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又怎样》
作者： （德）弗兰齐丝卡·赛柏特（Franziska Seyboldt） 斯坦威出品
译者：束阳
ISBN：978-7-5596-2944-9
定价：45.00元
上市日期：2019年5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位焦虑症患者的勇气告白，都市青年的情绪自助手册！教你在易焦虑的时代里，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德国《明镜在线》“第一广播电台”多家媒体强烈推荐！
编辑推荐
1、一位焦虑症患者的勇气自白：焦虑不可怕，怕的是你不会与它共处！
焦虑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作者弗兰齐丝卡运用特别的叙事手法来描述焦虑如何一再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可能是在工作中、看病中、甚至是瑜珈课程中侵袭而来，她透过不断和自己对话、寻求心理医生的协助，成功的找到了与焦虑共存的方法，重新夺回自己生活和情绪的主导权！
2、都市青年的情绪自助手册，如何从“焦虑缠身”变为“动力满满”！
在焦虑来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情绪带跑。很少有人思考焦虑对于我们的意义，以及如何保持镇定、从容应对。作者弗兰齐丝卡在长期应对焦虑之后，终于摸索出了与焦虑和平相处的方式。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描述了出来，透过她的描写，或许你也能找到把焦虑转化为动力的个性化方式。
3、德国多家影响力媒体强烈推荐，一出版即引发大量关注！
《焦虑又怎样》以一种新的视角来描写了焦虑症患者的真实世界，一出版便登上了各大书籍榜单的前列，引起了广大媒体的热议。德国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明镜在线》盛赞道：“这不是一般的指导手册，而是一本让你眼界大开的书。”第一个广播电台则评论道：“弗兰齐丝卡·赛柏特在书中叙述了她的日常生活、她的治疗过程以及她是如何学会与焦虑共处的。这本书叙事方式新颖有趣，毫不做作，值得一读。”
内容简介：
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从普通的公司职员到身居高位的公司领导，似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手头的事情焦灼不已。虽然适当的焦虑能够增加人的积极性，不过，过度的焦虑却可能拖垮一个人的意志。
在《焦虑又怎样》一书中，作者通过自身的经历，探讨了过分焦虑会给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通过认识焦虑、直面焦虑以及与焦虑共处等几个阶段，帮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重新找回情绪和自我的主导权。
作者简介：
弗兰齐丝卡·赛柏特，1984年出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在汉堡攻读时尚新闻学和传媒学。作为一名编辑、作家，她在自己的“心理”专栏研究心理疾病。她的文字感情真挚，富有深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本书是她的第三本著作。
目录
1 突然的昏倒 001
2 焦虑突然出现005
3 像龟一样活着009
4 发言变得很难011
5 糟糕的报告015
6 严重的怯场021
7 失败的心理治疗025
8 追溯焦虑之源 031
9 焦虑无处不在 035
10 试着与焦虑相处041
11 再次求诊治疗049
12 喉咙里的乒乓球059
13 焦虑引起肾上腺素上升061
14 泌尿科求诊065
15 治疗初见成效 06716 梦见我会飞 071
17 与尤里安出游073
18 到达兰萨罗特岛085
19 偶遇飓风093
20 梦中乘坐火车099
21 朗诵会不再怯场101
22 生日回顾往事107
23 与父母一起旅行115
24 洗澡遭受惊吓119
25 抑郁频繁发作121
26 书引发的争吵127
27 写于韦尼格森修道院的日记133
28 让座纠结143
29 “界限”问题147
30 继续接受治疗155
31 观察思想159
32 焦虑的故事163
33 公开的羞辱169
34 瑜伽练习 173
35 性情愈发真实177
36 梦境释放压力187
37 寻找平衡189
38 电视上谈论焦虑191
39 身体检查无恙193
40 焦虑再次来访20341 不再隐藏 207
42 跳舞211
43 文章受到好评213
44 与焦虑说再见217
试读
一年半后，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一个要好的同事问
我，什么时候举办朗读会。我说，不会有的，我怯场。那时
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知道我的焦虑症。那位同事说，其他人会
替我分担的，包括他自己。看来朗读会非办不可了。那一天
很快就到了，其他五位同事也有兴趣参与。
朗读会那晚，我已经许久没有体会过如此紧张不安的感
觉了。其他人朗读我写的故事，而我则躲在廊台上，徒劳地
尝试平复心情。激动的心情并未随着朗读会的进行而逐渐平
息，它似乎卡在了我的喉咙里，因为我没有将它赶走。最后
我被唤到了舞台上，看着观众们迷茫的脸庞，我结结巴巴地
作了即兴发言。他们的头顶上悬挂着一个无人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作者不亲自朗读呢？
一位朋友的熟人，我之前从未见过，他在结束后来找
我，对我说：“下一次你得自己朗读。”他说得对。他是学
习表演的，向我推荐了他的老师，我记下了名字，然后我们
就去庆祝了。回到家之后，我号啕大哭。
几周后，我第一次去拜会卡琳娜。她住在夏洛腾堡区一
栋宽敞的旧宅子里，这很符合她表演老师的身份。走廊里，
迎接我的是由茶盒堆砌而成的塔，以及装满热水的暖壶，阳
光在人字形花纹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我们相对而坐，喝着柠
檬姜茶，我很快就被她的优雅端庄惊艳到了。卡琳娜身着
一袭多彩的波浪长裙，她有一头金发，眼睛如鹰隼般炯炯有
神。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撼动她。我心想，这很好，我应该向
她学学。
她很好奇，我激动的情绪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说罢还拿
出了一支笔。我说，我会想死。“这么严重吗？”她瞪大
了双眼。“是的。”我避开了“焦虑症”这个词，只说我担
心自己在舞台上晕倒。“心悸、眩晕、口干舌燥、双手发
痒——这些都是晕厥的前兆，不是吗？”
“不可能，”卡琳娜说，“只不过是你身体里的肾上腺
素太多了。”
有时，我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经常看到一些案
例，有人因为过于激动而丧失了意识。但是现在，这正是我
想听到的——你不会晕倒的，就算情况类似，也只是怯场罢
了。这样的说法我还能接受。
然而，激动不安的情绪还是很讨人厌，尤其是当它不仅
造成了双手颤抖，还让人说话也磕磕巴巴的时候。所以卡琳
