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贝洛奇奥，1939年11月9日生于意大利比亚恩兹。1962年毕业于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导演科。贝氏作品以挞伐建制及它对个人的压抑闻名，早期作品特别挥洒着一股怒不可遏的力量。教会、学校及家庭等在他的镜头下，不乏倾轧内讧、畸情怪态，既荒诞似马戏表演，又冰冷如人格屠场，并且以小见大，把整体社会的质素暴露无遗。贝氏无疑左倾，但对“革命”的反思十分精辟独到，作品中新旧冲突虽多以年青人的胜利或毁灭一切结束，可是他们往往胜在手段更为野蛮无情；革命不过是权威的更新，必须发生，不免荒谬。当年他与贝托鲁齐并列为意大利新电影的两大栋梁，后者经营流丽诗情，他的风格则是冷傲激烈并存，静观热讽，自然地肴入象征暗喻。看这些流露黑色幽默的政治寓言，观者不难品味到超现实的奇想或布纽尔式的机锋。贝氏曾一度离开电影工业，为左派组织制作政治纪录片。回归剧情电影后，近二十年除经叙演绎文学历史外，更突出的是视野包揽人性的原始地带，擅于营造情欲游戏和建制的吊诡关系；选材时叙惊世骇俗，特别是涉及女性心理和现代社会的两性冲突，而从性的暧昧和新旧势力的并置对照中，展现种种旖旎绅遂的感思，赢来维斯康蒂承继人的称誉。
　　
　　贝洛奇奥第一部长故事片《怒不可遏》是对意大利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令人窒息的关系的抗议。影片中的家庭就象一场恶梦：母亲双目失明，主人公是癫痫病人，兄弟智力发育不全，妹妹歇斯底里并有乱伦的癖性；另一个“正常”的哥哥却要养活所有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死守着资产阶级的礼仪。贝洛奇奥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们的习俗(如：共进午餐)。主人公桑德罗的反抗最终是把母亲推入深渊，让兄弟在洗澡盆里淹死。在母亲的棺木旁，他跳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舞蹈；母亲还没下葬，他就和妹妹把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扔到了窗外。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是导演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控制着所有家庭成员的那种潜在的恐怖气氛，以及从头至尾的过分的吵闹。小弟弟说：“生活在这里是何等的痛苦啊！”对桑德罗来说，对现存关系除了愤怒的破坏之外别无其他反应，到头来这也是一种自我毁灭。在最后一场戏里他的癫痫病发作，致使他在听着《茶花女》中极度兴奋地死去。《怒不可遏》的历史意义在于突破了意大利电影描写异化现象的一般界限，而这一点迄今为止一直控制着意大利电影界。
　　
　　《中国在近处》揭露了社会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是以行贿为背景的一场小资产阶级闹剧。主人公在农村举行了一次失败的没有人参加的竞选大会，在会上他的汽车被拆卸。他竭力争取两个貌似虔诚的妇人投他的票，但没有成功。另外，为了和对手抗衡，他毫不犹豫地投了自己的票。他的私生活也是极其可笑的：他徒劳地追求已和他私人秘书订了婚的女秘书，而那位私人秘书却想当他妹妹的情人。主人公及其私人秘书都是肆无忌惮、玩世不恭的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收入和官运，不惜撒谎并出卖原则。作为这个堕落世界的反衬，导演安排了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寄宿学校。极左思潮在那儿泛滥。导演描绘人物和事件时的愤怒，他的人物的傀儡性以及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叙事风格是这部影片比一般的有正反角色的“风俗喜剧片”高明之处。贝洛奇奥后来自我批评道：“《中国在近处》的政治错误在于我主观地认为，就凭我在内地收集到的一些无关重要的个人经验，就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意大利的历史。恰恰就在那一年，大学里发生了暴动，我的这一错误造成了我的意识危机。现在我明白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机构已是不可能的了。”

