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也许，本书的迷人在于它迎合了特定的历史要求，因为“影像、象征、隐喻”可以解释“不可言说”的纳粹主义、战争及大屠杀。“既然历史本身为了再度变得可被想像而要求虚构的介入，即使这难于理解，这些影片仍以某种方式成为投影，使不可言说的得以暂存，受到讨论，虽然并不充分，亦无新意。”

　　克拉考尔的方法存有巨大且显见的风险。对《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最常有的批评之一是，该书的内在联系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如此紧密且无处不在，致使这样的结果似乎更多是基于某个先在的假设而非根据经验做出的读解。用巴诺夫的话说，“对历史的判断……似乎过于严格地预先由意识形态寓意定型”。观察者的核心及鲜明立场压制了观点的多元化及其研究对象的活力，这与克拉考尔在《雇员们》中的方法有异。例如，在后文中，他的研究对象独立于其作为论述者的立场，也不同于他为《法兰克福报》所写的评论。以上作品的开放性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的狭隘视野构成反差。复调音乐让位于单音。

　　人们可不时碰到这种僵硬的方法在作祟，比如他对战后随即出现的性教育片的批评，以及他对派伯斯特（Pabst）影片风格特点的分析（只援引了很少几例）。同样的局限性影响到他对《大都会》（Metropolis）的评论，令多数读者困扰的所谓严重缺陷（克拉考尔对朗的作品普遍抱持严厉态度）与其说是由影片的问题引起，不如说是克拉考尔的单向批评视角所致。

　　即使某部影片表现出反威权主义情节的倾向并更贴近写实主义，克拉考尔仍会毫不留情地推进自己的讨论，日后他则认为写实主义与电影的本性密切相关（见《电影的理论》）。《没有欢乐的街》（Die Freudlose Gasse）和《克劳泽妈妈的幸福之旅》（Mutter Krausens Fahrt InsGlck）正是如此两例，他将写实主义当做他们的败笔分析，以充分说明可供选择的模式。他对新客观派时期出现的作品的批评，暴露了他对这些作品根植于20年代、“无法赎回的”敌意（他与本雅明及布莱希特共有的一种敌意），在《电影的理论》中，这种敌意被悄悄推倒。

　　他对装饰物或装饰人群母题的看法，突显出折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的狭小格局。装饰是克拉考尔“分心的狂热（Cult of Distraction，1926）”、“大众装饰”（1927）及“女孩与危机（Girls und Krise，1931）”等文的核心论题。）戏剧风格、建筑中的装饰主义以及柏林电影院里上演的电影奇观中的装饰主义，被视作奉立新神的现象，是回归秩序的表现。群众构图（在“踢乐女孩”和“阿尔弗里德·杰克森女孩【Alfred Jackson Girl】”的歌舞秀中）被理解为将“人民”转换为“群众”的介质，是个体维度丧失的结果，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类似。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