娜推荐我事先喝几毫升修女牌蜂花精。它由13种药草制成，
有安神的功效。“喝了之后，说话会变得口齿清晰。”
蜂花精的功效我早就有所耳闻。丽莎的母亲曾在我们出
发去伊维萨岛之前在行李箱里塞了一瓶。“以防万一。”
然而她忘记提醒我们，这种酒精浓度高达79%的药剂需要用
水稀释才能喝。或许，正因如此，那天晚上我们才会如此
愉快。
我的首场朗读会是在我长大的地方举办的，我认为这是
主场作战。卡琳娜却觉得这种情况更加艰难。“有可能一个
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第一排，而他因为更想看场球赛表现出
生气的举动。如果你被他惹恼了，那你就输了。”
为了与听众建立联系，同时又保持必要的距离，我应该
想象一个平躺的数字“8”，它将我与听众框了起来。我在
脑海中沿着这个“8”走，很快就头晕了。
提前参观一下场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应该去感受
它，为自己寻找庇护，与听众保持距离，熟悉环境。为了试
验一下，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瞥一眼这儿，瞧一眼那儿，
然后待在左侧的角落里。
“为什么是那里？”卡琳娜问。
“那里让我感觉很好。”
卡琳娜点了点头。
下一个要点——练习致辞。我出去，关上门，打开门，
进来，出汗。
“大家好。”我用尖细的嗓音说，听起来就像从鸟窝里
掉出来的小鸟。再来一次。我的耳朵在嗡嗡叫，我才站在一
个人面前而已。
卡琳娜说：“我也很严格的。”
关门，开门，走三步，眼睛看向想象的观众，感受脚下
的地。“欢迎大家，我很高兴你们今晚来到了这里。”
我边说边觉得自己的脸不受控制。“你最好正视自己的
紧张，而不是极力隐藏。”卡琳娜说。
“如果你很紧张，你的观众也会感觉到紧张。这让双方
都不痛快。”
我们试着说：“我好紧张，这是我的第一次朗读会。”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说出来，紧张不安就会减轻很多。观众也能放松自
己，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反馈。”
我终于开始朗读了，才读了两句话，卡琳娜就叫停了。
她说：“我一句话也没听懂。”
说真的，我也是。我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我的发音和狂
跳不止的心脏上。
“错了，内容应该传递出来。”她说。另外，我还应该
在开始读之前呼出一口气。这听起来很荒诞，但真的有效
果。这一技巧能让声音听起来更加平稳、轻松。
到了朗读会那一天，我的激动不安得到了控制。我很紧
张，但是我并不慌乱。开场前，我已经感受了一下整个场
地，把桌子放在令我感到最舒适的地方，正对着露台的门。
快开始前，我喝了一点蜂花精，然后才面对观众。我呼出一
口气，看着那些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告诫自己读慢一点。
我开始朗读时，观众竟然被吸引住，他们在该笑的地方笑出
了声。我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愉悦。
结束之后，我非常兴奋，内啡肽带来的愉悦感持续了好
几天。一周内，一切又一如既往。但是，既然热恋的快感都
无法永恒，为何此处要例外呢？
1
突然的昏倒
12岁那年，我熟悉的世界消失了。当我躺在诊疗室的床上，晃着腿，漫不经心地听着母亲与医生的谈话时，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们。此刻，她们正练着平衡木，生着我的气。我酷爱竞技体操，却耽误了两节课。此外，窗外阳光明媚。
在背阴的诊疗室内，医生开始了检查。她东敲敲西敲敲，听听这儿又摸摸那儿，最后用一个小仪器照进了我的耳朵。漏斗状的耳镜触碰着我耳道内的汗毛，弄得我直痒痒，很不舒服。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另一位医生，她为了找出我肚子疼的原因，把手指塞进了我的屁股里。随后，我不禁呕吐了起来。
现在，我的耳朵里沙沙作响，犹如大西洋海岸边澎湃的波涛。我曾在度假时见过这一场景。冰冷的浪花扑打在我的四肢上，同时我胃里的一束阳光透过躯干向上照射，晒得我脖子疼。无数黑点从医生的身上剥落，并开始在我眼前飞舞。它们手挽手，组成一排，如同狂欢节上身着红衣的女孩们，不停地蹦蹦跳跳，直到我合上眼睛，任凭摆布。任凭谁的摆布？我不知道。我离开了，却仍然在那儿。狂野的梦撕扯着我的意识，一切都如此喧嚣、匆促、尖锐，持续了亿万年之久。
“喂？”
“喂，你听得到我吗？”
当我再次醒来时，海浪已经退去了，只剩下虚弱无力的宁静，遍布在我被汗水湿透的身边。跳舞的女孩们渐渐淡出，海上模糊地倒映着一张我不认识的脸庞。
“我在哪儿？”
“这儿，你在这儿。你晕过去了。”
有人抬起了我的腿，把什么东西垫在了下面；有人拿来了水，我喝了一口；有人把他冰冷的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母亲在那里，医生在那里，窗户在那里。窗外阳光明媚。
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一切又都不是老样子。
2
焦虑突然出现
一刻钟后，我第二次晕倒了。
医生之前向我们说明过了，这种情况会时不时出现，尤其是在发育阶段的小女孩身上。另外，也因为我耳朵里掌管平衡感的器官过于敏感，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必担心。然后她把我们带到了隔壁诊室，因为进行过敏原测试需要抽血，这也是我们来医院的本来目的。在这个诊室里，一位态度很差的护士让我把上衣掀开。我看着这一堆乱糟糟的医疗设备和瓶瓶罐罐，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是如此。我正想问护士，为什么要在我背上，而不是在我手上消毒扎针时，她就拿着一把金属小刀扎进了我的后颈。
母亲果断扶住了我，以防更糟糕的事发生。事后她告诉我，她和我同样惊讶，因为医生并没有说，做检测用到的血液需要混合淋巴液。
再次醒来时，我躺在铺着纸垫的床上，纸垫刺得我背上发痒。床脚站着一个人，模模糊糊的样子让我觉得有点熟悉。当它开始讲话，我才认出它是谁。它是我的焦虑。
“简直是胡来！”焦虑边说边挑了一下眉，“你还好吗？”
我拭去眼角就快流下来的一滴泪水。焦虑跨坐在床上，打量着我。
“这儿到底是什么房间？我还以为大件垃圾是下周才扔呢。”
我忍住笑。焦虑总是说这些大人的事情，我才不会在梦里想到这些事。就算梦到了，我也不敢说出来，更何况护士还在房间里呢。焦虑觉得无所谓，它就是为了保护我。它的出现也意味着情况不妙。
“听着，”焦虑弯腰凑近我，警告我说，“这个医生不适合你，你最好永远都不要再看医生。”
“为什么？”
“因为这种事还会再发生。你感觉到纸被你揉皱了吗？以后每当你听到纸被揉得窸窣作响，你就会觉得头晕。每当你看到一个耳镜，就算只是远远地看着，你也会心跳加速。然后，砰的一声。”
“耳镜是什么？”
焦虑用拇指和食指比出手枪的模样。
“就是这个东西，医生用它照进你的耳朵里。”
然后，它笑着抚摸我的双腿。
“快向我保证，你会远离医生。”
我答应了它。
后来我把请假条交到学校，体育老师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她的手表。
“为什么要这么久？”
因为我第一次经历那些事情，那些恐怖的事情。因为我的世界完全变了样。那节课快结束了，我只能长话短说：“我晕倒了。”
