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子辰
摘要
通过分析古希腊时期的女性艺术家群体，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标榜的古希腊民主的局限、社会伦理的性别偏向、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兴起的巨大推动力。萨福、阿西帕西亚、埃及艳后是希腊历史时期独立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的才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其行为不符合男权社会的伦理规范。今天的世界无疑是父权社会的继续，面临着改革、充满着挑战、蕴藏着危机，地区争霸、政治冲突、宗教战争和性别斗争不断，古希腊男权社会中虚假的民主在我们身边同样存在。
关键词 古希腊；女艺术家；性别政治
一，残缺的艺术史
翻开任何一本艺术史教材，要在中世纪以前的叙述中找到一位女艺术家是困难的。作为当代西方大学通用教材的《剑桥艺术史》[1]，对古希腊艺术有详尽的分析，谈到古风、古典、希腊化三个时期，涉及到立式雕像、神庙建筑、绘画与彩陶等各方面，并载有古希腊造型艺术家16人的小传，但所提及的艺术家都是男性，女性只是对象化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如维纳斯的形象。试问在基督时代以前[2]，女艺术家从不存在吗[3]？其实，女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雕刻家、画家在古希腊时期都曾存在，甚至形成过群体，只是由于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及多数城邦里女性无公民权，于是就像奴隶和外邦人没有自己的历史一样，她们也被当然地忽略了。雅典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从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时期延续至今，民主社会中始终存在性别歧视的事实，使我们质疑父系文明的合理性。性别身份在父系和母系社会中的巨大反差，表明了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二，女神文明与父权统治的对抗
前希腊文明即古代欧洲文明[4]、爱琴文明，以女神崇拜为特征，希腊文明以“地母之死”为代价，迈锡尼时期是两者的过渡。古代欧洲文明的概念是考古学者吉姆巴斯塔在《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公元前7000-3500年》一书中提出的新术语，用来描述新石器至铜器时代的东南欧不同文化群体的共同特点和成就。爱琴文明可分为：早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1900年）、中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900年-前1600年）和晚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三大阶段[1]。传统上，学界普遍认为爱琴文明先发展出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1900年-前1450年），后来转移到希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实际上女神崇拜的米诺斯文明和亚该亚希腊人时期崇拜战神的迈锡尼文明迥然不同，后者在种族上和多利亚希腊人同源，都崇拜战神，以宙斯为大。希腊文明指多利亚希腊人占领巴尔干地区，破坏了爱琴文明、迈锡尼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期以后，在当地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雇佣当地的工匠创造出来的文明，这种文明被注入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以战神崇拜代替地母崇拜，在古风晚期和古典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如特尔菲的地母神庙改为祭祀阿波罗。迈锡尼文明是亚该亚希腊人带来的，他们是公元前1900年-前1350年期间侵入到巴尔干地区、讲希腊语的小股游牧民族，他们以军事渗透和政治联姻的方式与当地居民接触，甚至通婚，形成伊奥尼亚民族。由于受到爱琴文明的浸染，他们的文化带有混合特征：即爱琴文明的女神精神和希腊民族的战神意志。公元前1100年大批多利亚希腊人入侵巴尔干地区，他们和亚该亚希腊人相比，在生产力和文化上更为落后，他们的到来毁灭了残存的爱琴文明、也破坏了迈锡尼文明，导致了黑暗的荷马时期，也造成了希腊历史时期亚该亚城邦、伊奥尼亚城邦和多利亚集团的长久对抗。所以说迈锡尼文明是爱琴文明和多利亚人的希腊文明间的过渡时期。
