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这一点至关紧要。本书副标题采用“德国电影心理史”绝非偶然。克拉考尔的这个句式主要来自于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社会心理学（他引证《逃离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1941】）。1929年至1930年间，几乎就在克拉考尔的《雇员们》问世的同时，弗洛姆完成了一部关于德国工厂及办公室工人社会及文化状况的著作（数十年后方得出版）。他的结论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与其人格之间存在差异，同克拉考尔本人的结论一致。克拉考尔还引用了社会研究所主持的一个有关“威权与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1935年于纽约完成，一年后在巴黎出版）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弗洛姆和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理论文章。他特别提及霍克海默的论文。

    然而，阅遍引言正文及本书其他部分，针对“社会心理学”概念或是将个体心理机制扩用至集合主体的样式，读者搜索不到任何展开或界定。考虑到此模式在支撑本书论题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读者更会强烈感到有必要进行该项工作。本书对于影响这一视角形成的弗洛伊德的文章亦无涉及。引言的确未有明确提及镜像过程（通常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或逆历史的概念（历史的“先兆”）。以上几点是克拉考尔应该重新探讨的内容。
  
　　四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的内容是否遵从了其所声明的主题假设呢？认真阅读本书会让人略感惊讶。一个特性鲜明的特定的社会阶级——德国中产阶级——是克拉考尔明确或含蓄提及的首要重点。当克拉考尔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德国思维”和“集体精神”时，他使用的是源自思想史的含糊术语，尽管其所指始终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本书在此意义上同《雇员们》保持了连续性，根据定性分析的方法（40年代盛行于美国，也是克拉考尔某篇方法论文章的主题）从后文借用了社会调查的原理，丢弃了其德语写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专栏风格。《雇员们》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最初的假设相同，即，中产阶级的物质环境与其自我描述的形象之间发生了错位：“这些阶层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已然改变，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观念却维持不变。”“在经济方面，今天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被无产化了；从概念上讲，他们无家可归。”以上同样是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运用的预设，他以相同方式结合中产阶级社会生活对个别方面进行判断：体育被视为去政治化的因素（这是他对影片《旺贝坑》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他在本书中再次提及）；“新客观派”受到严厉批评（“在前厅建筑物假模假式的素朴风格背后，格林沁咧嘴笑出声来”）。

    在心理层面上确定的母题（如《分身》中“不成熟”的主题）始终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社会状况。心理领域锚定于特定背景。由此看来，本书正文本身比引言更为超前。卡斯滕·维特正确地注意到，“这一‘心理’命题的坚决反对者的阅读范围绝未越出导言”。

　　（实习编辑：袁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