老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吹响了她的哨子，示意其他女生去更衣室，顺便转过头来说了一句：“在我家里还从来没有人晕倒过。”
尽管我当时还不认识“侮蔑”这个词，但我第一次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3
像龟一样活着
在美好的日子里醒来，我就是一只乌龟。我武装到牙齿，穿过大街小巷，从容地完成一天的工作。我的视野时窄时宽，肚子里像装了一盘原汁鸡丁一样，温暖、柔嫩、散发着肉豆蔻的香味。在这样的日子里，没人能把我怎样。我有厚厚的皮肤，结实的龟壳。我的龟壳就是超市收银台上用来区分自己和别人东西的小隔板，是我与世界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你的，我的，泾渭分明。我不会为排在我身后的人出现的问题买单。有时我觉得，多数人都不知道另一种状态。电视里肥胖的老男人、自信登场的政客、蔬菜店里永远带着微笑的售货员，他们只不过是心满意足的乌龟罢了。
在糟糕的日子里醒来，我就是一把筛子。各种杂音、气味、颜色、心情和人如同煮面的汤一样啪嗒啪嗒从我身上流过。淀粉黏在我身上，留下一层难以冲掉的膜。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切都过于嘈杂、亲密，没有距离。把这种状态称为“脸皮薄”可能太客气了，因为皮已经没有了，在一夜之间脱落了。器官裸露在外，默默跳动。身为筛子总是要开门迎客。欢迎光临，请进！我的门面早已垮塌。这让我觉得，我周围的世界很虚幻，或者虚幻的是我，总之我们格格不入。白天的我踉踉跄跄，一直在找寻一个依靠。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人格解体”，但是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用。
有时，我会有几天活得像乌龟一样，有时几周，甚至几个月都处于这种状态。但是我的龟甲不知何时就会漏成筛子，通常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4
发言变得很难
同样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后来一直在开会。以前我设想自己将来会成为作家或者记者，安安静静地与文字打交道，写一些别人也会安静阅读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诱人。文字，成了我思想的传达者。当然，我也会出门和别人见面，但是在这之后，我要在温馨舒适的房间里，一边听着音乐、烘着脚，一边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
事实却不尽如此，做了《日报》（Die Tageszeitung）的网络编辑之后，我的脚总是湿冷的。
我通常是主笔，也就是说，我需要规划页数、统筹全局、整理新闻，还要参加晨会，向其他主笔们报告今天的主题。他们中多数人都比我年长很多——24岁的我算是整栋楼里最年轻的——有些人甚至是报社的元老，看上去目中无人。这里有非常特别的讨论文化，大家都爱争论，这对我来说很陌生。有时我觉得，大家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这是一种动物性的炫耀行为，就像在说：“嗨，我也在啊！”
而我根本不想待在这里。我没有参与讨论，而是坐在第二排，观察我的同事们。有人双手交叉，置于脑后；有人晃动脚尖；有人在报纸上涂涂写写；有人眼神里带着嘲讽。有的嘴巴在打哈欠，有的嘴巴滔滔不绝，有的嘴巴被胡须围绕。我闭上眼，试着听声音辨别谁在说话。结果猜了十个全中。我的注意力像一只顽皮的小狗，到处抬腿撒尿，就是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才用哨声把它叫回来，不一会儿它就又跑走了。或许这也是一种苛求，如同以前在学校里经历的一样——不知道几何是什么，却闭着眼睛都能把数学老师脸上的法令纹画成梯形图。结果每次在其他人讨论内容的时候，我都在察言观色。我虽然看得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当然认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观望着。人们总是愚蠢地以己度人，身为社交恐惧症患者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我必须注意我的言行举止。每一次口误、双手的每一次颤抖、每一次短暂的脸红，都会被同事捕捉到，并影响他人对我的评价。我可不能让他们看我出洋相。
而我在会上总是最后一个发言，这让情况更糟糕了。紧张不安的情绪就像一盆植物，它不断地快速生长。一个小时很长，足够给它浇水施肥，直到它抽出新芽，花骨朵一个接一个爆开来。
终于，我像背书一样说了几句可笑的话，可是已经没有人在听我讲了。最后，大家都必须选边站。我每次都在想：“这根本没有这么糟糕。”但这总是在事后想起来才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偶尔我会向朋友们倾诉我的问题。“这就是怯场，”他们说，“人人都会如此，没必要担心。”
“不是的，”我反驳道，“这不是怯场，或者，不只是怯场。”
“那还有其他原因吗？”朋友们问道。
我说：“我怕我会晕倒。”
说这话的时候，我缩着头，呈保护姿势，等待朋友们的疑惑如潮水般涌来，而他们的确每次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问：“可是，你为什么会晕倒？”
我反问道：“为什么不会呢？”
5
糟糕的报告
法语老师要求我们自选一本书做报告，我当即决定选择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的《泡沫人生》（L’écume des jours）一书。书中的第五句话揭示了原因：“科林放下梳子，拿起指甲刀，将他无精打采的眼睫毛边缘修剪成斜的，让他的目光充满神秘色彩。”这正是我的幽默。
自从那次看医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就难以接受医疗过程的现实主义描述方式，因为焦虑那天所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无论是别人讲述，还是我在电影中看到的，或是在书中读到的这些描述，它都会再一次把我直接弹射回诊疗室，导致我眩晕、心悸——然而，超现实主义是我的救星。它展现了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没有肿瘤在肺部滋生，有的只是一朵睡莲，里面有只老鼠向猫乞求安乐死，阳光透过每一面墙照进房间里。太抽象了，以至于我无法真正地身临其境。
报告时长为半小时，且会决定成绩单上的分数。因此，我认真地准备了一下。我购买了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克洛伊》（Chloe）这首曲子，它是维昂创作女主人公的灵感来源，我想在报告开头放这首歌。我还研究了爵士乐与文学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才思迸发。我不愿做一个无聊的报告，仅仅枯燥地复述这本书的情节。我认为，鲍里斯·维昂不该遭到这样的待遇，我的同学们也是。
