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著有论文集《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雷达自选集》和《雷达散文》等。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了大型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

    整个当今文学，普遍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这样说绝不是责备小说只写了些灰色的或沾满铜臭的人物，没有通常的“正面人物”亮相——文学完全允许只以揭露和批判为主，也允许反派角色担当主人公，但问题在于，即便没有正面人物直接出场，也应该有正面的价值声音和精神的理想在场。仔细体味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我们自己也许堪称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必要的终极关怀。

    在加缪的《鼠疫》中，人们不得不把鼠疫猖獗的奥兰城隔绝起来，奥兰城人陷入了恐怖和绝望。这是一个人类陷入绝境的典型案例。虽说奥兰城的人确实陷入了绝境，无路可走，但贯穿于作品的主脉不是鼠疫如何猖獗肆虐，而是奥兰城人一如既往对生活的执著、热爱和珍惜。主人公里厄医生虽然知道医学界对鼠疫暂时没有直接有效的办法，但作为医生，他每天都恪尽职守，从早到晚有序而匆忙地奔波穿梭在病人中间，从不懈怠、不退缩、不放弃。经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奥兰城人盼来了平安。这样的作品所包含的坚韧精神和光明渴望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作品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

    再看莫言的《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生与死的极端情境，但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有权按他的趣味写，他在《檀香刑》中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演，所提供的惊人的陌生化效果，无疑增加或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比之拉奥孔惨烈多了。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是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酷刑中，在施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力的惊人而歌唱。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说。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为人的文学，不能不说寒气逼人。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某种薄弱面。

    《狼图腾》同样暴露出精神资源匮乏，无力找到真实的价值理想的问题。《狼图腾》文本的形象体系部分还是比较精彩的，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但作者的文化观和贯穿性意念，即所谓狼性文明论，却有太多的谬误。他说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啦，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才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有几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拧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

    《檀香刑》对“吃人的宴筵”的陶醉自失状态，《狼图腾》的民族精神选择问题，折射出来的都是如何重铸民族灵魂的迫切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质量，以及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