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村上春树的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在日本隆重上市后，日本评论界将其看作是 “村上春树成为作家后的自传”。的确，与以往那些富于魅力和妙趣的小说不同，在这部非虚构的“谈跑步”的作品里，村上回顾了从1982年步入作家生涯以来，25年间从未间断过的长跑，娓娓道来在长跑过程中作家对人、对文学、对音乐、对跑步的“思索片段，抑或自问自答”，以及“极其私人地感悟到的东西”。
对于村上春树这位“跑步小说家”而言，从处女作 《且听风吟》开始，到《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历险记》再到《挪威的森林》，村上就这么从未间断地跑着、写着，正如作者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所说，“我认为这本书乃是类似‘回想录’的东西。虽不是传记那般夸张的玩意儿，但是归纳到随笔的名号下去，似乎也颇勉强。……在我，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 ”
通过这部 “回想录”，读者可以走进村上春树孤绝的内心，一同感受关于孤独寂寞，关于创作低潮，关于长跑，关于戒烟，夏威夷和雅典，关于神奈川海滨的某个小镇……这一次，村上春树只拿自己说事儿。
人是如何成为跑步小说家的
正式开始每天跑步，记得是写完《寻羊冒险记》，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跟决意当一名专业小说家大致相差不远。
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兴之所至时爱跑多久就跑多久。网球可不能这样，每次都得专程赶到网球场去，还得有一个对手。游泳虽然一个人就能游，也得找一个适宜的游泳池才行。我关店歇业之后，也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便将家搬到了千叶县的习志野。那一带当时还是野草茂密的乡间，附近连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也没有，道路却是齐齐整整。恰好我家近处有一个日本大学理工学部的操场，大清早那儿的四百米跑道可以自由地 （或说擅自地）使用。因此，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我几乎毫不犹豫地—也许是别无他选—选择了跑步。
此外还戒了烟。每天都跑步，戒烟便是自然而然。戒烟诚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你没法一边吸烟一边坚持跑步。“还想跑得更多”这一自然的想法，成了戒烟的重要动机，还成了克服脱瘾症状的有效手段。戒烟，仿佛是跟从前的生活诀别的象征。
我对于长跑，原本就不觉得讨厌。但学校的体育课，我却从来未能喜欢上它，运动会那些玩意儿更是让人厌恶至极。它们是上头强迫我们做的运动。“喏，跑起来！”逼迫我在不喜欢的时间，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对此，我从小就无法忍受。反之，倘若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自己想做的时间，爱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会比别人做得更加卖力。我的运动神经和反射神经并非特别出色，不擅长那些速战速决型的体育项目，但是长距离的跑步和游泳与我的性情相符。我对此多少心知肚明。所以，我才能没什么不适应，将跑步当作生活的一部分，顺理成章地接受了。
下面的话题跟跑步无关，允许我扯上几句题外话。在学习上，我的心态也相去不远。从小学到大学，除了极少的例外，学校强制学习的东西，我大体都提不起兴趣。我也告诫自己“这是非学不可的东西”，该学的也大都学了，才好歹考进了大学。然而我几乎不曾觉得学习有趣。成绩虽不致羞于拿出手，但是因成绩优秀而受到表扬，或者某门功课考了第一之类的荣耀，却是从未有过。对学习产生兴趣，是在规定的教育体系大体修完，成了所谓的“社会人”之后。我明白，对感兴趣的领域和相关的事物，按照与自己相配的节奏，借助自己喜欢的方法去追求，就能极其高效地掌握知识和技术。比如说翻译技艺，也是这么无师自通的，说来就是自掏腰包，一点一滴地学了来。花费了许多时间，技艺才得以成熟，还反复出现过错误，可正因如此，学到的东西才更加扎实。
成为职业小说家，让人觉得最高兴的，是可以早睡早起。开店时代，上床就寝时已然是黎明时分，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十二点打烊，然后整理、清扫、算账记账，为了缓解兴奋还得聊聊天，喝点儿酒。如此一来二往，马上就到了凌晨三点，将近黎明了。常常是坐在厨房餐桌前独自写着稿子，东方的天空渐渐白将起来。于是乎，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太阳早已高高悬在中天。