终于，在某个周三，轮到我做报告了。我站在讲台上，喇叭里播放着《克洛伊》这首曲子的前奏，是一段听起来很陌生的长号，“哇哇——哇——哇——哇——哇——”。我的目光在教室里扫视，我看到淡漠的眼神，在书上乱涂乱画的手，边咯咯笑边窃窃私语的嘴唇。然而，这些并不是我所期待的画面。老师双手交叉，坐在暖气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或许这一刻，我已经失败了。我有些不知所措，无法继续自己的计划，我没有舞台剧演员那样的自信，不知道如何掌控观众。我提早结束音乐的播放，开始做我的报告。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
当我熬过了最初的十分钟时，门突然被大力地打开了，砰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焦虑溜达了进来，单肩背着书包，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它朝我挥手示意，坐到了最后一排。我也用力眨了几下眼睛。迄今为止，焦虑还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在学校的生活。兴许这次是因为超现实主义。
我看着手中颤抖的卡片，试图重新找回中断的思路。卡片上的字在我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我听到有人在讲话，但是听不懂说了些什么。我的胳肢窝直痒痒。我坐在了讲台上，好让自己有个支撑，并继续我的报告。
过了几分钟，有人打响指。我中断讲话，看到焦虑站了起来。
“我有个问题。”它说。
“现在不行，”我说，“等报告结束再提问。”
“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喊道。
老师坐在暖气上动来动去。
“你还好吗？”老师问。
我点点头，朝焦虑的方向叫道：
“那就问吧。”
“我想知道，”焦虑说，“你这么激动，不觉得尴尬吗？”
我无法理解。焦虑没有支持我，反而突然开始给我捣乱。这不是我认识的它。
“你哪根筋搭错了？我只是有点怯场而已，这很正常。”
“我可不这么认为，”焦虑说，“你再想想，眩晕、双手发冷、心悸……”
我倾听着内心的声音。
“……和当初看医生时一样，对吗？”
焦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我问它，人中直冒冷汗。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随时可能晕倒。”
焦虑俯身向前，把双手撑在桌上。
“你的同学们会怎么想呢？”
我头晕得更厉害了。要是焦虑说得对，怎么办？我的身体一点也不靠谱，这一点在那次看医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了。也许我刚才所感受到的确实不是怯场，而是“恶意攻占”，是对我意识的侵略，是晕厥的先兆。
报告结束了，像做梦一样，我不知道刚才讲了什么。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6
严重的怯场
怯场是真实的，这种感觉让我活在当下——毕竟我亲身经历了手心出汗、心跳加速以及口干舌燥——而晕厥则是反乌托邦的未来远景，可以说是还未发生的最坏情况。然而，我时刻感觉自己徘徊在晕倒的边缘。
我成为编辑已经一年了，而我在晨会上的紧张情绪却没有丝毫减少，反而愈发严重。这甚至让我变得比初来乍到那会儿更加脆弱，以至于我把朋友们善意的建议——“多经历几次就不会紧张了”——全都当成了谎言。显然，反复地经历某一场景并不能帮助我们去适应它。
在那一天，我屈服了，或许是因为我晚上没睡好，抑或是房间的异味比以往更难闻，又或者太多的事情凑到了一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椅子上坐不住。当别人为了他们的主题出现在显眼的版面而努力时，我把出汗的双手垫在大腿下，坐在手上，以防自己逃走。我的脑袋嗡嗡响，仿佛有人放了一个震动按摩器在上面，我的血液在沸腾，我的胳肢窝在发痒，一切都陷入了骚动。
尽管我喷了止汗露，但是因为紧张而出的冷汗还是很难闻。它闻起来比天热或者做运动而流的汗更加刺鼻，大概是为了从气味上吓退进攻者。现在进攻者就在我自己的脑袋里，这就有点没意义了。
轮到我的邻座发言了，他的肢体动作很夸张，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他身上。我就坐在他旁边，余光所及之处，我也察觉到了他人的目光。假如现在我昏倒了，假如此刻晕厥占据了我的身体，那我就会成为全场的焦点。这也让我眩晕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假如……
我想象着自己从椅子上滑下去的情景，不对，应该是我的大脑想象着。我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没有参与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传递，没有参与思路的跳跃，这经常自发地在我的脑海中发生。这是最糟糕的，我无处施加控制。
我的大脑想象着自己从椅子上滑下去，砰的一声落到地上，消失在他人的视野里。这还不是全部，更精彩的是醒过来。因为我不是缓缓醒来，而是猛地一下子被弹射回现实世界。所有的同事围成一个半圆形站在我面前，脸上写满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任凭摆布，像个婴儿一样无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儿。
随后楼梯上传来大家的窃窃私语：“她怎么了？”我极力回避这一切。“离开这里，出去，快！”我心里想着。我佯装咳嗽发作，跑出了房间，边跑边重重地咳嗽了几声，好让自己不被人指责逃会，其实好像也没人在乎这一点。站在洗手间的水池边，冰凉的水流过我的双臂，我望向镜子，看到了焦虑，也看到了我自己。不同寻常的是，我们的轮廓很模糊，像电影般叠加在一起的画面使我们无法分清你我。
我第一次错过了自己的发言机会，第一次逃离了让我感到焦虑的场合。我需要帮助，或者，我得辞职了。
7
失败的心理治疗
我第一次治疗是在一位像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aa 汉尼拔·莱克特是犯罪悬疑影片《汉尼拔》（Hannibal）中的角色，他是拥有心理医生背景的连环杀人魔，因食人而令人印象深刻。
——译者注
的医生那儿。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不用排队三年就能预约到的医生，所以我也就不计较他那难以让人产生信任的外表了。我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当我最终决定接受治疗后，我想尽快找到一位医生。
事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我周围的人都很豁达宽容，大家不会因此指责我。一些朋友已经接受过治疗了，另一些朋友本身就是学心理学的。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接受治疗就表示承认自己有问题。”以前，我可以完美地掩饰这一切，尤其是对自己。好吧，我有讨厌的焦虑问题，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啊。突然之间，这些毛病就要被搬上台面，得到诊断了。
