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显得那么特殊。面对疫情，生命从没有如此的脆弱，又从没有如此的顽强。
在这样的时刻，作家对历史的回望以及对现实的凝视，无疑多了一层悲悯的色彩和感动的基调。
面对疫情，拿起笔来
抗疫，成为每个人都参与的重要事件。逆行者、白衣战士成为备受崇敬的英雄人物。由疫情带来的伤痛、惊惧、惶恐、焦虑等情绪，亟须抚慰与疗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家们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纷纷拿起笔来，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2020年初以来，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讴歌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诗歌与报告文学成为抗疫文学的急先锋。诗歌形制短小，能迅速对抗疫行动作出反映。报告文学具有极强的现场感，能及时对抗疫现实作出全景式描写。作为一种以虚构为志业的文学样式，用小说来反映抗疫则相对显得滞后，特别是鸿篇巨制往往在灾难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诞生。譬如汶川地震发生在2008年，10年之后，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才写就，但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可见，小说处理抗疫题材也具有独特优势，即由于小说的虚构性质，能最大限度地超越现实，自由表达作家对疫情的思考。因此，从历史上看，以肆虐世界的瘟疫诸如霍乱、鼠疫为题材的文学名著，纪实文学或者诗歌较少，基本上以小说为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阿尔贝·加缪的《鼠疫》这些作品以瘟疫为背景，又超越了瘟疫本身，写的是在巨大灾难中的人性与人情，作家对人类的悲悯是主调，既写了自然界的瘟疫，也写到了人心深处的瘟疫，具有极强的反思、批判色彩。
2020年发表的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小说不多，且都是中短篇，主要有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脑子闪过些什么》、张柠的《新冠故事集》、南翔的《果蝠》、丁力的《父子》、弋舟的《掩面时分》、吕翼的《死亡的貀》、鄢元平的《江城子》等。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也推出了抗疫题材的小说作品，如黄春华的《我和小素》、许诺晨的《逆行天使》等，从而把抗疫文学扩展到少年儿童层面。
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脑子闪过些什么》是最早涉及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中篇小说。池莉用日记体的形式，详细叙述了武汉自封城到抗疫取得初步胜利这段惊心动魄的难熬时光，表达了一个作家对国家、人民强烈的责任感与忧患情怀。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展开，现场感强烈，既是小说，也是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新闻报道，是非虚构与虚构的结合体。这种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新冠肺炎肆虐时大量丰盈的生活细节，保存了珍贵的疫情记忆。小说保持了池莉一贯的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对武汉烟火气的精微还原。对于池莉这样一个以书写武汉著称的作家，“一个人就是一座城，一座城就是一个人”，小说中的“我”就是武汉。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的贴心贴肺感，在这个作品里表现得异常真切。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池莉在进入文坛之前是流行病的防治医生，有着预防流行病的专业经验。她在1997年写过一篇中篇小说《霍乱之乱》，里面有应对流行病的“隔离14天”等具体措施。去年这篇小说被大家争相传阅，起到了普及应对流行病的作用。这也是文学的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书写疫情的小说，还有南翔的《果蝠》。这部小说聚焦大疫当前人们如何对待野生动物果蝠的话题，反思意识较浓。弋舟的《掩面时分》并没有聚焦新冠肺炎疫情，而是以此为背景写了两个女人的故事。弋舟保持了他惯常的叙事笔调：迟疑不决、如梦似幻，在生活的表象下专注精神的追寻。人生充满了不确定，尤其是在以口罩掩面的时分，更是人生艰难的时刻。人类脆弱的情感如何皈依，似乎永远找不到答案。
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说是不断抗击灾难的历史，灾难一直是文艺创作的一大主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正书写，也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的时光里，这将会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跨越国界的共同话题，且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品。
书写城市与乡村，视角不再单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热，在2020年持续发酵。2020年无疑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大年，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老作家，纷纷推出了重要作品，使得2020年的长篇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的优秀长篇小说，主要有贾平凹的《暂坐》与《酱豆》、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冯骥才的《艺术家们》、刘心武的《邮轮碎片》、王松的《烟火》、刘庆邦的《女工绘》、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胡学文的《有生》、王尧的《民谣》等等。这些作品或关注当下现实，或在历史与现实的回环往复中书写人生世相，在深度与广度上较以往都有可喜的突破。
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最为瞩目的是贾平凹，他在68岁集中推出了《暂坐》与《酱豆》两部长篇，其创作力之旺盛，令人惊叹。《暂坐》是继《废都》之后，贾平凹第二次聚焦于西安这座古城。《暂坐》写了一个名叫“暂坐”的茶庄里一群光鲜靓丽的女性的生活。她们表面上年轻貌美，生活富足，但是情感生活缺失。作家细细描摹这些单身女性的精神世界，写她们的孤独、犹疑、迷茫，写她们的心灵无所皈依，彷徨在都市的十字路口。从这些女性出发，作家进一步揭示了都市人普遍的精神困境。有评论家认为，贾平凹的这部小说依然没摆脱作家长久以来的“《红楼梦》焦虑”，《暂坐》中众姊妹所聚集的“茶庄”类似于“大观园”，而她们“十佳人”的称谓亦是化用“金陵十二钗”而来。
