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美洲》一书包含了跨越四十年的一百零一篇访谈，几乎贯穿卡尔维诺的整个写作生涯，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卡尔维诺创作方式的转变。从最初的现实主义，到受史蒂文森、爱伦坡等作家影响，在作品中灌注冒险与奇遇元素，以及后来自成一派地构建了一个个童话般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卡尔维诺一直在尝试新的文体。然而在其整个创作历程中，他的诉求却始终没有变动——风格与形式的转变其实是他在调试着与世界接触的姿态。世界的复杂性令卡尔维诺一生着迷。而在描述世界这一点上，卡尔维诺却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得心应手。卡尔维诺深知，世界之所以复杂的基础是隐身在事物背后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而这也是语言所难以触及的部分。一定程度上讲，卡尔维诺作为创作者是矛盾的。说与不说，表述或是沉默，这是卡尔维诺力求厘清的问题。

  在一篇关于水城威尼斯的访谈里，卡尔维诺说：“陆上的门只是通向有限世界的一部分，而面水而开的门直接通向浩瀚无边的空间。”

  “未知”与“无限”是卡尔维诺创作的基调。在他的认知中，世界是非线性的，而认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同样没有穷尽。上世纪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在访谈中曾说过：“我坚信在我所写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依旧是我，但我无法涵盖所有东西。不过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觉得缺乏特定的表达方式、特定的语言，我总是有一种要用其他方式来完成它的欲望。”可以看到，卡尔维诺在其创作早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世界是繁复多变的，而语言本身是已确立的。因此当作者试图用语言文字去锚固世界的变幻，这企图本就存在着矛盾。而“有种要用其他方式完成它”的想法也昭示了卡尔维诺后期对如何通过叙事处理世界复杂性的思考。

  卡尔维诺在《我生于美洲》中数次提及《一千零一夜》，并对其“故事增殖”这一特点推崇备至。在其作品《寒冬夜行人》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卡尔维诺刻意在叙事中尝试了相似的处理，其行文不受控制般狂暴而肆意地向周遭分裂、生长。这种文体的尝试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猎奇意义。它本身其实是卡尔维诺用叙事对唯一性的宣战，他试图用自己创作早期看似粗糙且偏直觉性的理念去创造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进而使叙事更趋近真实世界。

  在《寒冬夜行人》中，卡尔维诺还提到了“故事之父”这个概念，即存在一位活了数千年之久的印第安盲人，写了迄今为止文明历史上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书中作为“故事之父”原型的神秘作家西拉·弗兰莱里的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事实上博尔赫斯也数次书写过相同的主题，其《通天塔图书馆》《沙之书》《阿莱夫》等作品都涉及了“无限”及“循环”的概念。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在各自的虚构作品中存在一个共识，即只有无穷本身才能描绘无穷，只有没有终止的表述才能勾勒出世界的图景。无须赘述的是，没有作家能够真正做到故事无限制地增殖，用这种极端且带有浪漫气息的手法去囊括世界的复杂性在现实中是无法完成的。卡尔维诺不单单执着于无尽的表述这一概念，他的目光还一直被另一个极端吸引——沉默。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诗的神韵有这样的描述：“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只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卡尔维诺亦深谙留白的意义，穷尽语言之能无法触摸的事物，沉默可以轻易做到。《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摒弃了用篇幅去构筑世界性的方式，他对每一座城市都只有简洁朦胧的描述，在谈及城市这一巨大复杂的集成体时，如此轻巧的篇幅甚至述不尽其中一角。卡尔维诺尝试着用这种轻盈的笔调赋予书中五十五座虚构城市以灵性，刻意地制造一种透明、飘浮的状态。用他的话说：看得见的城市背后总有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并且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他正是力图用这些模糊的幻影去引出藏在影子背后的城市巨像。在作为其“故事增殖”作品典范的《寒冬夜行人》中，卡尔维诺同样尝试了借用沉默的力量。书中每一个由故事产生的故事，都在叙事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而他的初衷便借由给叙事留有余裕而使得故事“向着永不结束的故事出发”。这里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纵使卡尔维诺在作品整体的框架下不遗余力地试图使叙事和表述尽可能繁复多样，但在单独成篇的文段中他又竭力使语言精悍简洁，刻意使沉默占据的篇幅大大超过文字所凝练的。对于世界的描述究竟应该尽述还是沉默，卡尔维诺从来没有明确给出过答案。

  卡尔维诺在访谈中无数次提及自己痛恨“一般化的”“近似的”词。用词的准确性对他而言是区分语言、思维之间细微差异的办法。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提出了数个小说的特质，在谈到精确这一点时，他表示这是为了使事物精确到无限小，进而通过无限小去获得无限大。我们很容易想到博尔赫斯《阿莱夫》中的阿莱夫，一个微小的点中包罗了宇宙的一切。从这点上或许我们能窥得一些卡尔维诺的想法：表述是必要的，表述无法做到的只有交给沉默。而要面对无限大，只能从无限小出发去折射。在感知上卡尔维诺或许已经与世界的复杂达成了和解，然而在文学写作上，他始终抱有无奈——“语言作为媒介所言说的始终比我们所能体验的一切要少”。卡尔维诺同时也清楚人的局限性，在《帕洛马尔》中，主人公最终发现语言没有阐释世界，而是割裂世界、使事物解体。卡尔维诺认为语言清除了迷惑性和不确定性，使某样事物能够站稳脚跟，但在一件事物确立的同时，我们也从无尽的可能性跌落到了单一的认知里，而人作为主体没有办法逃离出这个局限。事实上卡尔维诺做过这样的幻想：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有一个高跷上的城市，居民从高处看着自己的缺席。将主体抽离出来，使观察者存在的角度模糊化，摒弃掉自我再去认知世界。对于卡尔维诺而言，文学只能做到这一步，也只有文学能做到这一步。

  对未曾述尽的故事，卡尔维诺做出过这样的解答：“我没有写完这些故事只是因为没有任何完成它们的理由。每一个开头都已经包含了整体的希望，已经包含了它的结尾。因此，即使我写完它们，我也不能真的补充任何新的东西。然而，故事要有结尾无非是个文学惯例罢了。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段话似乎映照了卡尔维诺的猝然离世，我们无法得知在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卡尔维诺是否说尽了自己想说的，是否为叙事的延续留足了空白。但可以相信的是，在创作上他是没有遗憾的。即使他曾感叹过：对做过的事，即使不尽满意也只能由它们存在。但正如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所说：“一首诗永远不能被完成，只能被遗弃。”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