直到做了测试，我才意识到，我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首次治疗过后，我购买了“汉尼拔”医生推荐的《终于摆脱了焦虑》（Endlich frei von Angst）这本书。这是一本典型的指导手册，封面上写着“了解思维模式，积极训练，获得自信”，无不传达着此书值得一读的信息。书中有一处测试，在下一次治疗之前，我得答完所有的题目。“你因为焦虑而感到自卑吗？你担心自己变得精神失常吗……”我时而打1分，时而打5分，结果是我有严重的焦虑症。“你因为焦虑而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制约，”分析中写道，“你时常感觉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情。”而我已经做的事，就是连续两个周二去看心理医生。
事情有些麻烦，汉尼拔和我合不来。在我的想象当中，一位好的治疗师应该善解人意且不妄加评判。汉尼拔则完全相反。我觉得他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以及我的问题，我甚至察觉到他的嘴角时不时掠过一丝鄙夷的笑容。如果你对一个心理医生敞开心扉，而他却无动于衷，那这绝对不是构建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聊以慰藉的是，汉尼拔这个食人魔到现在还没把我吃了。
此外，我也不喜欢认知行为疗法。尽管众多研究都证明，与其他疗法相比，该疗法在治疗焦虑症方面见效快，且拥有最高的治愈率，可我还是觉得这种方法极为抽象。理论上很清晰：我们的大脑从孩提时起就学会了某种思维模式。我们越经常重复这一思维模式，就越会走老路、墨守成规。这就好比树林中我们每天慢跑的那段路，年复一年，松软的土壤渐渐被踏实，而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条路，因为它一眼就能看到，跑在上面也最舒适。改变思维方式则意味着，我们要同灌木丛做斗争，开辟新道路，并且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因为走出一条新道路要花很长的时间。
尽管如此，这还是像以前的化学课。所有的分子式和推导一开始听起来很有逻辑，明白易懂，但当我试着真正从情感层面上去理解它们的时候，却根本什么也得不到。在行为疗法中，我所有复杂的情感都被简化成大脑中的某一流程，这个流程可以通过规律的训练来改变。脑袋坏了，练习，练习，练习，脑袋又好了。对我来说，这太简单粗暴了，也过于医学了，这与我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在第三次就诊时，汉尼拔把我的日程安排从起床到开晨会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然后我要做放松训练，而他念着写在纸上的东西：去厨房，泡咖啡，穿衣服，去上班。在这枯燥乏味的练习中——专业术语叫系统脱敏疗法，我要生动地想象这些情境，并唤起与现实中相同的感受。我的感受是没有感受。正如我无法一下子放轻松一样，我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召唤出焦虑。毕竟焦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此外，我的大脑更加关注诊所的设施，并试着回忆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情节。
第四次治疗时，汉尼拔建议我在晨会中说出我的感受。他怎么不干脆建议我袒胸露乳地在晨会上做报告呢？他该不是真的要我把苦心经营多年的完美形象——一位干练、乐观的职场人士——有意拆解掉吧？
“如果我们暴露自己的弱点，会赢得他人的好感。”他说。
而我恰恰想要竭尽全力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
他还认为我已经康复了，这正合我意。并且他告诉我，他没有什么能为我做的了。或许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不仅是因为他的要求不切实际，更是因为我并不满足于在治疗中他人为制造焦虑的状态，而且还失败了。我想了解，为什么焦虑从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敌人。
8
追溯焦虑之源
7岁那年，我失去了双亲。这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通常，他们死于交通事故。警察站在门口说：“非常抱歉。”“是的，两人都遇难了。”“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只有手拿花边手绢的老妇人们出席了葬礼，她们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互相私语：“可怜的孩子，现在她无依无靠了。”至此，我也被自己幻想出来的场面所感动，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有时，我还会幻想父母坠机或者感染致命病毒而亡。在另一个版本中，只有母亲去世了，除了自己的悲伤外，我还要面对父亲的哀痛。这是更高的级别，尽管我没有失去一切，但是今后不得不背上装满自怜与同情的背包，艰苦度日。
那时我就已经养成了尝试体会各种情感的习惯，就像试穿各种衣服一样。焦虑经常看着镜中的我。
它说：“你必须学着处理各式各样的情况，才不会碰到让你措手不及的事。”
我努力练习，毕竟我有许多时间，没有电视、网络和兄弟姐妹。而且，我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隔三周，我就会因此被困在床上，透不过气来。在我错过学校郊游、芭蕾舞演出和生日聚会的时候，焦虑就会坐在我的胸口，担忧地看着我，用它的听诊器为我听诊。
我们为了消磨时间而想出了“假设游戏”。玩这个游戏除了想象力，其他都不需要。游戏的内容包括：假如我的父亲真的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我们必须搬家，会怎么样？假如我去到了一所新学校，和一群陌生的、吵闹的孩子在一起，会怎么样？他们会喜欢我吗？假如我一夜暴富，会怎么样？我会买一匹马还是一栋房子？或者都买？当然，我也经常想，假如父母都去世了，会怎么样？我要怎么过活？谁会在我生病时照顾我？
不断地预演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应对每一种情况的准备，这种做法竟出奇地令人满意，仿佛我要完成一次精神上的格斗训练，这是突触的自卫，要达到黑带水平。我想着，当我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应该不会碰到棘手的事了，长大成人后也是。就算发生了高度戏剧化的事情，让我身边的其他人都惊恐不已，我也只会若无其事地摆摆手，推一下鼻子上的墨镜，说一句：“我早就见怪不怪了。”接着喝一杯鸡尾酒。
理论部分到此为止。实际上，病好了之后我欢天喜地。我把时间都用来干那些孩子们都爱干的事：爬树、玩警察抓小偷、和好朋友见面。与人们通常所期望的焦虑症患者不同，我并不是一个胆怯（.ngstlich）aa 德语中，形容词.ngstlich有两层含义，既可以表示胆怯的、畏惧的、害怕的，也可以形容谨小慎微的、小心翼翼的。——译者注
的孩子（也不是特别胆怯的大人），至少不符合这个词（.ngstlich）的常用含义——害怕或者畏惧。第二层含义更符合：谨小慎微、小心翼翼。我比多数同龄的孩子都要谨慎，我常常想太多，尤其担心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例如，以前每当我感到恼火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来，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个装着旧铅笔的盒子，然后坐在桌子上，揭开盒盖，把铅笔一只接一只取出来并折断。我把折断后依然够长的笔放回盒子里，二次利用，其余的就扔掉。这种受控的发泄方式只会偶尔伤到自己，但不会伤及他人。