《暂坐》写都市女性，《酱豆》则是给自己画像。贾平凹在题记里写道：“写我的小说，我越是真实，小说越是虚构。”自传体小说《酱豆》以《废都》的修订再版为开端，回顾了自己创作《废都》前后及作品出版后的戏剧性境遇，充满了人生慨叹。小说在叙述《废都》心结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时代的探究、人性的考问，反思色彩浓重。有意思的是，关汉卿曾自况为“铜豌豆”，贾平凹自称是“酱豆”，不同的豆子，具有不同的含义。自称“酱豆”，无疑有自我揶揄的色彩，正如他在总结写《酱豆》的缘起时所说：“我这近七十年里，可以说曾经沧海”“每一个历史节点，我都见识过和经历过，既看着别人陷入其中的热闹，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热闹”“每一次我都讨厌着我不是战士，懦弱、彷徨、慌张、愧疚、隐忍”。人在激烈变动的历史中，也许只能做“酱豆”一粒吧。
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延续了《天香》《考工记》的写作模式，从“非遗”的视角展开故事，《天香》写的是顾绣，《考工记》写的是古建筑，《一把刀，千个字》写的是厨艺。小说开篇便从淮扬菜写起，叙述了自20世纪中叶始，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小名叫“小兔子”的陈诚和姐姐“鸽子”以及父母之间曲折复杂的故事。小说的地点在纽约、上海、哈尔滨之间频繁切换，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游走。王安忆善于用工笔，以铺陈丰盈、精微、繁密的大量细节见长，元气淋漓，中气丰沛，这部小说更是如此。在作家雕花般的绵密叙事纹理里，历史的沧桑、个体命运的沉浮，甚至悲剧都带有一声华丽的叹息。
以写乡村著称的迟子建，终于将自己的笔触转向城市。她的新作《烟火漫卷》着力书写的是自己生活了30年的城市哈尔滨。就像书名所揭示的，小说写的是烟火气浓重的日常生活漫卷中展开的人性命运。整部小说以刘建国为主角，围绕他寻找40年前丢失的婴儿这个故事主线展开，现实与历史交织。作家在叙述故事时巧妙运用草蛇灰线法，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将谜底渐次展开，使这部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从书写乡村转向书写城市，对迟子建来说，是一次大的转变。在这部小说里，哈尔滨整座城市成为小说的主体，小说人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现在，人物命运与城市交融在一起。迟子建写城市一点不逊色于写乡村，绵密的叙事，丰盈而灵动的文字，在哈尔滨的街巷徐徐展开。与王安忆写上海、池莉写武汉一样，迟子建一出手就不凡，写出了哈尔滨这座北国冰雪之城特有的城市风景。小说的开头这样写哈尔滨的早晨：“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当晨曦还在天幕的化妆间，为着用什么颜色涂抹早晨的脸而踌躇的时刻，凝结了夜晚精华的朝露，就在松花江畔翠绿的蒲草叶脉上，静待旭日照彻心房，点染上金黄或胭红，扮一回金珠子和红宝石，在被朝阳照散前，做个富贵梦了……”
王松的《烟火》写的是他所在的城市天津。《烟火》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从清朝末年至21世纪，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辛亥天津起义等。作家在这些历史背景中写平民百姓的悲欢。《烟火》具有特别鲜明的津味标识。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是天津一个叫侯家后的地方。侯家后是天津的历史文化缩影，狗不理包子铺就是在这里名扬天下的。小说重点写的是侯家后蜡头儿胡同里一群手艺人的悲欢离合。侯家后的胡同是一个市井繁华之地，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也是老天津的魂魄所在。王松以高掌柜的狗不理包子铺为据点，人来人往之间，将侯家后的诸多店铺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学地理图景。小说大量使用了天津方言。天津话干净利落，活泼俏皮。《烟火》里的故事密度在长篇小说里是罕见的。在1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小说的100多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无数的故事缠绕在一起，在侯家后这个地方展开。这是一部平民的史诗，是有关天津的，更是有关中国的。
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城乡同构的书写范式已成为现实，作家书写城市与乡村，都不再持单一的视角。中国作协于2020年7月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号召作家写好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故事。不过，该年度写乡村的优秀小说并不多，书写城市继续成为创作的主流。我们看到了贾平凹的西安、王安忆的上海、迟子建的哈尔滨、王松的天津。城市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切近。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正是逐步完成于作家对城市的反复书写中。
读到这样的句子，为汉语之美喝彩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更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有无追求，是衡量小说艺术性的一个重要尺度。讲究语言者，如早年的鲁迅、老舍、废名、汪曾祺等，为中国文学树立了白话文写作的典范。当代一些作家也一直没有停止对语言的追求，追求一种雅洁、纯正、古拙、诗意的汉语。2019年以短篇小说《音乐家》引起文坛关注的90后作家陈春成，2020年出版了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其中的《竹峰寺——钥匙和碑的故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小说写得自然、洒脱、散淡、含蓄、隽永。有评论者从这篇小说里读出了晚明小品、桐城派散文。“福建多山。闽中、闽西两大山带斜贯而过，为全省山势之纲领，向各方延伸出支脉。从空中看，像青绿袍袖上纵横的褶皱。褶皱间有较大平地的，则为村、为县、为市。”这一类的句子，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90后小说家的笔下。
好的小说家也应该是语言大家。散文家鲍尔吉·原野的中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铁木耳与海兰花》，用一种水晶般纯净、澄澈、天真、诗意的语言写草原、沙漠，写牧民生活，写美好的人性。童稚的视角，使得整篇小说宛如一篇童话，阅读完像是做了一个绮丽的长梦。“沙漠多美呀！金黄色的沙漠想堆都堆不起这么高，它像从天空的巨大的漏沙器漏下来的沙堆，否则顶上怎么带尖呢？沙漠细腻，没人碰过它，就连蝴蝶也没用翅膀扇过它，一粒沙子都不少。沙漠顶端带着柔和的峰缘，阳光照下来，峰南金黄，峰北是黑色的。”读到这样的句子，不禁为汉语之美喝彩。
2020年是中国文学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长篇小说一枝独秀，能够取得这样的创作实绩实属不易。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灯火，我们期待中国作家能够创作出更璀璨的“精神的灯火”。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