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孝祥
【内容提要】建筑审美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建筑审美活动的这种历史具体性决定了建筑审美标准的历史具体性。在审美文化学的视野中，建筑审美标准的辩证法包含在审美冲突、审美分化、审美整合、审美调适等四个机制作用之中。
【关 键 词】建筑美学/审美冲突/审美分化/审美整合/审美调适
建筑审美活动是建筑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建筑审美活动，才能形成现实具体的建筑审美关系，从而使建筑的审美属性和主体的审美需要走向契合而促成建筑美的生成。然而，建筑审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特点。建筑审美活动的这种历史具体性决定了建筑审美标准的辩证法，即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或者说，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从建筑审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建筑审美标准的辩证法包含在审美的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等四个机制作用之中。
一、建筑审美的冲突
建筑审美冲突是建筑审美差异性的必然结果和现实表现。建筑审美冲突既反映了性质相异的建筑审美文化之间的联系，也体现了不同群体的建筑审美意识、建筑审美标准的相互区别和个性特征，是建筑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
建筑审美冲突集中表现为群体性冲突。依据社会心理学，“群体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而产生相互作用的集体，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1](P296)一方面，群体内部具有建筑审美的共同性。由于群体是一种现实存在的、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有着共同的需要或相近的兴趣，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群体内形成共同的建筑审美观念和建筑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的建筑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存在冲突和差异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审美群体小型化，审美趣味个性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如有论者认为：“民族作为审美群体，将日益丧失它的一体化结构，而不断地分化组合为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多的审美群体；世界范围内将不断出现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审美意义上的个体组合和群体组合，而构成新的审美群体。”[2]审美群体的分化和重组必将导致建筑审美的新图景，必将导致建筑审美更大的差异性和更广泛的多样性。当代西方建筑美学的发展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和注解。有学者认为，“概括起来，西方当代建筑美学主要是由四种美学风格建构起来的：即历史主义、美学、新现代主义美学、技术主义美学和有机主义美学。这四种美学风格，分别体现了四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审美取向。”[3](P53)虽然关于当代西方建筑美学的流派的划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但西方当代建筑审美的多样性的事实足以证明建筑审美的群体性冲突。而且，就是历史主义建筑美学内部，亦存有新古典主义、新理性主义和新地方主义的审美取向之分，从而更充分地显示出建筑审美群体性冲突的多样性表现。若对建筑审美的群体性冲突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建筑审美的群体性冲突总是通过区域性冲突、时代性冲突、民族性冲突和阶级性冲突而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
首先，审美文化具有区域性，建筑审美也必然出现区域性冲突。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4](P47)一定社会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由于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在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同时，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当外来审美文化传入时，区域文化的封闭体系就会产生一种排外性，必然产生审美冲突。回顾中国近代城市建筑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城市（如上海、大连）、沿江城市（如广州、武汉）、沿边城市（如哈尔滨）等地近代建筑发展，从建筑选址到建筑类型，从建筑布局到建筑装饰，异质建筑文化之间的冲突给人印象深刻。比如近代广州的十三夷馆。日本学者松本忠雄在《广东的行商与夷馆》一文中有如下记述：“广东夷馆位于广州城郊外，据说在城墙西南约2m距离之处。在广东，从来不让外国人自由居住，宋代曾为阿拉伯人在府城之南、珠江之北建蕃坊作为居留地，明代在怀远站傍建房屋120轩让蕃人居住；并据矢野博士、桑原博士的研究，明代的怀远站与宋代的蕃坊差不多在同一位置，而清代的夷馆也在其故址上。夷馆位置在广东城郊外，珠江之北岸，南边隔江面对河南，东以河沟为界，东西约300m，南北约155m，背面邻接十三行街。”[5](P12)广州十三夷馆的选址建设固然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但与建筑审美的差异性亦不无关联，是异质建筑文化在审美观念、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等方面所表现的区域性冲突的历史见证。
