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白毛女》、会哼《南泥湾》、能够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的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样两个名字：贺敬之和柯岩。

    贺敬之以《白毛女》（主要执笔）、《南泥湾》、《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放声歌唱》、《中国的十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多年之后，贺敬之依旧关注文艺事业的进展。近年来，他以变通的古体诗为载体，抒发他对改革开放崭新生活的感受和赞颂。他提出：新古体诗要有诗思、诗情、诗意和诗味，要表现现代人的所见、所感、所思，不仅见喜，也要见忧，不仅见此，也要见彼。1996年出版的《贺敬之诗书集》一经问世好评如潮。

    柯岩呢，读者朋友们一定都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首在青少年中广为传诵的诗篇《“小迷糊”阿姨》，其作者就是柯岩。粉碎“四人帮”后，柯岩精神焕发，文思如泉涌，她的创作进入了繁盛时期。她那首曾经拨动了千百万读者心弦的诗篇《周总理，你在哪里？》至今仍然常常回旋在一些诗歌朗诵会上，并被各种版本的诗选集所收录。

    当1978年神州大地迎来“科学的春天”时，柯岩勇敢地投入自己先前并不熟悉的科学技术领域。她以诗人的热情笔触，向人们发出一篇又一篇叙写科学领域和其他战线先进人物感人事迹的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船长》、《癌症≠死亡》、《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等。由于这一系列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柯岩曾连续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上世纪80年代中叶，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更是轰动一时，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期间，这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完成了从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到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的转变。

    如今，这对文坛伉俪，同普通百姓一样享受着温馨和谐的时光。贺敬之闲暇之余，就挥毫泼墨，阅览报纸书刊。有时读到陌生作者的好作品时，很高兴，还要仔细询问作者的情况，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柯岩还是天天忙着她的事业，有时伏案写作，有时整理文稿，有时应邀外出演讲，多数去的是大专院校，只要她讲课，会场里总是挤满了人。

    贺敬之回忆恋爱时光：

    一场大病，将她送到我的面前

    1949年底，有一天，我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请去给一群年轻的创作人员讲写作，柯岩是课代表。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我们谈工作、谈文学。到第二年，命运借一场大病才把她送到我的面前。

    1950年，中宣部组织作家访朝慰问团。在组织大家学习的时候，丁玲发现我气色不好。就对我说：你不要去朝鲜了，到农村去吧。

    我临时到了河北的大名。才下去没两天，我就大吐血，昏迷不醒。送回北京到医院一检查，是肺结核。柯岩知道我病了的消息后，马上到医院来看我。而且，进病房不戴口罩。我问她：你不怕传染吗？她说：越怕越传染。她的明快和洒脱让我耳目一新。

    因为卧病在床，我的阅读量很大，她经常为我借些她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我的病渐渐好了起来。

    渐渐地我们之间有了感情。

    柯岩回忆艰难岁月：

    一张充满爱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贺敬之被揪出来后，立即被关进了“牛棚”。[NextPage]

    那时候，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有的人选择了离婚。

    我没有这种考虑也不可能这样选择。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我当时就认为这样对他不公正。

    于是，我不顾造反派的阻挠，一手提着糨糊，一手领着女儿，在文联大楼贴出了贺敬之的“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当他与癌症相遇

    1989年，在他退了两年之后，又被重新派上工作岗位。这时处境更为复杂、微妙，工作远不是他所能胜任的，几次上书中央请辞，都没批准。1991年，发现他得了肺癌，他再次向中央报告求退，1992年初，中央批准了。

    这回可以安下心来好好治疗了。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可是我的癌症朋友都不同意，认为保守治疗较适合他。我把朋友们的意见告诉他，说我也是这个意见。

    老贺没多说，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然后我们拉着手回了家。我们平时不是卿卿我我的那种人，在一起总是谈工作、谈人生、谈写作、谈党和国家的大事，可那次，我们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一生相守的柔情，一下子攫住了彼此，觉得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10多年了，他的癌症已不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一直为我的那个决定而高兴。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