据说，抑制愤怒是焦虑之源。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自从我能够思考，焦虑就已经在那儿了。此外，它不知疲倦地向我念咒：“如果你公然发怒，没人会把你当回事。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唯有如此你才能无懈可击。”
9
焦虑无处不在
戈尔德贝格诊所位于一座豪华住宅的一楼。嫩黄色的门面衬托出白色的青年风格纹饰。阳台被细心打理过，种上了花草。每次我锁自行车时，总有一位快递员恰好站在门口。栗子树下散步的人们看起来对生活游刃有余。只有墙上挂着的黄铜色牌子默默地戳穿了这一谬见——“戈尔德贝格博士，精神病与精神疗法专科医生”。
有时我来早了，就在对面的长椅上坐着等一会儿，直到开门。然后我和自己打赌，猜那些人是附近的居民还是病人。那位头发悉心打理过、穿着高跟鞋的女士是居民，那个身穿工装裤、白色运动鞋沾满尘土的男人是建筑工人，那个穿连帽卫衣、棕色眼睛、身材瘦长而动作笨拙的人是病人。
我从来不知道我赌赢没有。就诊时间空当安排得非常紧凑，我见不到在我之前或之后的病人，这种感觉就好像戈尔德贝格医生始终只等待着我一个人。虽然我知道现实并非如此，但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这是只属于我的时间、我的周一傍晚、我的医生。
在“汉尼拔”医生那儿的治疗不是很愉快，此后的几个月里一切基本上一如既往——工作、日常事务、焦虑。治疗没有任何效果，非但没有让我觉得更好，反而起了反作用。有几次我觉得我大概真的无药可救了吧。事实上，“汉尼拔”医生是个好人。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行为疗法，进行第二次尝试。这一次我想深入一点，当然也不至于到精神分析的深度。我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基于深层心理学的精神疗法。我给三位医生的语音信箱留了言，其中一位一直都没有回电话，第二位和我说要等很久，我很庆幸，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不舒服，第三位就是戈尔德贝格医生。
他不仅让人觉得和蔼可亲，而且能预约到。我很幸运，一方面，因为大多数人得等很久才能得到治疗，即使他们的情况严重到不得不看医生的地步；另一方面，因为我终于不再觉得我的焦虑状况被低估。在戈尔德贝格医生那儿，我是一个患了焦虑症的人；而在“汉尼拔”那儿，我只是有着焦虑倾向麻烦的病人。
就在第一次见戈尔德贝格医生前不久，我还在想着逃避，想去街对面的按摩店消磨一小时的时间。那家店的黑板上写着“放松面包与心aa 原为“Entspannung für Leib und Seele （放松身心）”，有人将Leib（身体）中的“e”改成了“a”，变成了Laib（圆面包）。——译者注
”，有人擦掉了“身”字，改成了“面包”，也许是旁边面包店的营业员连着三天五点起床，疲惫不堪，在上班的路上改掉的。因为我经历了“汉尼拔”的治疗，所以我深信，人们为了健康会去蒸桑拿或者按摩，而不是去接受治疗。治疗就像是改造一座嘈杂、混乱的大都市。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窟窿，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精神的建筑工（指心理医生）在当中拿着巨大的螺丝刀将松动的螺丝又拧紧。这个过程会产生疼痛，所以桌上总是放着一包纸巾。
事实证明，除了纸巾之外，我搞错了。
戈尔德贝格医生握手时强劲有力，神情友好坦率，比我略矮一点。他的样貌正是人们想象中戈尔德贝格医生该有的样子，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名字不同罢了。房间里摆了一张皮质沙发，上面有五个抱枕，还有一张沙发椅和一个玻璃柜。墙上的黑白相片排列有序，相片里的模特在拍照前都精心打扮过一番。戈尔德贝格医生用手势示意我落座，于是我坐在了沙发上。我当然要坐在沙发上，毕竟我是来看医生的。
有时我在想，是否其他病人会理所当然地坐在沙发椅上，是否戈尔德贝格医生会像我一样，一边说话，一边坐在沙发上玩抱枕。他会说些什么呢？关于孩子？烦恼？渴望？关于戈尔德贝格医生，我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推心置腹。我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困境：一方面，我很好奇在治疗医师的面具下藏着怎样的一张脸；另一方面，我又庆幸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否则我可能会下意识地避免一些话题，而卖弄另一些，我还会注意到某些信号，考虑到周围的环境。虽然治疗例外地只围绕着我进行，但是其他人仍能从中获益，因为每周一小时奢侈的单独谈话也带来了可喜的变化，那就是我很少让朋友负担我混乱的情绪。我的问题可以留到每周一的傍晚去解决。对于倾听我的人，我没有亏欠，因为他还能拿到钱。
在戈尔德贝格医生提了很多问题，并向我解释了治疗方法之后，他在茶几上放了一张白纸和一些彩色铅笔，然后让我画一棵树。他没有透露这个练习的意图，但我知道，之后他会分析这幅画。他很懂我——我喜欢快点得到结果，做心理测试也是。我画了粗壮的树根、一个树洞和茂盛的树冠，上面对称地挂着八对樱桃，此外我还勾画了一片草地。戈尔德贝格医生边品鉴我的作品边解释道，这棵树象征着我的性格。他很高兴我画了能看见的树根——“这是个好兆头！尽管身处逆境，您还是能脚踏实地。”许多樱桃也有了好的寓意……他没有接着分析，而是把这幅画放进了我的档案里。（前段时间我们又把这幅画拿出来过，我们很惊讶，画上的草地不仅看起来像心电图，而且也像这本书的封面。）
接下来的治疗中，我没再画过画。我们谈论着所有困扰我的事，当然包括焦虑，还有我的童年、我对未来的担忧、各种人际关系问题。我逐渐惊讶地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焦虑没有关系的事情，也总能归因于焦虑。关于焦虑，我学到的第一个，可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它不仅仅在我正好感到焦虑的时候存在，而是各种问题都能与焦虑联系起来。
10
试着与焦虑相处
焦虑正和我在游乐场玩跷跷板。与攀岩墙（对我来说太高了）和秋千（焦虑觉得很无聊）相比，这是唯一我俩都觉得好玩的设施。
“到底是谁把你搞得一团糟？”焦虑问道，拐弯抹角不是它的风格。
“你啊。”
“怎么可能！”
它同时蹬了下双腿，跷跷板从地上翘了起来。
“为什么不可能？”
“很明显啊，当你正常的时候，我根本不在。”
“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身体向后倾，让跷跷板停了下来。焦虑高高在上，像牛仔端坐在马上。轻握缰绳的手法、背后的阳光、随风飘动的头发，只差一样，它还应该在嘴里嚼一根草茎。它极为懒散随意，嘴边还流露着自信的神情，这本能地引发了我的猜疑。我能相信这样的人吗？不能。
“听说过因果关系吗？”
“别卖弄自己的聪明了，我当然听说过。”
焦虑俯身向前。
“银行抢劫犯进了监狱，是警察的过错吗？”
