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华生

    75岁的林毓生，虽然已是满头白发，却依旧神采奕奕，自然彰显大师风范。

    7月24日下午举行的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荣誉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林毓生主讲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角色与演变”，著名学者李欧梵受邀担任了这场讲座的主持人。主办单位原定的讲座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谁知到结束时间时林毓生还未讲完。待到林毓生讲完，他又乐于与观众互动，因此整场讲座最终竟长达三个多小时。

    林毓生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杰出学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使命感和理性精神，主要得益于他的两位恩师：殷海光和哈耶克。

    在讲座中，林毓生分析了儒学传统的政治道德化，即“内圣外王”观念的局限性，还论述了韦伯的“责任伦理”观念在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所能发挥的作用，并讲解了“公民社会”、法治与现代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林毓生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北方口音，演讲时语速之快令人惊叹，内容的逻辑也非常清晰。讲到中间如果遇到延伸出的话题，他会马上打住说：“这个问题等一下放在后面讲。”而不至于“离题”。遇到有争议或矛盾的内容，他则会说：“这个还可以再讨论。”表现出开阔、包容的学术视野。

    讲座一开始，林毓生就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有古代与现代之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士大夫，属于受儒家思想启发的读书人，他们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入世使命感’，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仅仅想到了自己个人的问题，而应该对同胞所受的苦难或遭遇的社会不公平感同身受，并愿意用自己的想法、言论来介入公共生活，并改进公共生活，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林毓生说，传统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的言行具有自主性，常常是“根据良心发言”，认为什么是对的，就表达、提倡什么。“但是现在有一些作家、评论人，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总是说他们的言论或著作‘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其实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庸俗化理解，是没有深刻反思中国文化的结果。他们把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口号化’了。”林毓生认为，“良知”并不是想要就有的，“不是随便想想，就是‘良知’。”

    林毓生用尧、舜、禹禅让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圣人”的信任。他们往往希望德行、能力上最优秀的人成为帝王，认为这样的帝王有“天命”，并愿意随附在帝王身边，为“家天下”效力，这也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但是，古人似乎也看穿了“天命只是一种神话”。“宋代大思想家朱熹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他认为儒家之道一天都没有实现过。”在林毓生看来，当陈胜吴广起义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为口号揭竿而起之时，“天命”已然沦落为一种简单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却是唯一的政治选项，因为“天命观”作为政治正当性观念长久以来被广泛的民众认同。”林毓生说，这种观念的内在原因就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信“内在超越”，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孟子就提出“修身、尽心、知性、知天”，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表及里的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