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漱溟

    我原是个很笨很呆的人，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而对此问题如果我说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没有道理。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第一次由陈政同学（哲学系）记录。第二次由罗常培同学（中文系，解放后曾任语言研究所所长，1954年病故）记录。后将两次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生平第二本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张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决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而在进入北大之后，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开始走向成熟。

　　我尝说过，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而我则不是；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