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炫吉
直到现在我还会梦到：1966年冬日黄昏，我倚在开往北方的列车中，我的新娘为我朗读莱蒙托夫的诗，她总细细的说：“好听么，我再给你读一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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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8岁前，“父亲”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他我心中最大的迷。在我们家族中，大家每时每刻都会感知着他的存在，却都默契的回避他，他是一个在人间和牌位之间徘徊的影子，是一个禁忌。即使是我妈妈，在我反复的逼问下也只是含糊其辞：“他去远处了”。我的好奇心被这神秘的咒语激发，在家里没人时不断挖掘他的遗迹：我在书房中寻到几本英文书，我妈妈是不懂英文的，况且上面有着男性的秀丽笔记，我拿铅笔去追随每一个笔迹，顺着那蜿蜒的曲线无限追溯，到他最初落笔的时光；在柜子最上面的小皮箱里，我找到一套白色西装，拿皮尺测量，它的主人足有一米八高。我把西服挂在屋子的最高处，整个下午坐在地上仰望它，阵阵的风将它吹得舒展荡漾，我情不自禁地去抚摸那隐形英雄的袖口，幻想他带我去远方；最后我在妈妈床边的抽屉夹层里发现了她隐藏的秘密：一本相册，和一叠信。我知道这是揭开封印的时刻，一切神秘的终点，迫不及待地打开相册：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男子正冲着我笑，眼睛里发出光，那种我在梦的最深处反复预设的光，来自原始洪流时代吸走一切声音和图像的光，如今它毫无掩饰的出现在面前，我说不出话也听不见声，伏在上面嚎啕大哭。一个小时后，拆开信时，发现上面有太多的泪痕，在模糊的字迹中我认识了我的父亲：1938年，他20岁，从大学里投笔从戎，参加黄埔军校第十五期；他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随后远征缅甸，受过重伤；1946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后在东北、苏北作战；1950年秋天，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那时我刚出生。
尔后，我最喜欢1940年父亲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照和父母1948在天津的结婚照，在没人的时候触摸上面的每一寸，直到相册被烧成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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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狗崽子，沉默与忍耐是最适宜我的原则，我侥幸地上了高中，可那是1966年，烈日灼人。身边的同学先后的投入到“触动人灵魂”的运动中，旗帜飞扬，司令遍地，空气中飘浮高音战歌和革命的尘土，全是血的味道。而我不许革命，只能是被斗争的对象。我妈是极明智的，在革命小将来抄家前就把所有的书籍、文玩、照片、衣物和记忆堆成小山，点燃火柴，她像一块冰在边上直直站了一夜，直到风把灰烬吹灭。一拨拨来抄家红卫兵都失望而归，而我和我妈恭顺接受凌辱的态度也使他们提不起劲，我们成功的自保了。而住在我隔壁的好朋友陈廷，父亲在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这次又是受冲击的重点目标，一波红卫兵来他家抄东西，他父亲脾气倔，跟他们理论，这种无力的反抗激起了他们骨髓里的恶毒体液，把陈先生按在地上剃了阴阳头，还逼他跪在地上，拿鞋底抽他的脸。陈廷是个比他父亲还倔强的人，看到父亲受辱他再也忍不住了，抄起菜刀向正在打他父亲人头上砍去。