我耸耸肩。
“是吧。”
“哈哈！”焦虑得意扬扬，“错了。是抢劫犯自己的过错。要是他没有抢银行，警察也不会逮捕他。现在让我下来，快点！”
我们继续玩跷跷板。
“真是个糟糕的例子。”
“但是很真实。”
“你是想说，是我把你叫来的？”
“可能吧，或者是其他人。”
“可以具体一点吗？”
“不能。”
“好吧。那我现在明确通知你：滚开！”
“你说什么？”
焦虑看起来非常惊讶，但是它太狡诈了，我无法相信它。
“你没听错，你可以滚了。有人叫你来，你就来了。现在请你走吧。再见！”
“这样行不通。”
“不行？为什么不行？”
“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唇齿相依。”
“我怎么不记得我同意过这层关系。”
“不用你同意。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很明显你不知道。”
“好吧，”焦虑说，“那我就给你讲讲。你看见这个跷跷板了吗？在一定程度上，它象征了你的生活。”
“我的天呐，你又要打一个牵强附会的比方吗？”
“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有时你在上面，”它把自己弹起来，“有时在下面。”
“好的，我的小王子。”
“要是你觉得这个例子很愚蠢，那你试试自己一个人玩跷跷板吧。”
焦虑从它的座位上跳了起来，它那头一下子升到了空中，我便硬着陆到了地上。
“哎哟！”
“看到了吧？”它把那一头拉下来，又坐了上去。
“当然，不仅仅有上下、黑白、好坏之分。”焦虑一边随着跷跷板上上下下，一边竖起食指，以教训的口吻说道，“更重要的是中间的过渡。”
“是什么意思呢？”
“去到那儿的路。你向下的时候，也在把我往上抬。懂了吗？”
“难道不是，我在上面的时候，你把我往下拉吗？”
“哼，那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真无聊。可以肯定的是，我俩相互应和，此起彼落。你想一想吧。”
我们沉默地玩了一会儿跷跷板。
“可能你是对的吧。”我说，“但你总是讲得这么烦琐，啰里啰唆，非常讨厌。”
“这就是我啊。”说完，焦虑哼起了“I am what I am”（我就是我）这首歌的前奏，“我总不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奉送给你吧，那太无聊了，那样的话，你就什么也不用做了。”
“天呐，那样的话也太好了吧。”
“顺便问一下，我们待会儿吃什么？”
“面包店今天有长条面包。”
焦虑盯着我。
“你没在开玩笑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走吧。”
焦虑跟在我身后，我听到它嘴里嘟哝着：“我才不喜欢吃面包，我要吃薯条。”
11
再次求诊治疗
我正看到凯莉aa 凯莉（Carrie）和大先生（Mr. Big）均为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的角色。——译者注
心烦意乱地坐在出租车内，去找大先生，这时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懒洋洋地躺在柔软的治疗椅上，脚朝上，头朝下。在我同学和我说，他看牙医时可以戴着3D虚拟现实眼镜看电视剧之后，我立马预约了这位医生。可以看《欲望都市》，而不用看着钻头、吸唾器和注射器，这听起来非常诱人。自那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看牙医。但是现在在赫尔佐格医生这里看牙……我就很不情愿地摘下了眼镜和耳塞。
“您看这儿，”赫尔佐格医生边说边用她那完美的手指把一个小镜子塞进了我的嘴里，“门牙边缘这块，看到了吗？”
我从特写画面中观察着我的牙齿和颤抖的软腭，这时凯莉已经变得更漂亮了。
“没看到啊。”
“这儿能看到一处很明显的磨损。”
“说明什么呢？”
“您经常磨牙。”
“我居然不知道！”
赫尔佐格医生将她完美的嘴唇弯成一个完美的微笑，露出了她完美洁白的牙齿。在我的推荐下，我的同事延斯也成了她的顾客，他说就连她的胸也是完美的。当她在他嘴里鼓捣时，她常常故意把胸部压在他的脸上。
“不一定。”赫尔佐格医生解释道，“多数人会在晚上磨牙，还没有人注意到你磨牙吗？”
通常我才是那个因为旁边的人打鼾或是磨牙而无法入眠的人。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印一个牙模，然后制作成牙垫，以后您晚上睡觉时就戴上。”
“等下，每天晚上都要戴吗？”
“是的，一定要戴。”
我惊恐地回忆起多年来与牙套的斗争，以及终于卸下它们之后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戴上后我就不会磨牙了吗？”
“不是，戴牙垫只是为了防止牙釉质磨损。”
“哦，明白了。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赫尔佐格医生将一团粉色的物质涂抹成马蹄状，然后镶嵌到我的嘴里，我有种窒息的感觉。
“深呼吸。我给您开个理疗的方子。您平常运动吗？没有？多运动有好处。我推荐您做一些自我放松的运动，磨牙的原因通常是压力太大。”
压力？
“不可能。我是学生，又不是董事会主席。诚然有时我会有学习压力，可总的来说我还是相当轻松的，我很享受生活。”我本想说出来，但因为我的嘴里塞满了东西，无法说话，我只能发出“嗯嗯”的声音。
回到家我打开电脑。除了心理原因，磨牙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我一定要找出来！三刻钟后，我知道了，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磨牙，而咀嚼肌，也就是人身体中最强劲的肌肉，能在夜晚磨牙时产生100千克的咬合力。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100千克”，找到了一篇关于动物园里新出生了一头大象的文章。我竟然能在晚上举起大象宝宝，而我根本不做运动。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相当强大。随后我也明白了，正因如此，我每天早上才会疲惫不堪。别人都是精神抖擞地醒来，在一天中逐渐耗尽精力，而我正好相反。我起床时浑身乏力，关节咔咔作响，头也动弹不得。到了傍晚，我终于破茧成蝶，展开了顺滑轻盈的翅膀。当其他人筋疲力尽的时候，我才真正精神起来。
磨牙有哪些后果，谷歌当然也知道：牙痛、颌关节受损、肌肉过度紧张、头痛、耳鸣。所以我的左耳才会听到嗡嗡声。至少如果我们排除身体原因来看，比如牙齿填充物过高、牙齿畸形错误或颌关节疾病，医生说磨牙是由于压力是真的。
牙垫躺在电脑旁边微笑，塑料感很强。我用手指弹了一下，它从桌面上飞过，掉到了地上。接着，我在谷歌上搜索“牙垫的材质环保吗？”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的嘴里有股塑料味。我很想把牙垫直接扔到开水里消毒，可是我不能这样做。我一边用自来水冲洗它，一边望向镜子，露出牙齿。我觉得，我的牙齿过了一晚上有些松动了。我试着抓住左边的门牙，来回晃动，却无法确定是牙齿真的松动了，还是我的幻觉。
上课时，我的肚子咕咕叫得很大声，坐我旁边的西蒙妮吓了一跳。
“孩子，你又没吃早饭吗？”她边说边递给我她的面包，“拿着。”
“我不敢吃。”
“别担心，没有夹香肠。”
“不是，我的牙齿好像要掉了。”
“为什么？”
“我的牙医昨天给我做了一副磨牙垫。”
“欢迎加入磨牙垫俱乐部，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啊，真的吗？”