其次，建筑审美的群体性冲突表现在民族性上，或称民族性冲突，这与区域性冲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特定的民族必定有其独特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也一定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可以说，人类的审美活动总是渗透着民族精神，体现出民族特点的。黑格尔就曾谈到：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到一切都是亲切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卡尔德隆就是以这种独立的民族精神写成《任诺比亚和赛米拉米斯》的。莎士比亚能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上印上英国民族性格。总之，“在艺术作品中各民族留下了他们的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6](P10)我们从古希腊罗马建筑的柱式，从中国古代建筑的斗拱即可感受到建筑审美文化的民族性冲突。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合院式、干栏式、帐蓬式、吊脚楼式、碉楼式……等等，在一一述说着中华建筑审美文化的民族性格和独特魅力。
再者，建筑审美的时代性冲突也是建筑审美差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不同时代的审美标准是不一样的，甚至大相径庭。中国美学史上“燕瘦环肥”的审美史实就是明证。它充分说明了审美标准的历史具体性，说明审美标准既是客观的，又是变化发展的。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维纳斯”几近成为美的代名词，维纳斯雕像随处可见。可是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徒们却“把所有的维纳斯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7](P838-839)在欧洲建筑发展史上，建筑风格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就很好地反映了建筑审美标准的时代性，古希腊罗马柱式严谨地模仿了人体的度量关系，充满了对现世人体的热情讴歌，反映了对人本主义世界观和对理性美的崇拜，表达了欲将理想美和现实美统一于艺术构图法则之中的审美追求和文化理想。而到了以宗教神学为本的中世纪时期，其建筑风格完全脱离古希腊罗马的影响，高耸的尖塔随处可见，垂直线条的广泛运用，成为这一时期建筑的基本形式，故称“高直式”风格。它表现出一种向上飞腾的气势美和威严神秘的宗教意蕴，流露出鲜明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样可以看到，由古希腊罗马向中世纪过渡的时代变迁，是教会神权和封建王权走向结合的过渡时代。这也直接反映在建筑审美风格上。“罗马风”建筑即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真实写照。如意大利的比萨教堂建筑群，“它们既不追求神秘的宗教气氛，也不追求威严的镇摄力量，作为城市战胜强敌的历史纪念物，它们是端庄的、和谐的、宁静的。”[8](P90)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主题也同样影响并铸塑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审美风格。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继承创新以及西洋古典建筑的输入和演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固有形式”建筑的提倡和“现代国际式”建筑的出现。[NextPage]
审美标准的历史具体性不仅在空间、时间上显现，也在人类社会的特定阶层中显现。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有其不同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势必产生建筑审美的阶级性冲突。例如，在欧洲建筑史上，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出现了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的分野。它们二者正好表现了文艺复兴以来那种动荡不安、充满矛盾、追求内心情感的奔放和感官刺激的积郁难抒的社会心理的两个侧面。
二、建筑审美的分化
分化本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它的含义就社会体系而言，是以一种既有的社会体系外分化出新的社会系统的过程。”[9](P378)建筑审美活动一方面包容于既有的某一建筑文化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自我统一体。上文所述的建筑审美冲突的群体性、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等种种表现，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建筑审美分化的种种原因。
建筑审美文化出现分化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来自建筑审美系统内部的原因，也有来自建筑审美系统外部的原因，更有来自不同的社会系统的原因。这种分化，既是不同的审美追求的结果，又是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使然。