当天半夜，陈廷12岁的弟弟领我去市三中收尸，我一把扯掉他脖子的反革命牌子，背他回家，他弟弟哭了一路。在火葬场，我们想让他干净体面的走，给他冲洗，发现他的膝盖快被打碎了。把大伤口用针缝上再裹上纱布；再给他换上白衬衫、蓝色工装裤、白球鞋，伤口服帖的藏在衣服下面；还把他的眼镜拾回来、掰了掰，端正地挂在脸上；最后用发油梳了个类似领导人的背头，他生前从没用过这玩意。他看起来完整如新，一如既往的风采卓然，只是脑袋瘪了一块。
抱着骨灰盒回来时，他弟弟的啜泣声越来越小，已经耗尽力气，听天由命的气息压了上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孩子不说一句话，即使听说杀兄仇人死了时，也没太大起伏，他变成了块石头，多年以后，石头开花。在他弟弟的声音越来越微暗的同时，我也变成了哑巴，但一个声音开始在我身体里隐约盘旋，时小时大，我却听不清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在周围见识了各种杀人和自杀的方法：有人把筷子塞进鼻子，狠狠向桌面一嗑。我对所见的死亡越来越习以为常，漠然，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活着。
我打听到那天去陈廷家的红卫兵组织叫“燕山风雷”，成员都是干部子弟，陈廷砍的人是他们的头头，叫庄磊，陈廷并没有砍死他，只深深一刀剁进了他的肩膀，他的老头子是我们市的组织部长，40年代在华北局工作，是刘少奇的人。杀了陈廷之后的两个月中，“燕山风雷”风头无量，出名的凶狠让牛鬼蛇神和造反派红卫兵们闻风丧胆。我在一次批判大会碰到庄磊，暗暗观察，他看起来瘦小、机警、故作老成，穿着象征高贵身份的呢子军装，右臂打着绷带，所有的力气都赞起来用来喊口号，打起人来凶狠无比。见到他第一眼，时刻盘旋在我身子里的回声变成了洪水，冲垮了每个孔道和血管，呼啸而来，我紧咬牙关不让他们向外渗出一丝，浪潮便带着血味回流进心脏。那声音是：我要杀了他。
从夏末到初秋，我时刻在暗中留意庄磊的行踪，在梦里反复试验干掉他的手法，梦境与现实开始混为一体。我不光哑了，而且聋了，听不到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也听不见之前内心的回声，只有兹兹的白噪音。在长达两个月的追踪中，我渐渐认识到复仇是一项精密复杂的工程，是一丝不苟的科学，全情投入去追求最精准的结果。靠仇恨支撑的动力是廉价的，当仇恨略微冷却，恐惧就会把你吞噬，让你丢掉刀，让你跪下去。我不再仇视庄磊，而把他视为待捕的猎物，我熟知他每个亲信、每个行动、每块肌肉结构。每当在瞄准镜里看到庄磊在那里又蹦又跳，意气风发的指挥伟大事业，我就流出最轻蔑的笑容，在我眼中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许多年后我才发现我的一切有力品质都在这次猎杀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场耐力和冷静的比赛，着魔的猎人始终隐藏在暗处，不紧不慢的跟着待处决的猎物，等待他的力量在无知狂热的奔跑中一点点衰竭，瘫倒在路旁，等待他的眼神里充满空洞和迷茫，这时再慢慢在暗影中走到他身边，抚摸他脖子上的大动脉，精准地结束这一切，一切都顺理成章。
当你学会耐心等待，一切都来的很快。在10月初，刘主席在北京失势，政治是最快的导体，在一秒内北京的恶火就点爆了他家的房子：庄磊的老头子被打倒，“燕山风雷”像块豆腐一样被别的造反派一棍打碎，庄磊瞬间被还原成一个卑微的个体，一只被阉了的狗崽子，唯一没变的是他缠着的绷带。庄磊的爹妈都被关押了起来，被抄家后他不敢住在政府大院了，躲进他爷爷遗留下来的破旧房间里，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的最尾端。那是教育系统的住宅楼，他那一层有四户人家，全是老师，已经被运动成了活死人。尤其是庄磊的邻居，五十岁的老鳏夫，50年代就得了恐水症，就算我他当面把庄磊杀了，他也会捂住嘴躲到被窝里叫，天助我也。庄磊每天傍晚快六点时，都会赶在楼下副食店关门前去买点吃的，在顺便在周围胡乱一走，大约七点钟回去。我眼瞅着他的体型越来越小，从矫健的狼变成了恐光恐风的兔子，时刻有苍蝇围着他嗡嗡响。我深呼口气，知道他的死期该到了，再拖一会他不被别的仇家干掉，也会自己跑到火车前面，被分解成成更孤独的个体，庄石石石。
