的中国，但是这个“终极”的观点，是否这样决绝，是否有融合的地方。自由主义不是空的，我们对自由的认同也应该结合具体的实际，比如就西方自己的实际而言，他们的自由政体形成的自由经济，最终不还是导致了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抽象的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它们必定要体现在构成社会实体的具体经济和社会结构组成部分上来，正像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项知识和学术工作一样，我们要通过对具体知识和学术工作的检讨了推进我们向所谓真理的逼近，而不是直接拿本质性的东西来否定我们的学术推进工作。曾几何时，福山、哈耶克等人像《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这样的著作和文字，让人心旷神怡，感到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但要考虑到中国的实践问题。西方推崇绝对的政治自由，但仍有金融危机，说明它也是存在问题的。所以，鲁明军的文章可以涉及的问题很多，可以引发我们今后更多的讨论。

　　第三点，我想提些建议，既然是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思考得很远当然很好，但你建议以后多结合一些艺术的现实，多结合些富有混乱、挑战性的内容，可以迸发出一些更鲜活的思想。否则，整篇文章都是在西方理论语境中，浮于理论的高阁之中，难免让人觉得从文字到文字，没有实践性。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