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由于乌发转为私营公司，与纯粹的商业回报相比，它对宣传的兴趣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出口影片。不过，出口仍有其宣传目的，同样也有经济扩张的作用，同过去一样还背负着提升德国电影品质的使命，因此对于断然不愿接受任何这类摊派的世界，恐怕只能是强加。德国的战后影片在好几年里都受到国际上强硬的联合抵制。为了冲破封锁，乌发在战后迅速开始护卫其在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荷兰、西班牙及其他中立国的电影院里的权益。通过在巴尔干地区建立联系，与乌发同样在共和国下继续运转的“德国电影公司”实行了相同策略。

　　乌发的创立证明了德国皇权的威权特点。尽管所有交战国当局在战时实际上都被赋予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对这些权力的运用在各国不尽相同。当德国的战时统治者下令组建乌发，他们发起的行动在民主社会应是由公众舆论施压所导致。倘若按此观点操作，就可以保存任何非民主政府都无法忽视的相当程度的自主性。美国参战之后，反德影片得到官方鼓励，但政府依赖的是实在的情绪倒向。这些影片表达出人们的实际感受。在德国，对大众情绪的考虑则从未影响过类似的银幕战役的决策。因为要服从战时的危急情况，他们惟专家的观点是从。德国当局想当然地认为公众的意见可以由他们随意塑造。情况表明，德国人十分习惯由权威人士代为处理他们的事务，因此他们相信，敌人的银幕宣传也纯粹是政府策划的结果。

　　任何组织性措施的构架必须以生活来填充。德国电影的诞生不但发端于乌发的成立，也发轫于战后整个德国激扬的思维活力。用觉醒（Aufbruch）一词来描述那时全体德国人所处的状态最恰当不过了。用这个词在当时意味深长，用意是向昨日分崩离析的世界告别，奔向以种种革命观念建构的明日世界。这解释了为何表现主义艺术当时在德国和在俄国一样受欢迎。人们幡然领悟先锋派（avant-garde）画作的意义，将自己映照在想像的戏剧中，这些作品向自取灭亡的人类宣讲着和睦新时代的福音。

　　知识分子、学生、艺术家和任何感受到召唤的人都陶醉在此刻看来唾手可得的美好前景中，他们开始怀着同等的轻松心态解决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他们阅读《资本论》，或者尚未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就引用他的话；他们信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平主义、集体主义、精英执政、宗教社区生活以及民族复兴，这些其趣各异的理想经过胡乱混合后频频以全新教义的面目示人。可是，他们所鼓吹的一切于他们而言似乎是对所有不幸的通用疗法，特别是他们把自己的发现归功于神启而非知识。在停战后的一次集会上，著名学者及德国民主党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批评了协约国准备的令人屈辱的和平条件，当地一位有名的雕塑家这时大叫着说：“为了全世界，德国就该让其他国家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促使雕塑家爆发此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宣言的殷切期望相当具有代表性。德国境内涌现出无数声明和纲要，在最最狭小的会议厅里回荡着激烈争论的吼叫声。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整个民族的灵魂都溢出了传统的边界。

　　在这番喧嚣的觉醒过程中，对电影的最后一丝偏见消散无迹。更重要的是，电影吸引了许多有创造力的人才，他们渴望有机会充分表达充盈着这个时代的新希望和新恐惧。刚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作家和画家们向摄影棚走去，与其他同辈人一样，他们被一种与全民族交心的热望鼓舞着。对他们来说，银幕不仅是充满未知潜能的媒介，它也是向大众传递信息独一无二的方式。当然，制片人和高层决策者们动用了各种折中办法阻挠这类高调行为。尽管如此，战后的沸腾仍为德国银幕增添了奇特的内容和其独有的语法。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