闭店歇业，开始了小说家生涯，我们—我和太太—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改变生活形态。我们决定，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起床，天色变暗了便尽早就寝。这就是我们想象的自然的生活、正经人的生活。不再从事服务业了，今后我们只见想见的人，不想见的人则尽量不见。我们以为，这样一种小小的奢侈，至少在短期之内无伤大雅。此话好像重复再三了：我本非善于同人交往的人，有必要在某个节点回归原始状态。
于是，我们从长达七年的“开”的生活，急转直下改为“闭”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一种“开”的生活，曾经在我人生的某一阶段存在过，是一件好事。现在想起来，我从中学到了太多重要的东西，这类似人生综合教育期，是我真正的学校。然而这样的生活不能永远持续。学校这东西，是一个进入里边，学习些什么，然后再走出去的地方。
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就寝，这样一种简素而规则的生活宣告开始。一日之中，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在我是清晨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务，打理那些不需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日暮时分便优哉游哉，不再继续工作。或是读书，或是听音乐，放松精神，尽量早点就寝。我大体依照这个模式度日，直至今天。拜其所赐，这二十来年工作顺利，效率甚高。只不过照这种模式生活，所谓的夜生活几乎不复存在，与别人的交际往来无疑也受影响。还有人动怒光火。因为别人约我去哪儿玩呀，去做什么事呀，这一类邀请均一一遭到拒绝。
只是我想，年轻的时候姑且不论，人生之中总有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是如何依序安排时间和能量。到一定的年龄之前，如果不在心中制订好这样的规划，人生就会失去焦点，变得张弛失当。与和周遭的人们交往相比，我宁愿优先确立能专心致志创作小说的、稳定和谐的生活。我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并非同某些特定的人物构筑的，而是与或多或少的读者构筑的。稳定我的生活基盘，创造出能集中精力执笔写作的环境，催生出高品质的作品—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些才会为更多的读者欢迎。而这，不才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责任和义务，不才是第一优先事项么？这种想法今日依然未有改变。读者的脸庞无法直接看到，与他们构筑的人际关系似是观念性的。然而我一仍旧贯，将这种肉眼看不见的“观念性”的关系，规定为最有意义的东西，从而度过自己的人生。
“人不可能做到八面玲珑，四方讨巧。”说白了，就是此意。
在世界各地的路上
收在这本书里的原稿，正如各章起首处记载的，写于2005年夏天至2006年秋天之间。不是那种一气呵成的文章，而是在做其他工作的间隙，抽空一滴一点地写下的。每次我都问自己：“啊啊，我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尽管不是太长的书，从动笔到完成，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写完后又仔仔细细地着手修改。
我出过几本旅行记和随笔集，但如这般围绕一个主题，从正面书写自己，几乎从未有过。更需要细心地斟词酌句。我不愿意就自己谈得太多，但该谈的地方如果不诚实地谈，则特地写这本书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个中微妙的平衡与兼顾，不搁置一段时间后重读几次，便很难体味到。
我认为这本书乃是类似“回想录”的东西。虽不是传记那般夸张的玩意儿，但是归纳到随笔的名号下去，似乎也颇勉强。重复前言中写过的话：在我，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小说家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固执于小说，而又应当将心声公开到何种程度，恐怕因人而异，难以一概而论。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寻觅到一个对我而言类似基准的东西。是否成功，我不太有自信。不过写完了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心里涌出一缕细细的感触。对于写作而言，现在恰逢人生的最佳时机吧。