建筑审美的分化如同建筑审美冲突，也表现出建筑审美的历史具体性，也是促进建筑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正是由于分化，使得建筑审美文化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从而更为丰富多样，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这里以广州近代城市骑楼为例就建筑审美分化的原因和作用力加以简析。骑楼建筑是广州等岭南城市的一道建筑景观。作为一种建筑样式，骑楼建筑之所以能够分化独立而且在广州勃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来自建筑审美文化系统的内部原因。广州地处亚热带，其气候特征突出表现为炎热多雨，能遮风雨、避骄阳的骑楼具有很好的气候适应性，适合广州的气候特点。而且，从商历史悠久的广州人都希望不断完善自身的商住合一的生活环境，骑楼正好创造了良好的步行购物环境，有助于广州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广州的商业繁荣又促使骑楼商业街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骑楼在羊城大受欢迎，成为广州近代商业街的一大特色。其次有来自建筑审美文化系统之外即不同社会系统的原因。比如，社会的变革、城市的发展为骑楼的建设供了可能性；政府的强制性法规及其导向，成为推动骑楼商业街发展的有力保障；政府的惠侨政策吸引大量侨资投入广州的房地产，也是推动骑楼商业等建设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有生命力的建筑形式具有重要而巨大的影响。建筑审美的分化是建筑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广州骑楼商业街的成功，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重要的示范作用。于是，骑楼商业街这一城市商业街的形式，就以广州为中心，从20世纪20-30年代起，辐射至广东全省以及广西的梧州、北海、南宁等地，海南的海口、文昌等地，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福州等地，甚至江西、贵州，成为岭南近代建筑文化的新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近代岭南建筑文化。
三、建筑审美的整合
审美文化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当不同的审美文化碰撞在一起时，它们必然相互吸收、融化、调和，发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审美文化体系，这是审美文化的规律性。建筑审美文化亦然。所谓建筑审美的整合，即指不同的建筑审美文化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
建筑审美的整合不同于相异的建筑审美文化所具有的各种审美特质的机械的组合，而是一种有扬弃又有吸收、有批判亦有继承、有创造又兼顾借鉴的新的综合，是在相互吸收、融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审美文化。从上文所述的建筑适应性理论看，建筑审美的整合也就是以建筑的自然适应性为基础，以建筑的社会适应性为动力，以建筑的人文适应性为目标的新的建筑审美文化走向生成的过程。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对印度佛教建筑文化的“中国化”即是建筑审美整合的很好例证。佛塔是印度佛教建筑的主要代表。它作为一种满足人们宗教崇拜的精神象征，体现了印度人民的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当它随佛教传入具有悠久建筑审美文化史的中国时，由于两大民族的建筑审美文化在民族审美心理、审美习惯等方面的相异，必然出现建筑审美冲突。然而中国古代建筑审美文化决不保守和排外，在与印度建筑审美文化碰撞激荡的过程中，而是以自身广博而深厚的文化融合力不断进行调整。一方面吸收印度佛塔建筑文化的长处，另一方面舍弃其不适合中华建筑审美文化的部分，并与自己的建筑审美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中国佛塔建筑审美文化新的特征，即实现了印度佛塔的中国化。从感性特征看，中国佛塔在塔刹、浮雕、彩画装饰方面，明显地继承了印度佛塔的特征。但在体量和型制、平立面造型等方面，则与印度佛塔迥异其趣，甚至大相径庭。在外形上，印度佛塔为半圆形的覆钵体，一般建有三层，以存放经卷和佛舍利。而中国佛塔则多为多边形的楼阁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改造和整合，主要缘于民族传统的建筑审美观念。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早有神仙观念，自汉代开始便建有不少“迎仙楼”。正是这种建造迎仙楼的经验和神仙信仰心理，使得人们很自然地用神仙说来理解西土印度而来的佛教，从而也很自然地把印度的佛塔改造成中国化的佛塔。
建筑审美的整合与建筑审美文化体系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建筑审美文化体系越是“整合”了不同的审美特质，其体系本身便越丰富，生命力也越旺盛，而这体系的层次越是丰富多彩，其生命力也越是旺盛，它的整合能力亦愈见其强。近代岭南建筑审美文化的演变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近代岭南建筑审美文化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逻辑阶段：自我调适、理性选择和融汇创新。在经过艰难而长期的自我调适之后，近代岭南建筑审美文化便面临着矛盾而复杂的理性抉择，其内容和目标非常明确，即调和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矛盾，以使中国传统建筑审美文化与西方建筑审美文化相互融合。近代岭南建筑审美文化的整合从当时的现实表现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平面布局与西洋立面样式的结合，二是洋人建筑设计和国人建造施工的结合，三是装饰内容和题材上的中西结合以及中西建筑文化符号的创造性借用。正是这种整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岭南建筑文化的快速显著发展，促成近代岭南建筑的融汇创新，从而实现了近代岭南建筑体系的文化转型，构建起新的岭南建筑文化体系。[NextPage]
