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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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一部战时写于美国的著作，它的任务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框架内（根据一项特别工作计划）研究纳粹主义的特点。合众国希望更了解它的敌人，以便更充分地备战。安东·凯斯对当年已有描述：

    1942年至1947年间，大量由美国人和德国流亡者撰写的著作和文章……构筑起一幅德国历史的图景，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是其不变的目标……人们突然发觉德国血统是一种亟待治愈的疾病——对纳粹宣传罪恶的反犹论调古怪而荒谬的倒转……它变成一个民族的心魔，使德国人受到人口心理学的影响，为他们体质的性格缺陷求索治愈办法。

    这一背景解释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的精神病学模式在克拉考尔的研究中将承担的标志性及焦点式意义，使这部影片成为其论据的关键参照。最重要的是，它说明该书的心理学基调与目的论的或“溯及既往的”方法如何被定位于一个今天的读者不可忽视或匆忙抛开的特定背景。因此，是外在于史学方法的客观形势引出了该书溯及既往的阐释方法。

    该方法无疑是该书最薄弱环节。在“初步报告”中，克拉考尔曾试图说明展开的方法：“只要一个民族普遍的内在习性保持不变，人们就可以反复制造同类型的主人公。”（第2页）不过他没有展开论述这个相当虚飘的观点。反向阅读历史，然后强行蹈其覆辙。对论断的自信来自于预见，甚至是预感。克拉考尔在书中的判断非常著名，这些判断的直观性对该书的普及的确多有助益：卡里加利是希特勒的前身；《尼伯龙根》“预示”戈培尔（Goebbels）的宣传活动；《大都会》的构思“已由戈培尔进行了充分阐述”（第164页）；“如果人们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幽灵”，《M》和《蓝天使》“的预见将会大规模发生”（第224页）。更有：正被分析的电影业是预示、先兆和“真实幻象”（第71页）的参与者。换句话说，在制作于两次大战期间的影片中，克拉考尔探测到已被推定属于纳粹文化的母题，据推定，它们与希特勒主义的基本要素具有本质的亲缘性。在高山电影（及“暴君”影片）中，这一模式得到最明确展现：“高山电影数目的增长及其独特发展过程，最能说明前希特勒时期支持纳粹倾向的潮流。”（第260页）

    阅读克拉考尔必须小心。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段落包含一些并非真与方法论有关的便利措辞。另外，过去与未来的联系、魏玛时期与纳粹时期电影的联系在不同条件下得以呈现；深入分析针对的是希特勒政权对属于早期电影的母题（主要是图像学的）的利用。主要步骤是推导：“《意志的胜利》……证明纳粹粉饰者在制作大众装饰时从《尼伯龙根》中汲取了灵感。”（第94页）尽管没有直接提及，一些被放入纳粹时期影片中分析的元素却源自早期影片——包括苏俄影片（第297—298页）和先锋电影（第284页）。这种叙述为挪用之一。但是，论述中始终多有含糊。分界很勉强，坦率地说，讨论往往很容易滑向“溯及既往”的历史决定论方向。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