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今天给创办30年的《读书》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说它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方向，是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刊物，相信不会有什么异议。
　　从1979年到2009年，《读书》可以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坚定的步伐走过了30载历程。30年来，《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三联书店举办的纪念《读书》创刊30周年聚谈会上，有人这样评价：《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破土而出在1979年春天

　　春天播种着希望，《读书》恰巧是在春天破土而出。说起《读书》的创办史，陈翰伯、陈原、范用这3个名字将会永远被铭记。他们在“文革”期间，一起下放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那里，虽然每天在田间劳作，但出版人关于出版的梦想总是不灭，他们读书、他们思考，他们也在不断地酝酿着，有朝一日，如能重操旧业，一定要办一本关于读书的杂志。

　　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回到了出版的工作岗位。1978年春天，这些老出版家敏感地嗅到了一轮思想解放热潮即将到来的气息。这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空前活跃，办一本关于读书杂志的事很快被提上日程。

　　现在回头看，《读书》创刊时的阵容，是大手笔所为。据《守望家园》一书记载，当时，以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陈翰伯为主牵头，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任主编，他俩之下，史枚任执行副主编，冯亦代、倪子明是副主编，而范用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具体分工负责这个部门。这样一来，各路豪杰就自然地聚集在《读书》的旗帜下，大家心情激动，思想热忱，关心国事，非常坚定地要做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翻开当年编委会成员名单，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陈翰伯、于光远、夏衍、曾彦修、黎澍、陈原、范用、冯亦代、吕叔湘等。现在看来，每一位都称得上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给《读书》奠定了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对这本杂志找准定位和风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决定性作用。

　　《读书》到底要办成什么样的刊物？是当时编委会反复讨论的话题。最初的设想，是办一本把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串联起来，围绕书进行报道和讨论的刊物。即面对读书人，有助于书的选择、吟味和使用；对写书人，有助于开拓思路；对出版人，有助于工作质量的改进。各种讨论的意见，最后都被集中在《读书》创刊号上的“编者的话”：“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实现为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

　　《读书》初办时，第一任主编陈原对《读书》提出几条具体要求：１.以书为中心，讨论文化思想问题；２．不把杂志往高处拉，要从专门研究的角度退到传播知识的角度；３．改进文风，文章要短，以五千字为限；４．提倡文责自负，以保证作者说心里话；５．有争论而有价值的书，可同时发表不同观点，以增加争鸣气氛。[NextPage]

　　读书无禁区和4种性格

　　在《读书》创刊２０周年时，“读书无禁区”被做成一枚图章发给每一位来宾做纪念，在《读书》创刊30周年时，“读书无禁区”又被做成一个精美的木刻送给来宾做纪念。为什么这篇文章这么重要？因为铭记了《读书》创刊号上一件值得记录并对以后《读书》办刊风格发生影响的事件。

　　《读书》创刊号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旗帜。编辑部向社会各界约稿，当时在创刊号引起激烈争议的这篇文章《读书无禁区》的作者李洪林当时是中宣部理论组负责人，他应约很快写来文章《打破读书的禁区》，大家都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只是题目不够响亮，受当时“科学无禁区”口号的影响，既然科学可以无禁区，读书也可以“无禁区”，于是编辑部改成了《读书无禁区》。此文一发，受当时极“左”思想影响，引来一些非议，有人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但编辑部认为，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是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大家都坚持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没有错。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里，陈翰伯还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

　　在纪念《读书》杂志创刊30周年聚谈会上，《读书》杂志的老主编沈昌文再一次提到《读书》杂志30年来一直延续的这种传统和风格。他说，30年来，尽管有种种缺失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总体说来，还是执行了当年创刊时所确立的意图，无负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赋予的使命。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翰伯亲自写了“两周年告读者”的文章，重申《读书》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读书》杂志应该具备4种性格，第一解放思想、第二平等待人、第三提供知识、第四文风可喜。《读书》杂志应该提倡4种风气，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平等待人之风。沈昌文认为，这4个性格和4种风气，值得《读书》杂志永远重视，是办好《读书》杂志永远的标准。[NextPage]

　　润物细无声的启蒙

　　如果说，德高望重的前辈执掌使《读书》奠定了自己的基础和风格，那么，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的共同扶持，则是《读书》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在30年《读书》杂志的一长串作者名单上，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老一代作者有巴金、钱钟书、傅雷、艾青等等；中青年作者有王蒙、黄子平、樊纲、张维迎等等；现在《读书》又成长了一批新秀，这样的作者阵容一直是《读书》最宝贵的资源。也因此，《读书》杂志的思想性、可读性的特色一直传承至今。

　　在聚谈会上，《读书》现任执行主编贾宝兰由衷地感谢大家对《读书》多年的支持。她提到，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共同努力，《读书》不可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如果说冲破思想禁锢是《读书》的第一个特征，那么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传播西方文化则是《读书》的第二个特征。创刊伊始，《读书》就在最大范围，以最快速度、全方位评介20世纪西方民主新思潮，比如冯亦代先生的《新书拾锦》专栏，赵一凡先生的《哈佛读书杂记系列》等等，都在当时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影响了一代知识人，而且后来还延续成三联书店的出书风格。除此之外，《读书》还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侧重对人、对国家及民族的人文关怀。从创刊号的《读书无禁区》到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再到90年代改革的推进与反思，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读书》区别于其他的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读书》的创办史上，值得一提的还有丁聪的漫画。丁聪从杂志筹备时，就给它设计封面，每一期都会在《读书》上发表1幅~2幅漫画，有时3幅。后来跟陈四益合作，陈四益写讽刺诗，丁聪画画。丁聪的漫画作为《读书》的“王牌栏目”一直坚持下来，后来成了《读书》的标志性符号。这个栏目一直坚持到2002年他画不动为止。

　　截至目前，《读书》已出版了361期，每期拥有9万多读者，经营状况良好，经历了市场经济的考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NextPage]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读书》创刊30年，收藏齐30年《读书》杂志共361期的肯定不乏其人，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也在其列。他说自己从《读书》创刊开始就每期必读，一些重要的文章、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至今言尤在耳，印象深刻。他说，一本杂志能够聚拢那么多学术文化界的名人，他们像是围拢成知识火炉，不断燃烧、散光、散热，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影响了文化人的治学倾向和人文理想，这都是值得钦佩的。

　　而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文化学者刘梦溪则认为，《读书》是读书人的家园，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他认为，现在真正含义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少到几乎让人看不到，《读书》的门庭也开始冷落。但无论门庭如何冷落，《读书》杂志坚守的还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点3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的精神十分可贵。

　　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认为，如果改革开放30年，找一个代表性的刊物，很可能就是《读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媒体的出现，也要看到近年来《读书》的作用在下降，三十而立不容易，四十不惑更困难。如何突破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是《读书》面临的最大难题。他还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读书》今天已经不是“以书为中心”了，而是一本思想文化评论刊物，他建议可以做一些调整，因为《读书》作为一种媒介，读书作为一种行为，评书、品书作为一种责任，不应该完全失去这种作用。他认为，比起其他的书评周刊类文章，如果谈书的话，《读书》思想高度以及跨学科视野、文章风格和超高的人气可以占有很大的优势，对形成读书的风气、出版优秀图书起到很大作用，《读书》应该更好地发挥出这种优势作用。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