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一个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姑娘在1983年感动了全中国。
她不能上学接受正规教育，她不能享受健全人的正常生活……但，也正是她自学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的课程，翻译了十几万字的英文小说，自学中医免费为人针灸治病……
当同时代的青年开始思考和苦恼于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她以自己的言行做出了铿锵的回答。
1983年2月24日，北京站，从济南开来的298次列车在已有一丝曙光的冬夜里停靠下来，车门打开，一辆轮椅被吃力地搬出，上面坐着一位28岁的残疾姑娘。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多少人认识张海迪，不过她时髦的披肩发，戴着知识分子气息的黑框眼镜，浅蓝色的高领毛衣，还是在一片绿军装、蓝工装中略显抢眼。张海迪还想不到，再过十天，她的故事、形象和声音将感染整个中国，她将成为一个与雷锋比肩的人，一时间被全国的青年所熟悉和追捧。
此时正值立春时节，乍暖还寒。
既不重大也无时效的稿件
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张海迪到北京后，团中央宣传部将她安排到中央团校万年青宾馆住下。据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魏久明回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常务书记胡锦涛及其他几位书记来看望张海迪。胡锦涛要求宣传部安顿张海迪好好休息，并帮助她做好有关的准备工作。
虽然是第三次来北京，但与前两次治病不同，此行对张海迪的人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经过团中央书记处的讨论，这时的她已经被选为全国青年的先进典型，计划向全国青年推出。
对于这位即将轰动全国的残疾姑娘而言，个人命运的偶然与历史选择的必然联系在一起。
2009年8月16日，济南市新华社山东分社的办公室里，年逾古稀的退休记者宋熙文抚摸着发黄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讲述了张海迪被发现的过程。1981年11月，当时负责农村报道的宋熙文在去东阿县采访的车上，听到《山东画报》的摄影记者李霞说，最近正在拍一名女孩，这名女孩很特别，从小重度残疾，但却自学了针灸、外语和无线电，为周边很多百姓免费治疗。颇感兴趣的宋熙文第二天就相约李霞去了女孩当时居住的聊城莘县。
莘县文化馆旁的那排小平房如今早已拆除，不过在李霞的照片中还能还原出一些旧迹。张海迪的居所，一如多年以后的一部电影《立春》中女主人公王彩玲的低矮宿舍，但内部陈设却洋气、雅致。一排木质的书架上摆满了传记故事和专业书籍，床边有一台双喇叭的录音机和一架县城里罕见的手风琴。
在宋熙文的印象中，张海迪像是小县城一个文化沙龙的女主人，在被报道之前，她的小房间就聚集着不少年轻人，工人、医生、教师、待业青年都有，张海迪能拉手风琴，歌唱得也很好，小青年们来这借书，交流知识，探讨人生。
在近十天的采访后，宋熙文写成了一篇1100多字的人物通讯——《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稿件中主要使用了张海迪的小名玲玲，描绘了主人公身残志坚，治病救人以及刻苦学习等事迹。“当时觉得这个人物有的写，但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
新华社的稿件签发后，这篇既不重大又无时效的人物通讯，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国各地的来信开始寄往聊城，其他新闻媒体也开始前来陆续采访，一些单位开始邀请张海迪去作报告。[NextPage]
不过，张海迪真正成为妇孺皆知的典型是在一年以后。
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女孩
自学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课程
1982年底，共青团十一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中央委员会，新领导班子鉴于当时的形势，希望寻找一个典型，作为新时期青年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
魏久明回忆，1983年1月7日至22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给他讲了张海迪的事迹，经过考察，魏久明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汇报。团中央书记处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同意张海迪作为青年先进的典型前往北京。
张海迪刚刚在团中央的万年青宾馆住下，此前已赴山东采访过她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就带着一名针灸大夫前来看望她。
