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电影第一夫人”的称号虽然对捷克其他女性导演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可以看出她在捷克电影史上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薇拉·齐蒂洛娃（Vera·Chytilová），1929年2月2日出生于捷克（原捷克斯洛伐克）的Ostrava，曾在Brno学习哲学和建筑学两年。曾当过技术制图员、设计师、时装模特、照片润饰等工作。50年代末进入布拉格FAMU电影学院进修电影，与Jirí·Menzel、Milos·Forman、Jan·Nemec、Ivan·Passer等等未来的大师同在Otakar·Vávra的门下学习电影指导。这一举动使得齐蒂洛娃在后来成为捷克电影“新浪潮”的先导者。
可以说这个传奇的女人是捷克电影史上最具创意意识、可能也是受争议最多的人物。她是同时代的电影人中惟一继承爱森斯坦传统的人，常常把教条主义与大胆的试验结合起来，本质上以蒙太奇手法为基础。她的叙事从不在意事件的顺序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强调形象的象征特性以及视觉和观念上的冲击。 齐蒂洛娃的名字也因此变成了捷克新浪潮中形式主义先锋派的代名词。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看，齐蒂洛娃的形式主义风格在他学生时代的几部短篇，包括《Villa in the Suburbs》(1959)、《Green Street》(1960)、《Mr. K》(1960)以及《Academy Newsreel》(1961)中就已经出现雏形了。
她的毕业作品《屋顶》（Ceiling，1962），讲述了一个年轻的时装模特突然决定放弃这一职业，寻找更“有用”的工作。这部短片带有她个人经历的色彩，突出了当时社会一大问题，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人们心中日益根深蒂固，但明显带有很浓的说教成分。影片的形式在当时是比较独特的，镜头是细腻而铺张的，通过光影的设置、演员的表演展示了一种空想般的美感，齐蒂洛娃的风格在形式上渐趋成熟。之后的《一袋跳蚤》（Pytel blech，1962）也是部短篇。
她的第一部长片是拍摄于1963年的《不同的事物》(O necem jinem，1963)，这是她电影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曾在曼海姆·海德尔堡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影片大奖。该片由两个独立的甚至没有任何联系的故事组成，一个记述的是一名体操女运动员每天的训练，根据现实而记录的；另外讲的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忙忙碌碌地做着家务，用的是虚构的故事片形式。这部影片在形式上是以实验的姿态出现的，深受法国和美国真实电影流派的影响，在叙事上运用的是记录片式的手法，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手法和观念上的革新。当然，齐蒂洛娃的形式并不是空洞的，她以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向观众展现一种新的生活哲学，故事中两个女人的生活是对立的（前者缺少家庭生活，而后者则没有事业），毫无联系的她们出现在同一部影片中是要作为参照物来观照彼此，而她最终所要达到的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抗。因此，该片带出的是从哲学意义上对生活的思考。此外，两个主角都是女性，而影片也引出了关系女性的生存和价值如何实现的基本问题，齐蒂洛娃的女性主义意识在此已经比较强烈了。这时候，捷克电影“新浪潮”的阵营已经基本形成，于是在1965年，几位出色的年轻导演聚在一起，包括Jaromil·Jires、Jan·Nemec和Jiri·Menzel等人，合作拍摄了影集《深渊里的珍珠》(Pearls of the Deep)，齐蒂洛娃拍摄了其中的一部短片《快餐店的世界》(Automat Svet)。
她早期作品中包含的许多激进内容。在她的第二个长片《雏菊》(Sedmikrasky，1966) 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电影是对于两个空虚放纵却颇为可爱的年轻女人和她们怪异举止的片段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超现实主义描写。该片利用的抽象派拼贴画的手法和表现主义技术，显露出齐蒂洛娃作为一名大胆的艺术革新家和电影颠覆性分子的潜质。这部与丈夫Jaroslav·Kucera一起创作的作品完成后立即遭到当局禁映，齐蒂洛娃一面公开以符合意识形态的理由强调作品的要旨，另一面以她的能力而非美色在幕后奔走，因而每一次她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浪潮电影导演中，惟一仍然能够继续拍电影，而无需在美学观念和解读社会的视角等方面作出妥协的导演。而其他许多人，包括Jaromil·Jires、Hynek·Bocan、Jaroslav·Papousek，都没有如此幸运，甚至连Jiri·Menzel也不得不对当局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雏菊》直到1967年解禁，得到世界范围内评论界的喝彩，并为她在柏加莫电影节上赢得大奖。之后的《Ovoce stromu rajskych jime 》(1969，Fruit of Paradise）也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此时形式主义先锋派这个概念已经被明确提出，齐蒂洛娃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它的代名词。
在1968年8月苏联政府颠覆杜布切克政权后，齐蒂洛娃被禁止从事电影拍摄工作。但她仍然留在了捷克，而在这期间她的同事Milos·Forman、Jan·Nemec和Ivan·Passer都移居了海外。1976年齐蒂洛娃给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Husak）写了一封公开信，描述了她的艺术立场。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很遗憾我必须告诉您，我仍然是不公平辨别的牺牲品，虽然我对此拿不出即使一点点的理由，因为很明显，所有对我的反对都来源于错误的假想、私人仇怨以及男性沙文主义的混合物。”以此可见，这个站在捷克电影艺术前沿的女人的确一直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她的支持者的幕后影响之下，齐蒂洛娃被允许制作了一部小成本电影《苹果游戏》(Hra o jablko，1976)，重新回到了她的电影工作中，并以此获得了芝加哥电影节银奖。至今仍在捷克进行电影拍摄工作。
从现在能看到的几部影片窥一斑见全豹，可以了解到齐蒂洛娃各个时期的风格变化。到了80年代，齐蒂洛娃开始了她的现实主义回归。1982年，捷克惟一的一本电影评论杂志《电影评论》（Filmadoba）发表了三篇一系列的文章，它们用遮遮掩掩的措辞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谓的“形而上学辩证法”为导演以及她坚持的权利辩护。凭着正直、艺术家的勇气和创作力、以及承受毁灭性灾难的能力，齐蒂洛娃成了遭遇入侵后的捷克电影惟一出色的人才。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她似乎失去了某些触觉：她在80年代最后的几部影片——从1983年的《牧神的黄昏》（The very Late Afternoon of a Faun）到1988年的《被玷污的游戏》（Kopytem sem， kopytem tam）——很明显与《雏菊》等前期作品不在同一水平上。《牧神的黄昏》，讲的是关于一个老男人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而专门去找年轻女人的故事，这部影片被许多人看成是一部女性主义影片，但齐蒂洛娃却说：“这个故事是关于男人，而不是女人。”1984年，齐蒂洛娃专门抽出时间拍摄了纪录片《布拉格：不得安宁的欧洲心脏》（Prague: The Restless Heart of Europe），通过对布拉格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当代社会交织在一起描绘，强烈而敏锐地捕捉了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布拉格的历史和时代气息。
21世纪来到，齐蒂洛娃比20世纪90年代有了更多的创作欲望，在两年内拍摄了纪录片《飞行和坠落》（Vzlety a pády ，2000）和剧情长片《天堂禁恋》（Vyhnání z ráje，2001）。前者是纪录片性质的，以对话体的形式拍摄了三位捷克摄影师谈论各自不同的生活，该片可以看作是从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出发对20世纪的回顾以及对新世纪的展望。在新世纪初期，Chytilová的艺术成就即广泛地受到嘉奖，2000年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授予她世界电影突出贡献奖，第二年，捷克电影节也颁发给她终身艺术成就奖。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