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永强
摘要：在现代艺术的刻度上，当代艺术本应与精神性和创新价值，与批判性、超越性、人文关怀和社会良知命运相联，可是，在中国当代艺术这里，我们却一点也看不到这样的迹象，而只看到它成天忙于“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它是忙于与金钱接轨，而不在乎国际国内，近两年的拍卖记录与北京各路“画家村”暴涨的人口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1980年代的老庄易禅和水墨符号与现代形式的嫁接，还留有感悟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艺术寻找出路的痕迹，原创的“大脸像”还闪现出几分冷幽默和对伪崇高的讥讽，跟风者们却不过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
中国当代艺术在一个自诩为“精英”的小圈子里自编、自导、自演了若干年后，熬到去前年，终于十年寒窗一朝功名，连昨天的声讨者也打算改写表扬稿了。它甚至涌入了大众的视域。其声势，虽不能与“超女”媲美，但毕竟不再是大众话语的一个沉默地带。至于在先前那个小圈子里，它更是猛烈地火爆起来。我们当然不能设想，这种戏剧性的改变，是因为一夜之间，全国人民对当代艺术突然产生了顿悟，变得人人是知音，个个是同志了。实际上，大伙儿的兴致在于，当代艺术赚钱了！在时下中国，也许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比“赚钱”二字更能讨大家的兴奋，所以，这两年最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画廊老板、收藏家中的赚钱者——欢呼雀跃的纪元。因为身价陡增，从前游弋于地下状态的当代艺术大腕尝到了明星般的风光滋味。
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的走俏，也并非近期才刚刚出现，十余年来，张晓刚、方力均、王广义、张洹等大腕级当代艺术家已逐年累进地在海外艺术市场得宠。更不必说移居海外的徐冰、谷文达、蔡国强、黄永砯、吴山专等人，据说早已功成名就，进入欧美当代艺术“主流”了。当我们深入历史上下文，就会感到，中国当代艺术的目前火候并不比“超女”的幸运来得突然，它不过是历经苦心孤诣，一鸣惊人罢了。
要观察中国当代艺术，首先需要澄清，中国当代艺术并不等于当代中国艺术，因为它不仅是编年史范畴中的一个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和风格概念。当代艺术不过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当代表现。在中国，其语境转换发生于1990年代。’85新潮运动通过对西方现代艺术实行拿来主义，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之门，但它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担负远远超过了艺术层面的探索，而且在形式上滥于摹仿而疏于原创。这样，一些艺术家提出了“纯化语言”的主张。其手法是，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语言转换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他们把老庄、易经、禅宗符号和文人水墨嫁接到西方现代形式之中。显而易见，这种手法不单是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探索，也不单是弹奏中西融合的老调，而且引出了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文化身份问题，具有相当自觉的策略性。到了1990年代，商业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各行各业急于与“国际”（实质是西方）接轨，现代艺术更是不甘落后。为投合买主口味，“新生代”艺术家不满足于吃老本的办法，他们将视线转移到了现当代。于是，自我作践式的当代泼皮形象、文革式的政治符号代替了传统文化符号，借各种西方现代形式被包装起来，向西方世界呈现出它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经验”。这时，中国现代艺术悄然完成了其当代转化。
这种转换是由被批评家称为“新生代艺术”的泼皮艺术、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等1990年代的流行图式完成的。其中，泼皮艺术与政治波普充当主角，上演了中国版当代艺术的主场剧。政治波普来源于前苏联。但其市场走势却比前苏联政治波普幸运得多。原因是耐人寻味的，不免使人琢磨到中国式“政治波普”的投机性。它利用了政治，盗取了艺术，却出售了商品。通过打擦边球式地试探政治，伪装社会批判者，玩家们名利双收。不过，这样的“政治波普”却并非商业骗局，而是买家与卖家互抛媚眼，各取所需而已。泼皮艺术更显示出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察言观色的才能、生意人的精明。正是这泼皮艺术，令无数年轻艺术家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左右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200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涌现的非架上新媒体艺术（如身体艺术、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等），在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上，难道与泼皮艺术有什么分歧吗？[NextPage]
如果说政治波普从一定意义上禀承了’85新潮的批判传统，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某种宏大叙事的元素，至少客观地起到了历史点评与文化反思的作用，而在泼皮艺术这里，精神含量却日渐空疏，价值一步步蜕化，直至把艺术变成生意经。开始，泼皮艺术撇开宏大叙事，触摸生活的细节，它特别用无奈、无聊、艳俗、自嘲的形象，表现日常状态中不可避免的琐碎，无意义生存的漫不经心，扩大了人们感知生活的经验维度，有如王朔小说，嘲弄了伪崇高，消解了中国艺术因袭的重负，使人耳目一新。在其玩笑的外表下，隐藏着对历史的反讽、对消费社会眼前景观的揶揄、对人生意义的质询，从而以艺术的方式，向世人传达了一种当下都市生活的“中国经验”。可是，这样的经验很快异化为一条成功的捷径，一种借艺术讨生活、乞富贵的伎俩。
一提到中国当代艺术，人们头脑里就未免闪现出卖笑的泼皮、献媚的艳俗、假装义愤的政治波普。在策展人、评论家的口中，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像。其权力巨大，足以操纵市场，支配风向，强迫成名艺术家日复一日地自我复制，诱使跟风者专事摹仿而不必叩问灵魂。在一种欺人和自欺的风气中，艺术退位了，符号成为出人头地的法宝，艺术蜕变为一种标签，一张用以区别艺术家个体身份和表达世俗欲望、实践功名哲学的名片。
在现代艺术的刻度上，当代艺术本应与精神性和创新价值，与批判性、超越性、人文关怀和社会良知命运相联，可是，在中国当代艺术这里，我们却一点也看不到这样的迹象，而只看到它成天忙于“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它是忙于与金钱接轨，而不在乎国际国内，近两年的拍卖记录与北京各路“画家村”暴涨的人口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1980年代的老庄易禅和水墨符号与现代形式的嫁接，还留有感悟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艺术寻找出路的痕迹，原创的“大脸像”还闪现出几分冷幽默和对伪崇高的讥讽，跟风者们却不过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对这些人而言，唯一起作用的，不过是市场神话以及对成名与暴富的欲望。至其末流，连一点装腔作势的耐性也懒得有了，他们以对暴力和下半身的直接玩弄，企图制造噱头，耸动视听，一举成名。
如果我们要为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找到一种象征，最恰当的莫过于泼皮艺术，它从两方面使当代艺术的生态遭到败坏：第一，其商业成功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摹仿竞赛，包括艺术家的自我抄袭和羡渔者对成功者的摹仿。其结果是：艺术界人口膨胀，大脸像泛滥成灾，艺术创作沦为机械制作，丧失了自我超越的能力。第二，由于它一开始就围绕个体经验进行，伴随着商业成功，逐渐与国人传统的功利哲学、当下浮躁的社会心理结盟，使犬儒主义大行其道，利己主义蔚然成风，艺术创作越来越远离中国人民广泛的生存现实，远离道义、良知、社会责任感，沦为狭隘圈子中无病呻吟和孤芳自赏的道具。至此，中国当代艺术在一种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在艺术家世俗化的狂欢中，自动消解其涵义，走向了先锋艺术的反面。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