四、建筑审美的适应
从建筑审美的文化机制的历史性关系来看，审美整合是建筑审美文化体系获得新生命的前奏，而审美适应则开始向人们展示建筑审美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新的综合”之后新的生命的辉煌。
适应，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是指人类群体为求生存发展而与所处环境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建筑审美适应，实际上也是构成整个人类适应中的重要一环，是不同的建筑审美文化（主要是形成建筑审美冲突的文化主体）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和模式走向新质的发展过程。它揭示了建筑审美标准的历史具体性发展变化的丰富内涵，表征着建筑审美标准历史具体性发展的阶段性。
建筑审美适应不是单向的文化制约或移植，而是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过程，建筑审美适应的完成和实现意味着审美互动取得了结果。它一方面失去一些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获得一些审美特质，在交互作用中不断调整、不断变化、不断出新、不断发展。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建筑审美适应是一个建立新的建筑审美文化模式的过程。建筑审美文化体系内审美特质的变化必将引发审美规范、审美观念、审美标准等等的再解释，必将导致审美价值观和审美理想的再取向。因此，建筑审美的适应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一些旧的审美特质，或采纳一些新的审美特质，而是一种新的综合过程，也是产生新的建筑审美文化体系的过程。
例如，近代广州的教会建筑，其审美取向的形式表现的总趋势便是“在新功能新平面组织以及新的内部空间上冠以变化了的中国式屋顶，以适应所处的环境，缓和人的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能为人们所接收。”[5](P5)也就是说，近代广州教会建筑作为一种新的建筑审美文化，既不同于广州传统建筑文化，又相异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文化，而是中西建筑审美文化的融合。如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的哲生堂和陆祐堂，“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代建筑特色。”[10](P200)它们较好地融合了西方建筑因素和中国古典建筑因素。董黎先生曾对哲生堂和陆祐堂所包含的西方建筑因素和中国古典建筑因素各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从而认为“墨菲的设计主要是借用西方古典主义的竖向三段，横向五段的构图原则来组织中国古典建筑构图元素”[10](P201)。
一种建筑审美特质只有适应一定社会审美需要的时候，它才能与原来的建筑审美文化系统相结合、相融化，才能产生新的建筑审美文化，并求得发展。否则，它必将遭到原有建筑审美体系的排斥、抗拒而与之相冲突。对此，当时在建筑设计界表现活跃且有较大影响的墨菲(Henry K.Murphy)和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feller)是十分明白的。小洛克菲勒在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就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理解。
“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落现代科学医学执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11]
以上从建筑审美的冲突、分化、整合和适应四个方面简要论析了建筑审美的文化机制，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关注建筑审美的标准问题。一般意义上说，建筑审美标准是指在主体的建筑审美活动中形成的用以评价对象的一种内在尺度。由于具体的建筑审美活动总是以单个人作为审美主体来进行，因此个体审美标准必然因其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等个性特点而存在差异性。但是，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没有社会就没有个人，社会作为人类存在的群体形式，对人的建筑审美活动具有极大的规定和制约作用。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个体审美标准的差异性，又要看到这种差异性往往淹没在社会群体审美标准的一致性之中，个体审美标准在总体上是与社会群体审美标准相一致的。这就是建筑审美标准的历史具体性。它取决于审美主体生存的时代，取决于审美主体所处的地域，取决于审美主体所属的民族，所属的阶层。总之，它取决于审美主体的社会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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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