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

　　主张人类的共性一直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时间反对将人错误归类的思想的一部分。在2000年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中，一名争辩者如此反问布里古（Bhrigu，一位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所提出的支持种姓制度的理由：“我们都有欲望、愤怒、恐惧、悲伤、焦虑、饥饿和劳苦，那我们的种姓差别究竟在哪里？”

    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的身份的幻象。“曾经有一个我，”英国演员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在一次著名的采访中说道，“但我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把它摘掉了。”摘掉身份是一次大挑战，但同样考验人的是他人来为我们移植一个“真实的我”，把我们描绘成不同于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那种有组织实施的身份归类往往是各种迫害和扼杀的前奏。

    再者，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难以说服他人接受与自己被指控的身份（以及相关的扭曲描述）不同的其他身份，这也并不等于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人们的这些其他身份。比如说，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如果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今天的犹太人除了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外没有其他身份，那才是纳粹主义的永久胜利。

    同理，在否定单一身份和拒绝成为对某一目标人群进行暴力攻击的帮凶时，应该强调合理选择身份的重要性。对人们进行宣传，使得他们改变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是世界上许多暴行的原因，它使许多老朋友变成了新敌人，让可憎的分裂分子一跃而成为权势熏天的政治领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基于身份的思考中，推理与选择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不可有丝毫闪失。

    对选择与责任的否定

    如果确实存在着选择，但却假定它们不存在，那么推理就会被毫无批判的服从行为所取代，而不管这种行为本身何等荒谬。在通常情况下，这种顺从行为具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它往往起到维护旧习俗与旧传统的作用，而不遵从理智审查后的结论。确实，传统意义上的不平等——诸如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不公正地对待妇女（甚至使用暴力），或歧视其他种族成员——所以得以延续，往往应归咎于人们对传统信念的不加反思的接受（包括传统弱者对于卑微角色的接受）。许多传统的做法及其所公认的身份划分应当受到质疑与审查。但即使在一国或一种文化里，传统也会发生变迁。让我们回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遭遇，不无裨益。他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在1874年出版后，许多英国人都将它作为穆勒离经叛道的确凿证据，其结果是，由于公众对该书几乎不感兴趣，它成为穆勒唯一一本让他的出版商亏本的著作。

    但是，不加反思地接受某种社会身份并不总是与传统有关，它也可表现为对自己身份的突然转向，作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发现”，而不包含理性的选择。这可在暴力的孕育中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所记得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骚乱就是一例，我当时看到了——在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孩子眼中——政治分裂之后的大规模的身份转移（identity shift）。许多人原来的身份仅仅是印度人、次大陆人、亚洲人或者是人类的一员，这些原有的身份似乎被极其突然地抛弃而转成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锡克教徒。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人们的盲从行为，似乎他们突然地“发现”了自己的进攻性身份，而且对此不假思索和审视。同一个人突然之间判若两人。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