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葳
抽象艺术
关于抽象艺术讨论的持续升温似乎超出了大多数艺术界朋友的预料，其热度让人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关于“抽象美”和“形式美”的大讨论。从2006年底北京“一月当代”画廊主办的“中国抽象艺术研讨会”，今日美术馆的学术会议，到殷双喜、李旭等批评家和策展人策划的多个抽象艺术展，再到近期高名潞策划在北京墙美术馆策划的“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大型回顾展，对于中国抽象艺术的讨论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实际上，当我们回头追忆前几年的艺术批评和活动时，会发现种子早已埋下：2003年由高名潞策划的《中国极多主义》展和栗宪庭策划的《念珠与笔触》展中，大多数作品都符合对抽象艺术的一般定义。然而，在这些对抽象艺术的新一轮评论和推动中，“中国”和“东方”思想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并不难理解抽象艺术的新一轮热潮的社会和艺术语境。一方面，新的批评试图努力找出这些艺术产生的地域性文化因素，并希望将这些创作以流派的方式总结出来；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不得不与一直处于被批评状态的后殖民和民族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同时，关于中国抽象艺术的大量批评文章也不断地面世。
媚俗之争
艺术中的“媚俗”问题从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论者甚多，但在中国，对于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现象，却很少有此类分析。2007年，“媚俗”成为艺术批评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对当代艺术中“媚俗”的批判与前几年对政治波普、玩世艺术、卡通一代等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一脉相承，王南溟等批评家在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文章发表，而在2006年，批评家高名潞在一次发言中谈及“大脸画”则使得对“媚俗”的批判进一步深入，此后，尤其是在2007年，众多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也提出了对该问题的众多有益意见。不过，硬币总有两面，杜曦云最近在《画刊》上发表的《对“批判媚俗”的批判》也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或者说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对“批评家”和“艺术批评”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批判的媚俗不仅存在于艺术创作中，也存在于艺术批评本身之内。中国当代艺术和批评在面临市场和媒体的强力压迫之下，不断地自我复制，乃至放弃基本操守，在此语境下，对“媚俗”的批判、反批判和进一步批判无疑是非常有价值，而且有效地。
时代的追忆
2007年关于85新潮美术运动的追忆活动、展览和评论层出不穷，继2005年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后又掀起新一轮高潮，热度甚至已经超过2005年。一方面，关于85新潮美术运动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尤伦斯的85’回顾展引发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资本对艺术批评和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艺术史的逻辑上看，三十年前的这一场新潮美术运动也自觉地进入了一个学术整理和研究期。而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评论也不胜枚举，一方面的评论认为这些活动有利于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进一步认识；另一方面的评论也担忧中国当代艺术会因为集体怀旧而停滞不前。不过，无论是这些活动和事件本身，还是关于该主题的大量评论，对85新潮美术运动的整理、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更年轻的批评家和观众甚至怀着一种看待“明清美术”一样的心态和视角看待它们。但这可能也说明了另外一些问题，当某些事件已经进入在文献中存在的阶段，也说明对该事件的历史性的、客观性的研究具备了基本的可能性。像高名潞等批评家最近出版的文献《85美术运动》（两卷本）无疑是重要而及时的。因此，对于85新潮美术而言，虽然不能如同当年一样直接对当代的艺术创作和批评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却成为了艺术史可研究的最新材料。
后殖民问题
关于后殖民问题的争论几乎从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走向国际之时就已经展开，西南批评家王林写作的《奥利瓦不是中国的救星》是其中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时至1990年代末期，西方后殖民理论作为当代艺术批评最为活跃的方法之一，系统地被中国批评们所接受，并大量地运用在批评实践中。2006年的艺术批评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一年，尤其是数十位批评家参与论争的“后殖民与民族主义”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争论一直延续到2007年。王南溟是在该领域中最有造诣的批评家之一，2007年，他所写作的《地域政治的艺术：展览与评论》等文章仍然在后殖民批评方法的范畴内。同时，笔者《后殖民语境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不打中国牌，打什么牌？》