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底，台湾作家柏杨逝世，引发两岸三地文化界集体怀念。近日，柏杨遗孀张香华女士抵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署了《柏杨全集》简体中文版出版协议，并接受本报专访。在轻松的气氛中，张香华谈及了柏杨最后30年生活的诸多细节。从这些侧面剪影，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柏杨。
学问 批判动力缘于“天赋异禀”
柏杨先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晚年转向历史，显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饱受迫害，因而以批判的眼光，对以往的中国历史进行检阅和审视。正因为如此，“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成为柏杨的风骨。
记者：柏杨先生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台湾当局跟他约法三章，谈论现实，不要提往事，诸如此类。从那之后，柏老在做学问这方面，主要投入到历史上去了。
张香华：有些历史著作是在狱中就写的，等于有一个最基本的训练。他本来对历史就很有兴趣，也做了一些工具书的检索，年表、帝王家族、族谱等等，所以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比较有底子。
记者：柏杨先生后来写过一句诗：“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书中都是直接写帝王的名字，比如写嬴政，而不写秦始皇。
张香华：你讲的这个问题，我跟他意见稍微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名字，那些字本身都已经死了，连发音都不会，造成人家阅读的时候很大的麻烦。说到他任性，这也是很好的例子。
记者：柏杨先生年纪大了之后，批判精神反而愈加锋利，1984年，《丑陋的中国人》一出来，马上轰动。在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觉得他这种批判的动力从哪来？
张香华：天赋异禀。我想很多事情都是DNA决定的，后天只能是发挥其中一小部分。因为他不受压力，我也不给他压力，他就越发没顾忌。
记者：柏杨先生过世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些学者，他们觉得柏杨先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史方面，而从历史的专业化角度来说是不够的，他更注重在思想上，激发中国人的意识。
张香华：对，他常常说他自己是“古法炼钢”，他并不是学院派，他自己对很多事情有看法，就很爱发表，不是闷声不响的人。他可能给你一个方向，让你们自己去补足，看哪个地方不完整。我觉得他在读者群里面，可以说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而且他用一种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的乐观方法，他像一个非常顽皮的人，不像道学先生。
婚姻 头天见面，次日求爱
30年前，张香华跟柏杨结婚不久，专门为柏杨写作《单程票》：“如果能为来生订座，请预购两张单程票，早早携我飞跃三江五湖，纵横七海，到碧天的高处，到黄泉的幽冥，请不要遗漏我……”
柏杨一生结过五次婚。1938年，柏杨18岁，父亲依据传统礼俗，安排柏杨与年长其3岁的辉县女孩艾绍荷结婚，两人生下一女，后艾绍荷改嫁，不久作别人世。1943年柏杨流落重庆，与国民党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女职员崔秀英相识并结合，两人生下一女，后因时局动荡，天各一方。1949年，29岁的柏杨到台湾，与第三位妻子齐永培结合，后喜获二子。1958年冬天，柏杨认识了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之女倪明华，这场爱情使柏杨与齐永培离婚。1967年，柏杨触怒台湾当局，被判入狱，与倪明华劳燕分飞，结束10年婚姻。第五任夫人，就是张香华。
记者：1977年，你和出狱不久的柏杨先生认识，是在一个饭局上？
张香华：是我以前的中学学生安排的。人家觉得要撮合一下，就安排了这样一个饭局，我问有什么人到场，他说有一个作家叫柏杨，我说我不要见他。他说老师啊，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又不是一看到你就要爱上你。我说对，我紧张什么。这样子一激将，我反而觉得应该去，干什么那么小家子气。[NextPage]
记者：据说他很快就给你写了求爱信？