　　为集锦片《爱与恨》拍摄的短片《我们讨论讨论吧!》。大学生们以教育剧的形式扮演各式人物，再现了学生暴动。他们自己演自己，演教授，还演带着短棍的警察。1968年贝洛奇奥参加了意大利共主义者联盟(马列)：“因为我要把我的政治活动进行到底!”在党的工作范围内，他拍摄了描写卡拉布列恩占房事件的影片《保拉》(1969)和报导意共(马列)在意大利许多城市举行5月集会的影片《红五一万岁!》(1969)，但是就在摄制这些影片的过程中，贝洛奇奥遇到了重重矛盾。他不同意党强加于他的拍摄充满乐观精神的和只能是歌颂性质的影片的作法。
　　
　　介绍改良精神病学新试验的纪录片《要么无人，要么全体》长达三个半小时，影片后来缩短后易名为《解放了的疯子》，这部影片是他同西尔瓦诺·阿戈斯蒂、桑德罗·佩特拉利亚、斯泰法诺·鲁利一起拍摄的。从此他又拍起政治纪录片来。这部上、下两集的新闻纪录片以布莱希特的同名诗为片头题词，纪录了要使那些精神病患者重新回到社会的试验，上集反映了三个在病院里生活了好几年的孩子的故事。他们在摄影机前证明自己完全是“正常”的；下集记录了一些智力发育不全的人在一个工厂里的劳动。他们通过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社会。影片的背景是帕尔马市政府倡议让行为失常和智力发育不全的人重新回到社会里来，以及七十年代初在意大利兴起的“民主精神病学”运动。这部影片值得借鉴的地万不仅在于其特定的主题，而且还在于这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摄影机移动灵活，表现细腻，善于观察事物，贝洛奇奥提问题的固执方式(尽管他本人没有出现在影片中)以及影片对每个人物的详细介绍和确实让他们发表意见等
　　
　　《凯旋进行曲》(1976)反映了军营的生活，从表面来看是对军国主义的揭露和对意大利军队内部荒谬的等级关系的抨击。这种等级关系就象《以父亲的名义》一片中天主教寄宿学校的制度一样，会造成类似的精神病患者和心理变态者。影片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上尉、他那男性化的妻子和一个成为他的密探的低声下气的士兵。遗憾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某些地方还落入了军事片的俗套。
　　
　　1984年由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奥迪西亚公司联合摄制的《亨利四世》，其中的时空的凝滞和虚妄恰恰是主人公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避所致。他对形式中的现象是厌恶和唾弃，使他躲进看似怪诞、虚无的城堡，在滑稽的舞台剧中痛苦地囚禁着自己的心志，而成就的是20年后杀死情敌的复仇计划。虚构的、伪装的形式，为他装做疯狂的真相的揭示铺陈出一片想像的空间。在两者之间穿插的是，现实与虚构的相互抵消、相互毁灭。一个独裁者，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要裁决的是一桩自欺欺人的悲剧色彩的事件：他与他的情人的感情关系。在精神世界里他无法暴露自己的秘密，将谜底揭穿还是沉溺于这种虚伪当中，把握这个分寸感是导演手法的魅力所在。大厅、走廊、哥特式的城堡、黑暗的身影，都赋予情境以神秘莫测的感觉。这一切都是启发式的。皮亚佐拉的音乐《Tanti anni prima》（多年以前）是为这部电影所做的配乐，电影的成功，除了主角的精湛演技之外，音乐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首曲子原本是皮亚佐拉所写的《圣母颂》，在此被用来当作主题曲的主要部分。片中还有另一首更为人所知的配乐，就是皮亚佐拉的探戈音乐《遗忘》。所有的一切成就了这部耐人寻味的经典作品。
　　
　　《再见，长夜》中安娜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却过着分裂的生活。白天的时候，她是办公室职员，晚上则去参加恐怖组织活动，为了创造理想的世界。然而，在恐怖组织谋划的一场绑架事件后，安娜却惊觉过去和现在的努力，所谓为理想付出的种种牺牲，都刹那间化为乌有，她和她的伙伴们都发现，不切实际的理想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安娜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怀疑……
　　
　　影片取材于参加恐怖组织的青年人的故事，整体上的感觉带有政治色彩，而且似乎有反恐意图。不过，有没有政治元素，是不是借反恐来提升影片卖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导演在影片里对事件的看法是否不落俗套，他提出的"恐怖分子的觉醒"是否合理，能否借事件来提出导演对"恐怖组织"产生的原因、后果、影响的独特见解。当然，这些都是影片艺术性之外的考虑，至于影片采取主叙事方式能否成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