即使在希腊文明内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城邦，处处体现着前希腊的女神文明与希腊时代父权统治的对抗。荷马时期（约公元前1100年-前750年）和古风时期（约公元前750年-前479年），古希腊文明正在酝酿，希腊语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希腊化时期（约公元前334年-前30年）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张，更多的文明彼此交融，多利亚的专制主义被淡化。以上阶段，文化的创造者多来自有女神传统的爱琴海岛、小亚细亚、意大利南部、北非等受伊奥尼亚文化影响的地区，那里的文化体现出较少的性别偏向，女性艺术群体也较活跃。古典时期（约公元前479年-前323年）在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女性丧失了公民权，就此确立了以男权为核心并以此为特征的古典文明，即使在斯巴达女性也只能间接参政，希腊社会提倡女性隐居的道德规范，致使古典时期常态女性在文化界普遍缺失，而不受社会伦理约束的、来自外邦的高等妓女，却对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起着重大的作用。希腊化时期存在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就像古风时期的伊奥尼亚，女性早就受到和男子同样的教育，而她们的雅典姐妹却被幽闭在家里。希腊化时期的巴尔干地区，以雅典为代表，社会反对给女性受教育的权力，喜剧诗人米南德讽刺地说：“教女人识字？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像给可怕的毒蛇加上额外的毒液”[5]。性别歧视的教育使这个时期的文化创造基本和雅典无关，数学家、天文家、工程师、化学家、医学家纷纷来自雅典以外的地区[6]。不过，女性仍是希腊化时期最大的赢家，她们的才华群体性地在雅典以外展现，女艺术家的人数达到希腊纪年的最高点。从多利亚人统治开始的荷马时期，到城邦政治解体的希腊化时期，古希腊女艺术家人数的增长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恰成反比。在伯利克里提倡平民政治，雅典影响力最强大的古典时期，女人失去了公民权、女艺术家的人数趋近于零。这些都反映出父系社会里平等政治的局限和可笑。
三，倍受争议的独立女性[NextPage]
1，萨福
另一方面，从古风到希腊化时期，希腊的男权社会也涌现出一些独立的女性，可是她们在展露才华的同时倍受社会舆论的争议。古风时期的女诗人萨福被认为是女同性恋者，甚至以她的名字（Sappho）来命名同性恋（Sapphic）的团体。众所周知，从荷马时期开始，古希腊城邦推崇男子间的同性恋关系，把它视为公民理想和审美风尚，但是在女同性恋问题上，古希腊社会表现出明显的性别歧视。“男性间的性关系被认为是性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却认为女性间的性关系必须加以劝阻。所以萨福在诗歌中营造了特定的环境：即举行蒂阿兹仪式期间，姑娘们可以保持爱慕关系，但这种关系将随着仪式的结束而终止。留给女人的只有一种选择——做男人的娼妓或者妻子。甚至妓女也认为和女人做爱是件可耻的事”[7]。希腊男子以同性间的爱慕和结交妓女来代替夫妻生活的不足，夫妻间的婚龄差距一般是15岁，双方无法进行精神交流，在他们看来异性恋爱是停留在生殖器快感上的粗糙行为，米歇尔·福柯作为20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身体力行地宣扬了希腊人的同性之爱是超越生殖器快感的精神之旅。有些西方女权主义流派甚至认为，女子具有优于男子的生理和心理结构，女同性恋行为不仅超越了异性恋，也超越了男子同性恋，她们在情感表现上更加精神化。女人迷恋情感和友爱，女诗人尤其憧憬理想化的精神生活，“为爱失望”是她们死亡的症结，当然，此时爱的意义已经扩展，包含了人类所有美好的感情。
2，阿西帕西娅
古典时期的艺妓阿西帕西娅也是争论的焦点，她不仅迷住了雅典的首席将军伯利克里，也对雅典的政治和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本身就是对雅典民主的讽刺，是对希腊人性别歧视的打击。坦娜希认为艺妓是男人世界的成功者，是历史时期中第一批与男人关系缓和的女人[8]，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雅典人不愿看到女人在政治中有发言权，特别是异邦女人，他们认为阿西帕西娅来自伊奥尼亚，那是一个因女人的道德而臭名昭著的地方，她和伯利克里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大家只把她当作姬妾，戏剧家送给她很多的绰号——嫉妒的赫拉、专横的翁法勒、喋喋不休的得伊阿民拉，意在表明：正如赫拉克勒斯在女人的铁腕下一样，伯利克里也在武断的异邦女投机家的手下变得软弱起来。普鲁塔克认为她为了米利都挑起了雅典和萨摩斯的战争，据阿特纳奥斯所言，她经营一家妓院。阿里斯托芬甚至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归罪于她的欢乐之家[9]。阿西帕西娅多才多艺，是学者，又是政治家，还精通演讲术，善于雄辩，不过，和同时期的希腊艺妓一样，她永远不渴望成为一位造型艺术家。因为画家和雕刻家的工匠身份无法吸引社会精英参与其中，哲学家对造型艺术的理解也局限在技术层面，希腊化时期，造型艺术虽然被列为全面教育的分支，但绘画和雕刻不被视为公民修养的必要方面。