1966年10月19日，雨，这天是庄磊的死日。我准备好一根钢绳，一副手套，拿我妈买菜的布袋子做了个黑头套，一把三棱刀，特意穿着一双大两号的解放鞋，又备了一双合适的新鞋。庄磊还是按照规律出门，我随后就潜进了三楼的楼道里，把他家门口的电灯拧暗了；往他的门缝里塞了一个大厚信封；然后藏在死角的杂物堆后面，没人能注意到我已经戴上手套和面罩，紧紧攥着钢绳。在淅沥沥的雨声中和心跳声中我分辨出那个死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灯光太暗，庄磊摸索几秒才打开门，果然踩到门口那信封，低头去捡，我一个箭步窜出来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那力道能把他的脑袋直接勒下来，猝不及防加上右臂受伤，他根本无力反抗，连完整的呜咽声都吐不出来，腿踹进一堆煤球，没过多久便像小提琴的尾音一样，抽搐几下便瘫软了，无声无息的死在了家门口。我把他的尸体拖进屋，合上门才感觉到我身上像被大雨浇透，手臂颤抖，垂不下来。足足坐了十几分钟后，我才呼吸正常，摘下面罩，打开他家的灯，看到他的眼睛都快爆出来了，完全变形了，死透了。接着我把他吊到卧室的房梁上，伪造出自杀的现场，擦干净脚印。最后我捡起他掉落在地上的烧饼，边吃边看他家的一张合影，显然是被人打破又重新粘起来的，照片里的他也就十岁左右，笑容烂漫，我从没见过他笑，不禁抬头望望他挂着的尸体，在昏黄的灯光下缓慢旋转，吱吱呀呀，影子打在墙壁，像一条黄狗。
关上他家的门后，我看了看表，7点16分，迅速离开，朝着我家的反方向围着城兜了个大圈子，在没泥的地方把鞋换下，把手套和头罩拿刀划碎丢在四处。走到护城河时，暴雨大作，我筋疲力尽，靠在老旧的护栏上，一股恶心的感觉突然从五脏六腑挤出来，大口灌着雨水，止不住的痛哭，嚎叫。远处桥上跑过去一群去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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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手法很拙劣，但庄磊的死没引起任何波澜，永远没人会关心一个丧家犬的死活，何况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而我却失去了那亢奋的活力，越来越觉得我和他其实都是被人掏空的黄狗，在黄狗之间莫名的互相残杀中，我杀了他，也仿佛杀了我自己。此后庄磊的鬼魂时不时的来到梦中骚扰我，尽管我知道从始至终他没见过我的脸。
11月底，在大串联的余晖中，身边的同学们依旧不断挤上去北京的火车，朝拜地上的红太阳。我却随着两个孤僻而大胆的同学搭上去东北的火车，人们向水蛭一样附在车厢的各个角落，我们被夹在过道上，没什么话可说，看着外面的雪原，不断抽烟。快到达沈阳时，一伙造反派把火车拦下，拉着小伙子们下车，给我们递烟，发热饭，敬酒。等我们吃饱喝足后，号召参加他们的“钢铁雄狮”组织，去沈阳夺权，还往我们每人手里塞武器，我领了两颗手榴弹。我们坐着他们的卡车进了沈阳，在冲锋前溜走了。沈阳市中心战作一团，我们在缝隙中跑到火车站，钻上了一列准备开往四平的货车，我们藏在车厢里等了几个小时却不见有车有动的意思，同伴耐不住饿也不听我劝，执意要去买吃的，他俩刚走十分钟，汽笛就响了，我大声喊他俩的名字，幻想在最后一刻他们能从远处跑过来，抓住我伸出的手臂，跃上火车，但最后我只好把他们的行李扔在孤零零的站台上，独自北上，从此我再也没听过他们的消息。[NextPage]
我一路走走停停逛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我在晃晃荡荡的人流中占到车厢连接处的一个据点，身边的角落里，一个女孩背对着我蜷缩着身子睡觉，脊背像猫一样微微起伏，身下还垫了几张报纸，不合时宜的爱干净。我没过多关注她，盘在肮脏的地上发呆，过了好一阵开始抽烟。享受在劣质的烟味时，我听到背后的阵阵咳嗽声，我连忙把掐掉烟，回头看她正在侧对着我整理头发，那时是黄昏，她闪耀光泽的头发，白净柔弱脖子，略微有些肥的小手，一切都凝结成一幅油画，当然，画面里还有我破旧的棉袄。其实这幅启示录般画面上每丝神圣的色彩和笔触我都记得，但我把这一切封在水泥棺材里，我不敢用记忆触碰她的面庞，甚至不敢在用最微弱的震动在唇齿间摩擦出她的名字，任何一点来自远处的回声都会引来不可遏制的洪水，卷走一切。
