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鲍勃·迪伦赴白宫表演时，与奥巴马握手。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请来了鲍勃·迪伦，但除了演唱《时代在变》，迪伦不仅对拍照环节丝毫不感兴趣，即使和奥巴马互动，也只是礼节性的握手和离开时的一个笑容。

　　这是2010年2月10日为纪念美国人权运动在白宫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远离那个变动、喧嚣而复杂的上世纪60年代有了半个世纪。但曾经同马丁·路德·金博士站在一起用摇滚为人权运动呐喊的“功臣”迪伦，到了纪念会上，怎么表现得这样冷漠？

　　倘若简单回答迪伦在拒绝权力，却还有更令人费解的困惑。尽管1966年夏天的车祸直接导致迪伦告别了那场运动，但身体恢复后，他所热爱和呐喊的运动正在走向胜利，他却果断离弃回归了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他和后来U2乐队的灵魂人物Bono一样，歌词中充满圣经语句，招来了人们的不解，运动的革命者更表示很失望。

　　迪伦和他的摇滚做出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在表达什么？黑人平权运动和嬉皮士共同兴起的复杂时代，摇滚是青年们罕见的共同文化，他们在节奏和旋律中的不合作、呐喊和抗议，吸引了革命者。这是声音的愤怒力量，但“面向个体内心”的摇滚和“面向集体等级”的运动历来存在内在矛盾，而那些伟大的声音始终同运动和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只是飘荡在时代之巅，把人的个体自由和平等作为终结追求。

　　声音的力量

　　秩序被打破后的重建希望飘在空中

　　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哈利（Bill Haley）在1955年以这样的打扮录制了摇滚历史上的第一首作品《整日摇滚》。

　　但不到十年，年轻的摇滚歌手风格就突变。抵抗和打破一切既定文化标准而奔向反面，这种被世人理解为“放荡不羁”的面貌变成了摇滚歌手最显著的特点。

　　这十年的美国，经历了一个战后风起云涌的时代。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出生率和高等教育率上升，中产也随即兴起，但此时却还面临比繁荣更令人瞩目的困境：政治、军事和资本精英的垄断权；黑人平等权利意识的兴起与实际上的不平等；尽管自由主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高地，但来自前苏联和古巴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仍然面临认同危机。尽管目的不同，但抵抗经济或黑人权利不平等的人们，和（不通过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左翼都站出来挑战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

　　和同时期的巴黎学生运动一样，青年成了最活跃的群体。他们处在生命周期中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而改变欲望强烈的阶段，创造了嬉皮士文化，也参与人权运动和新左运动。而刚诞生不久的摇滚因其节奏和曲式特点，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情感承载体。

　　摇滚把节奏作为最基本的因素，由鼓和贝司加以强调，由节奏吉他和键盘做辅助，这些节奏乐器在低声部重复一些简单的旋律。在曲式上延续黑人民谣、乡村音乐和顶板巷歌曲的传统，通常在间歇部分由伴唱组或独奏乐器等做出反应，伴有重复性的副歌。

　　摇滚在节奏和副歌上的这种重复，使其在情感表达上具有了天然的优势，而曲调又适合未受训练的嗓音，因此听众容易随声跟唱，共同抵达集体情感的沸腾。这一波愤怒声音浪潮来临时，中学就被民谣吸引住的迪伦选择了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到纽约踏上了摇滚的历程。这一年是1961年。二十岁出头的他，在词曲上天赋异禀，更由于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呐喊而迅速成长为时代的摇滚中心。他和黑人四重唱“自由歌手”（Freedom Singers）、彼得西格等人，以及许多许多的自由摇滚歌手一起奏起了抗议时代的声音。

　　但打破了一切既定的秩序和传统的权威，却迎来了强劲的混乱。学生激进分子、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爆炸的街道，燃烧的怒火，反对派公社，吵吵嚷嚷，无拘无束的性爱。