当帮张海迪推轮椅的姑娘替她脱下衣服，郭梅尼形容自己的心“嗖”的一下紧缩了，她看见张海迪的脊椎呈“S”形扭曲在脊背上，脊椎两侧是四次大手术留下的长长刀疤。给张海迪作检查的医生用银针从脚一直往上扎，扎过腹部，扎过心窝，张海迪都没有感觉，直到扎到胸二椎的部位，张海迪才有了知觉。扎针的医生不禁长叹，这是他见过的残疾病人中最严重的一个，她的生存完全是靠精神支撑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五岁时就因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重残姑娘，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校园教育的女孩，以顽强的毅力先后自学了中小学、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在父母下放的莘县尚楼大队，自学中医免费为乡亲们治病，无偿针灸治病1万多人次，成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在莘县县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她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学画画，学乐器，学习了英、日、德和当时流行的世界语，还翻译了13万字的英文小说；在莘县城关医院，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连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的她，白天不喝水，靠服用大量止痛片坚持着每月25元人民币的工作……张海迪曾经说过：“像我这样的人，躺着吃，躺着喝，没任何人会谴责我，但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她说她要为社会做点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用郭梅尼的话来说，80年代初，青年们刚从“文革”的动乱年代中走出来，没有上好学，没有学好本领，却要面对着升学、就业等等困难和挫折，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之路应该怎样走。而张海迪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在探求人生意义的同时也回答了时代的提问。是偶然也是必然，张海迪就这样走进了青年工作者的视线。
1983年3月1日，在张海迪来京的5天后，《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记者郭梅尼、徐家良采写的通讯《生命的支柱》，通讯的右边，报道了胡锦涛在首都新闻单位听取张海迪事迹介绍会上的一段讲话，标题是“张海迪是80年代的雷锋”。胡锦涛说，张海迪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
曾被媒体刻意忽略的自杀经历
让她更贴近饱受挫折的一代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前一年多时间里，山东乃至全国的媒体曾多次采访报道张海迪，但直到《生命的支柱》，张海迪曾自杀的经历才被首次披露出来。
17岁时，张海迪从父母下放的尚楼村回到莘县，在乡村的一段赤脚医生经历让张海迪对未来有了信心，然而在莘县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她却四处碰壁备受歧视。冬天，张海迪在轮椅上挤在县劳动局门口等待招工，“叔叔，给我个工作吧！”“那么多好胳膊好腿的人还没工作哩……”张海迪的乞求被冰冷地拒绝。趁着父母去聊城出差时，张海迪服用了大量安眠药。
张海迪回忆说，服药后，她想到了乡村美丽的田园，想到了她给治过病的乡亲们，想到了也试图自杀过的保尔·柯察金……“快救我！我还年轻，我还有用，我要活着!”[NextPage]
郭梅尼说，在采访张海迪之前，其他媒体从未报道这段故事，她自己也是在张海迪自己作报告的录音中听到的。张海迪自己说：“这件事，我给一些报刊都讲过，可是，他们都没写。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吧。”
郭梅尼记录张海迪自杀的情节有着她自己的考虑，她说，写张海迪战胜悲观情绪，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这对从“文革”中走过来的饱受挫折的80年代初的青年，更有针对性。郭梅尼说，稿子见报后，许多读者来信反映，正是张海迪自杀这部分，让人们感到张海迪并不像以前宣传的人物形象那样高不可攀，她也有过动摇，有过缺点，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不是神。
张海迪能够为新时期的青年所接受，外表时尚、性格独立也是重要的原因。
后来与张海迪同在山东作协的作家阿滢披露过这样一个故事，张海迪在北京作报告期间，有人开始指责她的披肩发，那时，“披肩发”还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她生病住院，一位分管妇女工作的首长到医院看望她，看到她的长发，也劝她剪短一些，但张海迪就是舍不得。后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时，张海迪用手绢把披散的头发束了起来。但在进入会议大厅的一瞬间，她悄悄地扯下了那块手绢……
之后，由于身体原因，本来为人低调的张海迪主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于那次北京之行，张海迪多年后回忆称，当时她本想拒绝，她更愿意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读书、工作、学习，跟朋友们在一起。后来又想，一定要去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时代影响
她的青春在脆弱中坚强
“你看人家张海迪身体残疾成那样，还能自学成才，你这样健康的人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是父母当时经常拿来鼓励杨进的一句话。现任中国煤炭总医院办公室主任的杨进，当年正是一名准备高考的高中生。在1983年的春天，他和父母一起在广播中听到了张海迪的事迹报告，听到了略带山东口音的女性的甜美嗓音。
