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骁纯

      记得1993年底在成都开《中国经验》画展研讨会时，有人曾从地方的历史、传统、人文、地理、风俗等等方面谈创造新川派的问题，我听后心理很不舒服，于是我以扬州画派、海上画派、长安画派为例，谈到地方画派实际上是当地一伙艺术家的共同创造。

　　传统是创造出来的，而创造则是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创造可以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如长安画派；也可以不着眼地方资源，如海上画派、扬州画派。无论对地方文化资源采取何种态度，那些重要艺术家的心态都不是为地方造势而是为全国造势。他们在探索和创造时，不可能根据已知的地方性来规定自己的创作路向，海上画派中的赵之谦、虚谷、蒲华、任颐、吴昌硕、黄宾虹，有哪一个是在这种心态中进行艺术创造的呢？这些艺术家的创造激情都是发于对主流画坛的不满和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他们的共性首先是这方面的共性而不是与已知的地方性的关联上的共性。至于地方画派和地方历史、传统、人文、地理、风俗的某些方面的联系，则是在创造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带出来的地域烙印。

　　不是因为有了十九世纪以前上海的古老传统才有了海上画派，而是因为有了海上画派的创造才有了上海文化的新传统；不是因为有了乾隆以前扬州的古老传统才有了扬州画派，而是因为有了扬州画派的创造才有了扬州文化的新传统。根据已知的地方性来规定自己的创作路向只能产生地方性小家而不可能产生全国性大家。

　　地方问题如此，中国问题亦如此；过去的问题如此，当前的问题亦如此。也就是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大艺术家的心态不是为中国造势而是为世界造势，根据已知的中国性来规定自己的创作路向只能产生地方性小家而不可能产生世界性大家。

　　今年6月，当达利艺术在北京展出时，《北京晚报》刊登过一篇记者对西班牙驻华大使的访谈，记者总在问“西班牙文化的民族性在达利的绘画中有哪些体现”之类的问题，大使对此始则有点尴尬：“这是一个很泛泛的问题，实在不好表述”，后来干脆说：“达利就是达利，我们不能把他和好多东西联系起来看”。很显然，达利如果根据已知的西班牙文化来确定自己的创作路向的话，那还有达利吗？

　　传统是创造出来的，民族性也是创造出来的。今日之高质量创造就是明日之民族传统。在迎接21世纪的时候，中国艺术家对于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确实应该松口气了！关键在于“自我”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是否在场。有了力度更强、境界更高的个人创造性，自可不管中西古今了，现代性、民族性也自然就在其中了。

　　近读李世南《长歌当哭---记石鲁》，才知道石鲁早在1971年就已经说过类似的话。

　　李世南对石鲁说：“‘……我没有照传统的办法画。’ ‘什么叫传统？’石鲁几乎是大喊起来。

　　‘传统就是一代一代创造出来的，传到今天就叫传统。你如果创造得好，传下去就是传统！’……”

　　事实如此。没有原始人的创造，何来彩陶传统？没有殷周人的创造，何来青铜传统？没有唐人的创造，何来唐诗传统？没有宋人的创造，何来宋词传统……

　　用传下来的东西把自己统起来，是一种传统观；用创造出来的东西让传统活起来，是另一种传统观。石涛、石鲁的画论，均取的后一种传统观。

　　如果中国有一批当代艺术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个人创造性，他们总和起来就会构成一种新的民族性、时代性。共性存于个性之中，民族性、现代性存在于个人的创造性之中，这是哲学上的一般常识。

　　近年来，后殖民批判理论在国内炒得很热，它实际上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后结构、后殖民、后现代语境中新的表述方式。试想，在架上、非架上形态自由选择，装置、行为等等艺术方式触目皆是的国际大展中，如何去讨论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呢？于是，纠缠着第三世界的古今东西之争便转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反西方中心主义，反“东方主义”，“中心”、“边缘”、“身份”、“差异”等等便成了时髦词汇。

　　我觉得这实在是又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古今中西之争的包袱中国艺术家已经背了一百年，难道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包袱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一个更无拘无束的时代了？艺术家创作时是否应该更自信、更自由、更大胆、更解衣盘礡一些呢？感于此，我拟出了一个对子：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看透中西不管中西

　　无古无今极古极今视通古今无论古今

　　自有我在

     （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