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90年代新作不断的著名作家，如今，尽人皆知的西部影视城老板。他带着累累伤痕创作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扩大版的伤痕文学”印记。他的小说曾把我们这代人拉到时空的错觉里，肆无忌惮地煽动过我们的青春，搅动过我们“蠢蠢欲动”的情怀。自从他改行为老板，只要在网上点击张贤亮三个字，与他相连的关键词就是他在“山穷水尽”那地方读过的《资本论》。年轻人觉得他一生畅情适意，就是在劳改农场那地方生活，披上一身树叶也能演亚当夏娃，只要如火如荼地想写字就能成作家。觉得他读过三遍《资本论》就可以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要我说，无论张贤亮的文学成就，还是他当老板的成功事例，都比飞机失事的机率还低，他仅仅是个特例。
第一次见张贤亮是20年前在文怀沙夫人在北京的“株式会社”里。文怀沙和夫人一起在自己装饰得有点日本风情的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傍晚时分，文老打电话给另一个房间说：你过来看看，我这里有一个可人儿。不一会儿，张贤亮出现了，他瞥了我一眼，旋即就和文老讨论起审美标准，说，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不仅费时间，而且费口舌。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就像两个“不良少年”在任何场合都要争着吐出点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们过人的才华。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人相看“牙口”的小毛驴。我狠狠地用白眼球瞪他们，尽管张贤亮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后背还遭受过那么严重的敌意。
他们谈得越多，“技术含量”越高，以至于初涉“文学”的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懂。但张贤亮的锋芒毕露，他对一些人和事的“傲慢与偏见”，让我觉得许多人不如撞墙而死，也一定会有很多人想把他扔到墙上撞死。我心想，年龄真是个“霸权”的理由，这年头儿不用比谁活得比谁好，不用比谁写得比谁好，就比谁活得比谁长。文老看我愤怒地瞪着张贤亮，冲我哈哈大笑说：你是不是心里骂：这俩老不死的。
那次见面后，我开始收集张贤亮的所有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奠定张贤亮文学地位的重要作品，两部长篇《习惯死亡》和《我的菩堤树》都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也注意到他的作品总是会在受到欢迎的同时遭到批评。但他从不怕批评。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过早地经历过暴风骤雨，心态被锻炼得特别好，面对批评，他从不在乎，他有男人的胸怀和气概，所以我也很喜欢他的小说《男人的风格》。
后来的十几年里，我在中国作协的会上听张贤亮发言次数就多了，他总是在很庄严的会场一本正经地发表讲话，但说出的大都是我们记者永远无法“使用”的“废话”。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心存敬意的，因为他毫不掩饰地把那种知识分子的状态，通过形形色色的谈话表现出来。他嘲弄与自嘲的风格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每当听他让会场爆发笑声时，我都会想：生活真是充满严酷的讽刺，它可以让有张贤亮这种历经磨难的人还能保持一种具有生命色彩的躁动不安，并不断产生“兼济天下”，心向往之的追求，真是太奇特了。
我从不怀疑张贤亮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的重要位置，和他对一代作家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但他投资西部影视城的举措我当时并不看好。早些年《文艺报》银根吃紧，广告部想找张贤亮给我们点儿资助或广告。广告部主任就想让我给他做一个整版专题报道，先期做点事，然后再张口。报选题时领导们一致认为，采访和拉广告没关系，张贤亮肯定不会出一分钱。广告部坚持认为不能放掉这条大鱼，又派了别人去写张贤亮，最终报社也没拿到他一分钱。事实上张贤亮的确接受不了这种方式。换了作家们去采风、中国作协去开会，他真像个阔绰的老板，决不吝啬，而且热情周到。
张贤亮是一位能说出文学之秘密的作家，但张贤亮在文学之外，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位懂得保持秘密的老板。有一次谈到作家怎样当老板，张贤亮告诉我他使的“绝招儿”：在影视城，张贤亮只管他该管的，不该管的绝对不管。比如个人隐私，在中国的企业里张贤亮是第一个将个人隐私权制度化的，而且写进规章制度：任何人不得干涉、揭发别人的隐私。
张贤亮作为作家，积累了他的名气和人气，但搞企业仅靠个人的名气肯定是不行的，没准还把他的那点名气全赔进去了。当然，张贤亮的名气对影视城也是一种宣传，起码读过张贤亮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下海搞了个西部影视城。
张贤亮从不炫耀低调，所以他总是高调地让别人去替他炫耀。他让周星驰、张曼玉、巩俐、林青霞、张艺谋替他做广告，他们用过的道具全部收藏起来展览。
游客手机不小心掉进厕所，水一冲就进了化粪池。明知捞出来也肯定报废，但张贤亮硬是叫3个员工花半天时间在粪池里掏，洗得干干净净退还游客，这位游客对影视城感激不尽。
张贤亮身为作家却抓到了“赚钱”的门路，大会小会“煽乎”得不少写字之人误以为有感觉就能当老板，有想法就能赚大钱。我心想，对钱的感觉好的多着呢，不还是得靠写字赚点散碎银两嘛。不服张贤亮不行，他的过人之处别人学不来的。
（编辑：黄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