所以把性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艺妓和男性精英们一样，不会梦想去成为画家或者雕塑家。同样中国的古代文人几乎从不参与雕塑，雕刻也就不作为文化修养的标志，也就没有一个中国艺妓渴望成为雕塑家。在男权思想最盛行的古典时代，公民社会的民主政治表现出强烈的性别歧视：希腊女性被视为财产保管在家庭内室，公民的妻、女被驱逐出社交空间，她们没有社会价值只有家庭义务，生子和管家是她们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其它的活动与事务均受到限制，这是“女人是物”思想的体现，她们甚至可以作为绘画竞赛的奖品，无需本人同意，直接经由父亲之手，颁发给优秀的男画家。
3，克利奥佩特拉
希腊化时期的克利奥佩特拉七世（公元前69年-前30年）也倍受指责，被称为“尼罗河畔的妖妇”。“她为了把共同执政的丈夫（比她小八岁的弟弟）托勒密十三赶出埃及，主动挑起纠纷，暗中调动军队，希望借助罗马的力量独揽埃及大权。她与凯撒的私通尽人皆知，托勒密十三勃然大怒，但慑于罗马人的实力，只好忍气吞声。当丈夫在王朝内乱中死去，她借助罗马凯撒军团的力量重新做了女王。按照埃及的婚俗她又与更小的弟弟托勒密十四结婚，丈夫年幼无知，她实际上成了凯撒的情妇，不久就怀有身孕。凯撒死后，克利奥佩特拉又引诱安东尼‘罗马第一实力者’陶醉于她的情网中，并冒着重婚罪和她结婚，称呼她为‘女王之王’，可是在安东尼和屋大维交战失利时，她两度出卖罗马丈夫，使他中了屋大维的埋伏，导致安东尼最后拔剑自杀。可惜屋大维不近女色，埃及艳后最终手握圣蛇饮恨自尽”[10]。希腊化时期女王政治是女权代替男权，伴随着私欲和谋杀，但这是私有制社会里唯一有效的强权法则，就像阿玛宗女人被迫拿起武器反抗希腊人一样。埃及历史时期的女王政治远离了母系社会的平等原则，不过在她们执政的时期，历史繁荣地向前发展：“克利奥佩特拉胆识过人，以自己的谋略和智慧在罗马统帅凯撒和安东尼的生活中周旋，使埃及在罗马的夹缝中存活了17年，并影响到罗马政治：曾为罗马制定新的税制、改造制币厂和修正历法。她不仅具有谋略，在宫廷斗争中占据上风，而且尊重学术，克利奥佩特拉资助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毁于屋大维的战火，她的自杀使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溃散”[11]，多元文化的时代终结，历史转入基督教专制主义的时期。
四，父权统治的危机
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是女性世界历史性的败北”[12]。巴尔干地区的父权统治是游牧的希腊人入侵之后带来的新的统治形式，它改变了政治、宗教，经济和伦理，也影响到文化和艺术，这种统治形式成为延续至今的官方模式，而母系社会的女神崇拜保留在民间。艾斯勒提醒我们，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有根本差别[13]，人类的两态性（男女两性）的差别从根本上制约了我们社会组织的各种可能性——建立在两性的等级关系上或建立在他们的伙伴关系上。“当占人类一半的女性和在男性统治制度中被标以女人气的价值和目标被彻底纳入社会的指导机制时，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健康而平衡的制度将会实现”[14]。在《明智的选择》中，英国作家罗伯逊也比较了“极端扩张主义的男性社会的未来”和“明智的、人道的、生态的女性社会的未来”[15]。这些学者都认识到所有男性统治制度中存在的统治型政治和剥削型经济的不合理。[NextPage]
西方社会经历了女权运动，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遭到质疑，边缘群体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女性主义艺术表现出反叛者的独立性。中国的现代社会起步较晚，带有很多封建时代的残余、商品经济的发展附带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也没有完成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还很缓慢、还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现代艺术和现代文化、男权和官本位为代表的霸权思想还很盛行、女性知识分子和女艺术家缺乏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其作品忽视文化反思和社会关怀、女性主义还是属于被误读被排斥的边缘学科，总之，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都有很多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面临着和两千年前的希腊社会、希腊艺术相似的语境，所以对早期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关注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1，网络资源：www.sikyon.com.