杨进记得，在他成长的青葱岁月，一个叫做张铁生的人曾在青少年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73年，在张海迪进京的10年前，张铁生在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因解答不了试题，于是就在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在信中，张铁生发泄了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肯定了这种行为。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历史让杨进这样的青年学生重新步入人生的正轨，而“反潮流英雄”张铁生，正是在张海迪进京的那一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那时候的我们很迷茫。”杨进这样描述那时候自己和身边人的心理状态。而当时已经从事了近30年新闻工作的郭梅尼对此的评价则更具审视感，她认为，全社会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人们的前途命运在彻底改变，青年们变得特别想成才，想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另一方面，青年人的独立意识也开始觉醒，追求个人生活幸福和国家富强的愿望特别强烈。
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当时高考的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从乡下返城找不到工作的社会青年也大有人在，青年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加速了精神上的迷茫。
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与一代青年同处困境的张海迪用自己脆弱的身体和坚强的言行，回答了时代的提问。
当年接触报道过张海迪的记者们分析说，张海迪除了体现出自强不息、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外，身上还有鲜明的时代特质：首先，张海迪的事迹第一次突出了个体的独立探求与奋斗；其次，张海迪的身上有着更强的知识和技术属性，包括英语、医学、文学、音乐和无线电技术等等，符合新时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第三，张海迪时尚的外形和残疾的身体，更容易引起青年的共鸣，更易于被接受。[NextPage]
曾经被张海迪的事迹感动过的杨进，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大学后的生活中，他开始关注朦胧诗、星星美展……
只是，当年电波中那个甜美的女声和那个远去的年代，依然在记忆深处。
光阴的故事
轮椅上的梦依然美丽
2009年8月7日，身为中国残联主席的张海迪出现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论坛上。虽然当年的披肩发已经烫成卷发，黑框眼镜变成了无边眼镜，但这位54岁的女性看起来依然健康美丽。对于一名当年被认为活不过27岁的人，张海迪的今天算是一个奇迹。
即便作为共和国的一位高级干部，张海迪仍然深居简出，几乎拒绝一切记者的专访，只有在一些不得不抛头露面的场合，才能看到她的身影。现在，张海迪从一个名作家转型为一名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奔走工作的人——“做残疾人事业就好比种树，我们栽下的是树苗，却能让后人在绿阴下乘凉。”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这样的话。
命运中的弱者，却因为自身的奋斗成为强者，张海迪是一个极致的例子。张海迪1983年3月荣获共青团中央授予的“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后，雪片般的来信从各地飞来，有的信封上甚至连地址都没有，只需写上“张海迪收”，就能寄到共青团中央，仅中国青年报社就收到了8万多封读者来信，定价0.4元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突破500万册。
20多年来，张海迪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疾病和困难，出版了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天长地久》，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美丽的英语》《我的德国笔记》等，翻译了《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丽贝卡在新学校》等外语著作。
张海迪的爱情与婚姻也充满了传奇。当她成为公众人物后，青年的情书纷至沓来，当时在安徽插队的青年王佐良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张海迪，通信一段时间后，王佐良从安徽千里迢迢赶到济南，最终与张海迪成婚，两人一直生活至今。现在，王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张海迪因工作原因往返于北京济南两地。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