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

    特里威廉还对爱尔兰的大饥荒提出了一个颇为著名的文化诠释，即将其与爱尔兰文化的所谓狭隘视野联系起来（而避免对大不列颠的统治作任何批评）：“在爱尔兰西部的农民阶级中，很少有一名妇女的烹饪技术能够超出煮土豆的范围。”这种做法大胆地背离了英国对其他地区（诸如法国、意大利，下一个也许是中国）的烹饪技术不敢妄下国际批评的传统。然而，这种对爱尔兰饥荒所做的古怪荒唐的文化解释，也真的值得在怪僻人类学的研究纪录中占据一席之地。

    文化偏执与政治专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不对称，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身份差别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歧视相结合，可被用来为统治和公共政策中的失误进行开脱。1947年，印度从英国独立出来。此前不久，即1943年，在孟加拉地区爆发了一次饥荒（这也是印度在20世纪发生的最后一场饥荒，因为伴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饥荒也在印度销声匿迹了）。对此，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作了有名的评论，认为这是由于那里的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而引起的。这一解释属于一种普遍的传统：即不是将灾难解释为由低劣的管理所致，而是由臣民们的文化所致。这一思维习惯，对造成孟加拉救灾行动中的严重延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场饥荒，导致了约200万～300万人丧生。丘吉尔杂糅诸种因素于一身，沮丧地认为，管理印度的工作之所以如此困难，是由于印度人是“世界上除德国人以外，最具兽性的民族”。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用处的。

    韩国与加纳

    对经济不发达的文化解释，最近似乎获得了大量依据。例如，下面这段讨论来自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Harrison）和塞缪尔·亨廷顿合编的《文化的作用》（CultureMatters）一书。该书影响巨大，也颇具吸引力。下面这一段讨论出现在亨廷顿写的前言里，叫做“文化的意义”，内容如下：

    在90年代初，我偶然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经济数据。对它们那时经济上的相似性，我深感震惊……30年后，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巨人，是世界第14大经济强国，拥有跨国公司，主要出口商品是汽车、电子器材和其他尖端技术产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与希腊接近。此外，它已经迈上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化进程。而在加纳，这些变化却无一出现。加纳如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约相当于韩国的十五分之一。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差异，该如何解释？毫无疑问，很多因素都起了作用。但在我看来，文化因素肯定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方面。韩国崇尚节俭、投资、辛勤工作、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的文化价值则与之迥异。简而言之，是文化起了作用的体现。

    这一不寻常的对比，可能不用有发人深省的地方（但文中也可能抹杀了一些重要的事实）；然而，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上文所引用的解释中的偶然性事件（casualstory）极具欺骗性。20世纪60年代的加纳与韩国之间，除了它们文化倾向（predispositions）间的差异之外，还存在大量重要的差别。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