2，《障碍赛跑》基梅尼·格林著，塔瑞斯帕克出版社，2001年（Germaine Greer， The Obstacle Race Published in 2001 by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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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开始显露——欧洲历史上的妇女》，布里登撒尔和库恩兹主编，霍夫顿·米夫林公司，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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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国女性绘画史》，陶咏白、李湜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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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剑桥艺术史》，罗通秀、钱乘旦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2] 基督时代指基督教作为官方信仰的时代。
[3] 这里的“艺术家”是个大概念，涉及哲学、文学、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
[4]
[5]《雅典和斯巴达》，A·鲍威尔著，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342页；《古希腊的妇女》，裔昭印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4页。
[6] 腓尼基人欧几里德（公元前330年-前275年），30岁到亚历山大里亚研究逻辑，著有《几何原本》。西西里人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前212年），钻研静力学杠杆原理。先于阿基米德探索穷竭法的是雅典人欧多克索。研究圆锥曲线论的是小亚细亚人呸嘉的阿波罗尼乌斯（公元前247年-前205年）。他们是亚历山大里亚前期的数学家。三大天文学家（公元前315年-前230年）分别是：主张太阳中心说的萨摩斯岛人阿里斯达克，曾遭到阿基米德和斯多葛派的反对。北非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6年-前194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受过教育，钻研地理、天文和数学，也是诗人和哲学家，他测定地球大小，描绘出世界地图。坚持观测天象的是罗得岛人希帕库斯（公元前161年-前126年）。三大工程学家是：理发师之子克达席布斯（公元前285年-前222年），发明了压力泵、水风琴、机械水钟和攻城机械。赫伦（活跃于公元62年），对军事工程、科学仪器、机械玩具进行实验。希罗发明了投石机和攻城炮，并在马其顿王攻罗得岛时发挥效用。公元初化学研究在亚历山大里亚随炼金术而产生。托勒密王朝重视医学，鼓励对犯人的活体解剖。第一个当众实行解剖的亚历山大里亚人赫罗非拉斯（公元前300年）。为研究神经系统而对大脑进行解剖的埃拉斯特拉塔斯（公元前304年-前245年）也是著名的医学家。
[7]《古希腊罗马时期不确定的性别》（法），吕克·布里松著，侯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76-82页。
[8]《历史中的性》，坦娜希尔著，斯卡波罗夫出版社，1992年，第100-105页。
[9]《古希腊风化史》（德）利奇德，杜之、常鸣译，林立生、陈加洛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388页。雅典青年诱拐了麦加拉的女子，作为报复，对方也带走了阿西帕西娅的两名妓女，愤怒的伯利克里下令禁止麦加拉人在雅典居留。在麦加拉的怂恿下斯巴达对雅典武装干涉，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
[10]《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女人》，黄晶、李多编著，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第22-29页。
[11]《古希腊的妇女》，裔昭印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5-188页。
[1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恩格斯著，纽约，国家出版社，1972年版。
[13]《圣杯与剑》（美）理安·艾斯勒著，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二版。
[14] 同上，第280页。
[15]《明智的选择》，（英）罗伯逊，明尼苏达，圣保罗，江河流域出版社，1979年版；《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第279页。
(编辑: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