尼娜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她转过来，点点头说：“我也是。”
“你们在说什么？”坐在左边的亚娜问。
“磨牙。”西蒙妮说。
“哦，天呐。”亚娜说，“我已经咬坏两副牙垫了。”
“我甚至往咀嚼肌里注射了肉毒杆菌，”尼娜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知道了，原来不光西蒙妮、尼娜、亚娜磨牙，爱美莉、马丁、克拉拉、伊内斯、弗洛里安他们也都磨牙。
到底怎么了？我们才都二十出头，怎么已经有这么大的压力了？
八年过去了，用掉了六副牙垫后，我坐在戈尔德贝格医生旁边，向他抱怨，每当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有的朋友就同时联系我，要和我约时间见面。
“有时电话响起，我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亨利，我的心都会咯噔一下。”
“您也可以干脆不接电话。”
“那他也会用短信或者脸书给我发消息，要是我不回，他会担心的。”
“那您就直接说：‘现在不行，等我有空我再联系你。’”
“那样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谁说的？”
“……我。”
“啊哈，所以您认为，您的朋友不能体谅您没有时间？”
“当然会，似乎已经体谅了。”
“如果您简单回复一下，告诉他们，您现在没有时间，这要花多少时间？”
“最多两分钟吧。”
“那如果您不接电话，还要担心亨利可能受到了侮辱，这得花多少时间？”
“我明白了。”
戈尔德贝格医生咧嘴一笑，双臂交叉放于胸前。
“拥有这么多想与你见面的朋友，非常麻烦，是吗？”
“也谈不上麻烦吧。”
“言外之意呢？”
“还是会让我有些压力。”
“正是如此，因为您把这种情况视为了一种压力。”说完，戈尔德贝格医生注视着我，每每他等我开窍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我，眼神中透着一丝期待的喜悦与满足感。
我不仅开了窍，还灵光乍现。我终于明白了赫尔佐格医生当初所说的话。我只希望，她能够像她的工作作风那样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她认为我有压力，而我断然否认，实际上，这种压力与满满的日程安排无关。
这关乎我的生活态度，关乎我如何处理精神负担，不管这些负担是否能被客观地证实。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董事会主席，在度假的时候阅读邮件，来让自己有压力。有的人只有在日程表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时候才会活力十足；而另一些人光想想自己的待办事项就已经受不了了。我属于第二种。
压力不是对每个人价值都相同的货币，它无法用一种统一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如同时下流行的DIY（Do it your-self），压力也是个人的事，是自己造成的——就像你编织你自己的头带，打造你自己的植物园，用画笔描绘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压力并非源自于满足周围人向你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12
喉咙里的乒乓球
大约是首次治疗前一年的某天清晨，醒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吞了一颗乒乓球。站在镜子前，我虽然看不到任何变化，却能清晰地察觉到它的存在。它就在我的喉咙口，压迫着我的气管。我快速过了一遍所有我能想到的相关病症——扁桃体炎、甲状腺炎、过敏，随后我决定先静观其变。过了几天后，乒乓球依然在那儿。
耳鼻喉科的医生漫不经心地给我做检查，果断地排除了一些疾病——扁桃体炎、甲状腺炎、过敏。
“您得的是癔球症，”医生说，“不是身体上的原因。您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
“其他都好，除了最近几天吞咽东西时有点痛。”
“我推测可能是心理原因。”医生说道。
心理原因？也就是说，这颗乒乓球是我幻想出来的？不可能。
“如果疼痛没有好些的话，”医生说，“那我把您转到心理医生那儿去看看。喉咙里有球状物的感觉常常是焦虑症引起的。”
我把转诊证明扔在了街边的垃圾桶里。外面阳光明媚，人人脸上都挂着微笑。我有什么好焦虑的呢？
回到家，我吃了一片过敏药，第二天又吃了一片，第三天再吃一片。几周过后，乒乓球消失了。
13
焦虑引起肾上腺素上升
我站在勃兰登堡大街和康斯坦茨大街交汇处的安全岛上，身前身后各有两条车道，汽车在四车道上疾驰而过。我过马路走到一半时，信号灯突然变成了红色，所以我只能在这条柏油路上等待，一旁干枯的草茎忧伤地随风摇曳，安全岛十分狭窄，要是我晕倒了，那我有一半的身体就躺在了车道上。
要是我晕倒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大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这纯粹是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的假设，这种可能虽然会应验，但其概率与我被雷劈中的概率不相上下。什么也不会发生。
要是我晕倒了。
太阳炙烤着我的头顶，现在是正午，刚过12点。我在赴约的路上。没有任何兴奋的理由。然而一旦这个念头出现了，就很难再忽略掉它。它就如同“房间里的大象aa “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个英语谚语，意指那些虽然显而易见，却被集体忽视、不做讨论的事情或问题。
”，尽管在场的所有人都试着忽略它，但它并不会消失。这头大灰象用它的长鼻子砰砰撞击着我的臀部和腿部。
要是我晕倒了。
我提醒自己回归正常，并细数了一下今天要做的事：40度水洗衣服、买咖啡、打电话给税务顾问。然而这个念头已经占领了我的身体，它像一辆失控的汽车，司机已经无法掌控方向盘了。它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迎面而来的车辆必须避让，其他车辆不得不改变行车方向。不知何时，司机又让汽车回到了正轨，或者他开着车一头撞到了墙上。
要是我晕倒了。
红灯还亮着。我来回跺脚，强忍住自己焦躁不安的情绪。一下，两下，三下。与这个念头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念头：我滞留在这里了。如果我跑起来，就会有汽车撞到我；如果我站着不动，就会晕倒，倒在马路上。逃跑的希望渺茫，因而我也不至于惹是生非或出洋相。当外部环境妨碍我的自由行动时，焦虑就出现了。
要是我……
绿灯亮了。我快步穿越马路，到了另一边。现在我不能逗留，必须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直到手脚不再发痒，直到头脑冷静下来，直到生活的齿轮再次啮合。半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
为了把肾上腺素降下来，微小又勤劳的工人在我的身体内加班。他们默默无闻地劳作，努力恢复正常状态。尽管如此，气氛还是很紧张，例外变成了常规。如果再这么下去，我就会听到工人们窃窃私语，马上他们就会罢工，真的。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