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先生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先后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出版有《无穷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严》（1992）、 《中国现代化史》（主编）（1995）、《寻求意义》（1997）、《许纪霖自选集》（1998）、《另一种启蒙》(1999)、《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编）（2001）、《中国知识分子十论》(2003)、《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编）（2005）、《回归公共空间》（2006）等著作，在《二十一世纪》、《读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并且有5篇论文分别以英文、法文和日文，分别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的学术杂志或专题论文集中发表。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许纪霖专栏：谁是体育大国？

作者：许纪霖

    今年的奥运会，我是在加拿大看的。确切地说，是在网上看的。加拿大人似乎并不关心希腊奥运会。比起中国人狂揽金牌，堂堂的第一世界大国加拿大，至今为止只有一块金牌。不过，假如你以为加拿大人不喜欢体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刚到温哥华，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公共绿地如此之多。我所居住的社区，无论往东、西、南、北，只要步行十来分钟，都有一块绿茵葱葱的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PARK。平时安静得如一湖绿水。一到傍晚或周末，就热闹起来。足球、橄榄球、飞碟赛、棒球――身着鲜艳运动服的年青男女们，一本正经地举行着他们自己的奥运会，一样有正式的裁判，有犀利的哨声――但不会有黑哨，因为没有竞标去争取，一切纯粹是生活中的娱乐。

　　这些保养得不错的PARK，除了少数几块标明只限于本社区居民外，大部分都对公众开放。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它们。人们虽然不关心奥运会，但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然而，咱们中国却刚刚倒过来，奥运会上扬眉吐气，体育却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农村是不必说了，我不知道在那些贫穷的山村里，是否还有一张乒乓台、一个篮球架？即使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会里，假如你是一介平民的话，又到哪里去打一场球、跑几个圈？几乎所有的公共体育场所，都不向纳税人免费开放。学校一到暑期，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要说周围居民，连自己的学生进去，都颇费周折。而许多社区俱乐部、小区会所，虽然运动场地和器材一应俱全，但往往收了物业管理费，还要业主去办一张收费的金卡。城市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公园被不断地蚕食，马路上充满了有害的汽车尾气。诺大的都市，连一个理想的跑步空间都难以寻觅。

　　在加拿大，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场所都免费，比如公共游泳池、高尔夫球场。但即使是这些经营性场所，也充分考虑到一般平民的承受能力。我住处附近有一处高尔夫球场，在里面挥拍自娱的，竟然不是在国内时见惯了的老板、金领，而是一般的阿公阿伯。原来，在这里玩一次高尔夫，也不过是一天的饭钱而已。

　　加拿大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财政有了钱，不是养少数体育尖子，让他们到奥运会上拿金牌，而是切切实实地用在纳税人身上，打造舒适的、遍及各个角落的公共体育场所和设施，让全体国民、特别是一般穷人也像富人那样，有资格享受各种运动，享受空气、阳光和绿茵。体育，在这里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我在加拿大看奥运，心情是复杂的，我为中国的每一块金牌而骄傲，又为中国人为金牌所付出的代价而悲哀。中国的体育，从基层到中央，从少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情。好像我们只能通过奥运、通过金牌、通过国家的荣誉，才能体会体育本身的乐趣。

　　悲哉！奥运不过四年一回，但国人的生活，是天天要过的。为了那几块小小的金牌，我们值得牺牲那么多，将运动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放逐出去么？假如奥运的金牌与国民的体育真的是那样冲突的话，我宁愿中国像加拿大那样，做一个奥运金牌的小国，而成为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如何“亲历历史” ：我看《往事并不如烟》

作者：许纪霖

　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籍似乎已经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怡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再次点燃了读者们阅读的热情。事实上，那6篇现代中国知识名流的回忆文章，早已在网络上流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如潮的回应。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20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的采访，去探索那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5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靴搔痒，1957年，当章、罗、储那些右派们演出可歌可泣一幕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而对于章怡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历史。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这使得章怡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比如，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小说一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为一部信史。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 的确，这可以作为我们分辩史书真伪的最简便的标准。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录音么？您的记忆竟然像录像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怡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

　　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往事》，我们可以说个中的细节或许未曾有过，或许不那么准确，但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它"应该"有过，"可能"有过，这就是另一种"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当然，记忆也好，想象也好，历史文本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凭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陈寅恪热"，虚构一番他与吴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过滤的历史追忆，也必须经得起已有的公认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怡和的专业出身，她应该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应该说，她是以文学的叙事，来作历史的追述。是文学，还是史学？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现代的知识体制分化的基础上，而不会出现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国。义理、考据、词章，假如一部著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那就是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在国外有耶鲁历史系名教授史景迁，在中国有史马迁的《史记》传统。为什么《史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节、描写，就没有人怀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纯客观标准，我们大可质疑司马他老人家：你一个汉代人，又不曾亲眼目睹，如何对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话"呢，还是"戏说"?当然，现在我们都承认，《史记》既非"大话"，也非"戏说"，它就是信史，公认的信史，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样欣然地承认《往事》也是一部《史记》风格的信史呢？

　　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怡和的笔下，受迫害的章、罗也好，参与迫害的史良也罢，他（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一个不人性的时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又无奈。有些场景，看得我惊心动魄，我不由会去想象，1957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辩？

　　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政治清算的背后，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一种公共的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那个年代里，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

　　我常常对一个现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历史比较单纯，但他们的小说、电影和历史书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这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织，为什么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中国的文学家、史学家太平实了，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从历史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

　　文学也好，史学也好，讲到底都是人学，让我们喜悦、愤怒、哀叹和欢乐的，总是人性深处的那点幽暗与光明，总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谓"亲历历史"，是感受历史中人性全部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和理解我们的上代人，那只能说我们的记忆缺乏历史的想象，我们的心灵还不够丰富，仅此而已。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