、《后殖民艺术批评与民族主义问题》等文和深圳青年批评家吴味也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当然，相反的意见也存在，程美信《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也许是比较极端和尖锐的，但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譬如，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尴尬处境。在2007年关于后殖民问题的论述中，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和基本立场的后殖民批评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国际性非正式组织、“欧盟”这样的洲际一体化进程逐步实现，全球性民族主义趋向弱化而地域性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因此，后殖民批评方法也必须不断地的调整，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批评策略，黄笃《超越“亚洲性”与亚洲当代艺术》等文则是这样一种批评的实践。[NextPage]
批评家年会
“2007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是近年来艺术批评界的一件大事。来自大江南北四十余位批评家受邀出席大会。上一次批评家齐聚一堂探讨学术问题可能还是1992年广州双年展和批评家提名展的时候，转眼十多年过去，正是在这十数年间，中国的当代艺术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的历程，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语境中，而艺术批评也正是在这十数年间开始失落之旅。因此，不同年龄和地域的艺术批评家重新聚合起来，无疑是有利于对不同地域和层面当代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自身的研究的。如果“年会”能够按照每年一届的方式进行下去，更会加大批评家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当代艺术意义的再讨论”是本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批评家们延续了1990年代初《江苏画刊》上关于“艺术意义”的讨论，联系到当前具体的社会和艺术背景，进行了探讨，甚至激烈的学术争论。当然，作为“首届”年会，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一些艺术界的朋友也对会议提出了相当中肯的意见。譬如，大会的议题过于宽泛，如果采取国际性会议的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也许更好。相信如果年会能够按既定计划坚持下去，一定会形成更为良好的势态。
新批评
青年批评家在2007年的活跃是值得艺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现象。出生于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这一代批评家逐步成长起来，并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代艺术批评中。众多的艺术机构都在努力推动新批评的发展和新批评家的涌现。北京TS1当代艺术中心在2007年4月推出了资助青年策展人的“新锐策展人计划”，重庆501艺术区和广东美术馆也相继也举办了青年批评家论坛，近期“雅昌艺术网”也推出了“70后、80后的艺术批评”大型专题。在这些批评家中，一部分继承“骂派”传统，显得比较“生猛”。对于新世纪显得有点“疲惫”的艺术批评而言，这些刺激性的批评带来了冲击，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盲目”和名声焦虑的现象。因此，对于年轻批评家而言，学术积累依然很重要，如果这一步不扎实，一味追求知名度和大量发表有害无益。在2007年11月北京召开的艺术批评家年会上，与会者也提出了“第四代批评家”的概念。一方面，随着当代艺术的不断发展，艺术理论和研究的进步，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批评家，如果看看艺术创作，就知道批评新人的成长和培养多么缓慢；另一方面，过度的推出新人也可能造成“催熟”的现象，毕竟，批评家的成长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新批评家的涌现和新批评的成立也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情。
批评自省
对批评自身的反省是艺术批评永恒的任务之一。在2007年的艺术批评中，艺术批评的自省继续进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艺术批评自身的方法和理论的探讨；另一个方面是对批评精神和批评家的独立性的强调。前者譬如王小箭《从失语到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刘永涛《当前的批评让青年美术家何去何从? 》、何桂彦《美术批评需要有自身的方法论和批评标准》、卢缓《艺术批评：边界和规范》等文，对艺术批评自身在方法层面上进行了诸多有益的讨论；在中国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下，对于批评自身而言，精神的独立问题有时可能显得更为迫切，笔者曾为《美术焦点》杂志组过一期“中国当代艺术的失落”专题，邀请一批青年批评家深入的探讨该问题，其中，杜曦云《当代艺术批评的陈疾》、段君《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现状》、尹丹《“骂街”式批评》、盛葳《见证批评》等文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与此同时，段君、吴味等年轻批评家在“雅昌艺术”、“美术同盟”等网站上也针对该主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外，市场情景中的艺术批评也成为今年艺术批评界讨论的一个细节问题，该问题在批评家年会上引发了大量探讨，清华大学岛子教授“批判资本强权”和广州美术学院黄专教授“博弈资本”成为两种不同取向的主要论点。此后，高岭等批评家也在其它媒介上发表了《市场情境中美术批评的一点设想》、《美术批评问谁要钱？》等文，延续了年会上的这一争论。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