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年近五旬、但坐在记者面前的台湾漫画作家朱德庸依然葆有一颗童心。这点从穿着就可以看出来：上穿宽大的衬衣，下面是翻起裤角的牛仔裤，脚下那双耐克板鞋嬉皮感十足。

    本周六下午，朱德庸将在西安嘉汇汉唐书城签名售书，对于首次的西安之行，他说，“我其实根本无心签售，也没想过接受什么采访，我的主要目的是来玩的，就连现在，我的眼前浮现的还是肉夹馍、臊子面和大锅盔……”而回到专业领域，对于自己的漫画总能剑指现代人内心，他又这么解释，“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天生而专业的偷窥者。”

    头天“觉醒”

    就放弃工作画漫画

    朱德庸的漫画生涯是25岁开始的，“有一天突然觉醒，觉得再也不想做上班族，要过自己的生活，于是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如今，谈起这个放弃金饭碗的冒险决定，朱德庸认为是性格使然，“我从小就不是听话的孩子，上学时也喜欢和学校的校规反着来，因此在别人认为的金饭碗面前，我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完全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朱德庸说自己后来也想过，当初如果不去画画也许过得更好，“但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乐。”

    有人说，朱德庸是把严肃的人生态度藏在漫画背后，一直在为人生这件事发表感慨。但朱德庸本人却不这么看，“幽默是现代人反击无奈人生的最后一击，幽默对于我和这个时代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它不单单是我的作品要素，更是一种救赎。”

    因为是旁观者

    所以看得特别清晰

    朱德庸连续推出的《醋溜族》《涩女郎》《什么事都在发生》等漫画，总销量超过1000万册。有意思的是，他总是将自己的人生和笔下的漫画进行“置换”：画《双响炮》是讲已婚人群的，但那时朱德庸尚未结婚；后来结婚了画《醋溜族》，却又是在讲年轻男女的世界；是个大男人，却画出了四个性格各异女人的《涩女郎》，自己作为sohu一族，他仍能在《关于上班这件事》里把所有白领们的郁闷抖落得淋漓尽致——朱德庸把这一切“没有生活的创作”归结于自己的“偷窥癖”，“我是个旁观者，要把那层盖了许久的棉被掀起来，让人们看看他们一直在避免审视的婚姻、工作和自己是什么样子”。

    画了“涩男人”没敢出版

    “因为男人比女人粗暴多了”

    《涩女郎》被改编成电视剧《粉红女郎》后，火遍全国，也让很多女性观众开始“讨伐”朱德庸，“怎么把女人身上那些缺点都画出来了。”朱德庸自己“检讨”，“这是我的个性问题，我喜欢画人的另外一面，女人不是不好，但我的个性使我比较喜欢偷窥到不好的一面，把它画出来，给女人反省，给男人警惕。

    朱德庸披露，其实自己在画《涩女郎》的第二年就画了涩女郎的“兄弟版”，“可以说是‘涩男人’，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四个男人，但画了几年我就把稿子收起来了。因为我已经得罪足够的女人了，不想再得罪男人。男人讨伐起我来，估计方式要比女人粗暴多了。”

    当记者问及朱德庸和太太谁更“厉害”时，他扭捏而“狡猾”地说，“我们算是特例，属于爱的平等吧。”

    别家是家长被孩子气哭

    我是把小孩气哭

    虽然在创作中对婚姻极尽尖锐讽刺，朱德庸却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初识太太冯曼伦，是在报社工作的她向他约稿，朱德庸说：“在电话里听她的声音很好听，按我的经验，一般声音好的女人样子多半不敢恭维，所以第二天不愿去见她，没想到一见到那个女孩，立刻被打动：就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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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恩爱，儿子朱重威刚刚考上台湾大学，记者有些“不平”，“为什么你把婚姻生活画得那么恐怖，自己却过得那么幸福？”朱德庸“郁闷”地解释：“如果我和太太整天吵架，她怎么可能让我腾出时间来去偷窥别人不美满的婚姻呢？”

    虽然朱德庸把儿子的优秀归结于“祖坟冒青烟”式的意外，但他确实有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他跟儿子以兄弟相称，“他三四岁时，我跟他玩打仗游戏，从来不会像大多数父亲一样让着他，装着被打死，我只会跟他‘硬碰硬’，结果常常把他气哭，然后到我太太那里告状。”孩子上学后，朱德庸夫妇非但没有对他的学业严加监管，反而让他积极请假，到海外游学，教他走自己的路，“我一直认为，让孩子玩比学习更重要，当为前途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做主。”朱德庸说，“孩子要应付他所面临的这个时代，所以他应该有他的人生，而不是让他过你的人生。”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