匆忙写完这本书，我参加了几场比赛。原本预定2007年初，在日本跑一次全程马拉松，可是到了比赛之前，我非常稀罕地感冒了，结果没有跑成。如果跑成了，那将是我第二十六次出赛。结果从2006年秋至2007年春，我一次全程马拉松也没跑，赛季便告终结。虽然很有些遗憾，但是在下一个赛季再作努力吧。
不过，五月份里我参加了火奴鲁鲁铁人三项赛。这是规模堪比奥运会的大型赛事，但是这一次我愉快、舒畅、顺利地跑完了全程。成绩也有所提高。我在火奴鲁鲁住了大约一年，心想机会难得，于是报名参加了当地举办的类似“铁人三项学堂”的活动，每周三次，大致三个月，和火奴鲁鲁的市民一起勤奋练习铁人三项。这项活动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还在班级里交到了朋友（“铁友”）。
就这样，寒冷的季节便跑马拉松，夏季里便参加铁人三项赛，这逐渐地形成了我的生活循环。由于没有了淡季，任何时候似乎都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对于人生乐趣的增加，我丝毫没有诉说不满的意思。
对于振奋精神、鼓足勇气去挑战正式的铁人三项大赛，说老实话，我并非没有兴趣，不过心存畏惧，担心真那么干，肯定会被平日的练习占去更多的时间—毫无疑问，势必如此，对本业产生妨碍。没有朝超级马拉松方向发展，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坚持体育运动，“调整、增强体力，以写好小说”才是第一目的，假如因为比赛和练习而削减了写东西的时间，那便是本末倒置，要感到为难了。
于是乎，在现阶段，我还是把自己抑制在较为稳健的范围之内。
就这般，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日都坚持跑步，各色各样的思绪从心底涌起。
记忆犹新的是，一九八四年和作家约翰·欧文一道在中央公园跑步。我那时在翻译他的长篇小说《放熊归山》，到纽约去的时候要求采访他。可是他说：“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不过早晨我在中央公园健身跑，如果来跟我一起跑，可以边跑边谈。”于是乎我们大清早一同在公园里跑步，谈了很多话。当然无法录音，也无法记录，不过在清新的空气中，两个人并肩跑步的愉快记忆，却仍旧留在我的脑海里。
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在东京每天早晨健身跑时，常常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交臂而过。一连几年如此，自然而然地就熟识了，相遇时便互相微笑致意，然而因为腼腆，始终不曾交谈过，连对方的名字也一无所知。不过每天早上和她相遇，却是当时的我小小的喜悦之一。连这么一点小小的喜悦都没有，要每天坚持跑下来，可不容易。
和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银牌得主有森裕子一起在科罗拉多州波尔达的高地一起跑步，也是长留心中的经历之一。当然是运动量不大的慢跑，但我是从日本直接来到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高地，冷不丁就跑步，所以肺发出了悲鸣，脑子昏昏沉沉，嗓子干燥欲裂，怎么也跟不上。有森只是冷冷地看了狼狈的我一眼，说了一句：“村上先生，你怎么啦？”职业选手的世界是非常严酷的，其实她是个很亲切的人。不过，过了三天，我的身体也渐渐适应了稀薄的空气，能享受在洛基山地爽快地跑步了。
就这样，通过跑步结识形形色色的人，也是我的喜悦之一。此外，还有好多的人帮助过我，鼓励过我。本来在这里，理应像奥斯卡奖颁奖仪式那样，向众多的人表示谢意，可是如果逐一列举姓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恐怕毫不相干，所以仅限于以下诸位。
我敬爱的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集的标题WhatWeTalkAboutWhenWeTalkAboutLove，被我用来当作了本书标题的原型。谨向慷慨地给予许可的他的夫人苔丝·加拉赫表示谢忱。并向为了本书的完成而耐心等待了十多年的编辑冈绿女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我愿意将这本书献给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的路上与我交臂而过的所有跑者。如果没有你们，我一定不会如此坚持跑步。
村上春树2007年8月某日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