　　到哪寻找新的秩序？

　　迪伦在《随风而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而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而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他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一个人要转过头多少次，他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他的摇滚声音中，有着那时代重要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智慧。在时代出现变动而由现代走向后现代时，旧有信仰和体系的毁灭，如果将混乱的秩序寄托于回到过去的美好或权威精英们给出的答案，既是幻想也是徒劳。

　　飘荡的愤怒

　　摇滚舞台偶尔允许政治上台表演

　　刚发表不久，这首回答新旧秩序问题的《隨风而逝》便和《我们一定会胜利》一起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圣歌。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百万人民大游行，金博士发表他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演说，多位黑人白人歌手轮流在他们一生最大的群众场面演唱，还一起大合唱了《隨风而逝》，而迪伦也演唱自己的歌。

　　经过金博士的这场演说，迪伦对不自由和不平等喊出的愤怒声音，将他和摇滚精神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然而，迪伦却在自己的传记上时刻不忘抨击那个时代：“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一切，所有那些文化上的胡言乱语，都令我的灵魂备受困扰，让我觉得恶心。”即使人们将他对人权运动做出的贡献拿出来叙述时，他也认为不过是一些虚幻和误解，拒绝被过度阐释。伟大的六十年代在迪伦眼里变得一文不值。

　　迪伦说，他的愤怒不仅来自非理性的歌迷，更是各式政治运动要求并仅仅要求他充当其代言人，直接破坏了他的生活。

　　社会运动或革命兴起的基础历来在于动员，而动员最强劲的基础是具备一个有着广泛民众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宏大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是工人的平等权利和公平正义，但二战后的美国，尽管面临复杂的困境和变动，但通过工人福利制度和市场公司的变革，通过国家制度化吸纳工人运动，基本上销蚀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宏大意识形态基础。

　　动员的工具或方式，不得不转向了文化。摇滚因其节奏和曲式特性，以及身上的抗议标签，天然地吸引了革命或抗议领袖们。那些获得了社会良知或胆识的歌手成为了他们渴望吸纳的对象，何况两者确实存在像反对主流文化和制度这样的共同目标。如何吸纳摇滚歌手，是那时期运动和革命分子的议程。

　　摇滚歌手却不一定选择合作。和迪伦同时代的摇滚乐团The Who在台上演唱时，那时最出名的一个大左派霍夫曼上了台，呼吁大家为刚被抓起来的“白豹党”声援抗议。可是，乐团吉他手却用吉他把他撞到一边。政治固然想要利用这个摇滚舞台，可是这个摇滚舞台，偶尔允许政治上台表演，但却始终拒绝让政治给霸占。

　　研究美国六七十年代运动的学者认为，尽管该时期的运动以追求平等自由为目标，拒绝成员内部组织的等级化，但仍不可能实现成员间的扁平化秩序。运动的行动能力要求领袖、指挥官和执行人的分工合作，离不开命令和服从，权力便由此产生。

　　迪伦在回忆中评述他的洞察：很多左派激进组织内部也会设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位，充满了政治味道，和他们要反对的东西没有两样。迪伦从不拒绝为了自由和平等而喊出愤怒的声音，这是他到林肯纪念堂和金博士站在一起的理由，但他拒绝为任何非自愿的被动的政治权力代言，这是他后来愤怒的起点：“我不属于任何人。”那些伟大的声音始终同运动和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只是飘荡在时代之巅，把人的个体自由和平等作为终结追求。

　　美国在七十年代走入了一个自由保守主义的年代，人权运动也获得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胜利，为人的平等权利战斗的宏大意识形态退却，迪伦不接受那些摆脱不了权力本质的运动，回到对个人的内心关注，以福音摇滚的姿态重现。

　　如果没有了宏大的意识形态或变迁做支撑，摇滚的呐喊能力和需求都会降低。猫王在七十年代因此被称为摇滚的软弱和退化。摇滚乐在八十年代抵达中国，崔健的《一无所有》喊出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希望和困难，但新世纪的摇滚却局限于人的漂泊或爱情的范畴，或提出摇滚也是“温情”的。不是就要制造一个宏大背景。宏大背景是经过努力克服掉的，还是漠视而显得不存在的，或才是问题。

　　（编辑：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