张香华：第二天早上，24小时不到。那时候我还以为是学生家长的信，因为没有贴邮票，那个时候也没有快递，就是让人送来的。我一看奇怪了，怎么一大清早就有那么严重的一个信送来搁在桌上。
记者：你当时看到他的求爱信，怎么想？
张香华：我吓了一大跳，觉得他反应怎么这么快。我根本来不及想，人在那个时候就糊涂了，搞不清了，他是动力很强，气场很宏大。后来在学校门口，他姿态优美地站在那儿等我，脚还交叉着。
感情 大而化之，总提离婚
记者：在夫妻感情上，您觉得柏老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香华：他不拘小节，不知道要讲什么。他不会像一般的男人那样要求妻子要做菜，收拾家里面，他随便你。后来我领悟到，他需要的妻子是一个帮他忙的人，不是做菜的。
记者：柏老的感情细腻吗，比如说对你的关心程度。
张香华：不细腻，我几次大病他都不在，我要送到开刀房签字，都没人帮我签，他就忙着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是不关心，他的性格就这个样子。
记者：柏杨先生在婚姻和爱情方面的要求多吗？
张香华：他本身是个消耗量很大的人，所以我后来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个老婆。台湾有一句话，这个话很难传神地讲，大概就是说有些人用东西用得很凶，东西一到他手里就用坏掉。你要经久耐磨才行，你不能让他穿丝绸，你得给他牛仔裤，破的牛仔裤穿。我跟他说，你用东西真凶，包括用老婆。
记者：柏杨先生的任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香华：他一不开心就说我们离婚。后来在这种时候我就讲话，我说不要随便用离婚这个词，如果有一天我提出来的时候，就不会再改变了。
交友 助人为乐，不讲原则
柏杨曾经论及，“美国人之间淡淡的，朋友很少；日本人之间紧紧的，朋友插不进去；中国人之间，因为互相猜忌，有强烈普遍的窝里斗，一旦发现知己，二人互相认同，就会建立起非常要好的友谊，这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是中国人最大的珍惜。”在现实中，他有时不免“珍惜”过了头。
记者：你曾经抱怨过，说柏杨先生帮人无度，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你又必须要担待。
张香华：有一个朋友跟他来诉苦，讲家里有困难，小孩都没有奶粉吃。他就把家里的奶粉拿出来，然后拿了一大笔钱给朋友。过些时候这个人又来了，他又拿一笔钱，后来再三再四地来，到了最后每次来都要给他三千块台币，终于变成很大的压力，甚至还叫流氓来家里要钱。
记者：柏老这么帮人，完全没有原则？
张香华：对。
记者：中国有一句老话，一碗米养一个恩人，一担米养一个仇人。柏老经过这么多的人和事，应该有妥善处世的方式。[NextPage]
张香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台湾那个年代装电话很贵，三十多年前，装电话要两万块台币，当时是一大笔钱。我还记得他写了一封信给电信局长，他说希望赶快帮我装电话，因为我需要打电话跟人家借钱。
记者：电信局看到信怎么处理？
张香华：就赶快来装了。
政治 做旁观者，不参与
正如龚鹏程先生所云，有些政治人物将晚年柏杨当作工具使用。对此，柏杨先生可能并非没有警觉。他不愿投身实际的政治运作，但是却很关心政治，显然是因为政治与人们的生活有着过于紧密的关系。
记者：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应该说是比较深刻，他对鲁迅是什么样的评价？
张香华：其实，他只接触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之类的。当然你说他继承了什么传统，不是说那么呆板的话，他一定受到鲁迅的一种精神上的熏染、感召和激励。
记者：他推崇鲁迅吗？
张香华：不，他反而觉得，鲁迅有的时候……
记者：刻薄？
张香华：不是，他倒没有讲鲁迅刻薄，大概那个时候有派系纷争的缘故，只是不过分推崇。
记者：柏杨先生早年生活在政治阴影之下，而且受到了政治迫害，晚年选择从事文化批判，而没有选择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名誉，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
张香华：他没有参加任何的政党，也没有特别厌恶政治，可能他觉得政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避免了它，它不避免你，你没有逃避的余地，他应该还是只能直面。而且，他的《中国人史纲》也比较偏重在政治史上，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研究，比较起来，政治所占比重很大，其实他是蛮关心这个的。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