她保持着抱膝蜷坐，时而看窗外发呆，时而像我这边不经意一瞥，更多的时候是掏出书来看。她身上淡淡的香气把我的天灵盖掀起来了，久经风月后我才知道那是少女的乳香。我总大胆野蛮的多看她几眼，但最终还是低下头，无事可做，无话可说，不过我能感觉出来，她并不讨厌我。半天后，我们就有了无声的默契，我会在停车时出去抽烟；晚上她蜷缩着睡觉时，我把行李轻压住她的大衣衣角，这样让她暖喝点；在她伸懒腰时给她腾出空间；挤去买饭时帮她带了一份。吃完饭后，她说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句话，细声细语的问道：“你也去哈尔滨吗？”
慢慢的，我们的话多了起来。她来自南京，和我同病相怜，也是个与同伴走丢的狗崽子。闲聊时，她说亲近我的第一原因是：我没穿绿军装。咋一听我觉得有些好笑，沉淀了几秒我品出了其中的苦涩滋味，她看出了我眼睛里溢出的怜爱，羞涩的低下头。我连忙找个别的话题，问她总在看什么书，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莱蒙托夫这个名字。她自告奋勇的要为我读几首诗，花瓣从她的嘴唇里吐出来，冥冥之中，像一把钥匙打开密封已久的箱子，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声。点亮了自我从童年时代就隐约存在的，那些被束缚在语言和想象力边界内的情感。在那超越语言界限的世界，铁轨消失在前方，火车变成透明，折射出一切的色彩，车厢里的人们结成石像，石像被四面八方的微风吹散，散在空中化成花瓣，花瓣落在我们的手中央，宇宙里只有我和她。九十年代我在横穿美国时，在荒凉的公路上又回想起这一幕，下车呆望着路边开花的仙人掌。
十二月底的哈尔滨，最冷的时刻。我们尝了红肠、格瓦斯、大列吧、罗宋汤。在中央大街和兆麟公园终日乱晃。拉着冰橇带她横穿结冰的松花江，我多希望夕阳和她吱吱的笑声就这么无限延伸下去，永不靠岸。
我们终归要搭上南归的火车，回到一团狼藉的故乡。一路上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但默契越来越深。她习惯了我的烟味，习惯了用眼睛交流，她的眼神愈加的忧郁；她把整本诗集给我读了三遍，我还听不够；我还给她偷偷展示了那两颗手榴弹，她吓坏了，可爱极了；每晚我都看着她睡觉，一米六左右的她，蜷缩起来就像个小兔子，有次在她熟睡时我亲了她的脸庞。
出了山海关，我该回家了。在一个叫龙家营的小站，我送她上继续南行的火车，那天下着小雪，火车晚点了很长时间，三三俩俩的乘客在我们周围不耐烦的闲晃，我们只坐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直到在上车前，她紧紧抓住我的手，道了句保重。我们在火车内外呆呆地凝视着对方，我挤出微笑，机械的挥挥手，直到火车把她带走，直到下辆火车驶进。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南京寄来的信，上面有她的千言万语，还有一幅素描画：在飞雪中相拥的两个剪影。我再也没见过我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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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到1968年夏，我再次变成了着魔的猎人，庄磊的鬼魂和伟大舵手发动的全面内战都无力骚扰我，我深居简出，和她通信是我唯一的事业。她寄给我的每张信纸和照片我都吻了一万遍，我想念她，凭空幻想出和她一切的好未来，幻想出一张钉在墙上的受子孙瞻仰的我们俩的合影。她的出身和境遇很不好，父亲被关进牛棚，但她很有韧性，一直没说过太多的苦恨（也是怕被人查到），直到1968年夏，我再收不到她的信了。我在焦躁中度过了整个夏末和秋天，连陈廷和庄磊的死日都忘了，我时刻想跑去南京找她，但各处的武斗让南北铁路瘫痪，而且不久我就被安排去内蒙插队。直到1970年我才用探亲假去寻她，邻居只说她们家搬家了，不知去了哪里，当晚我在长江边上醉的像条瘸了的狗，抱住一盏昏暗的路灯不撒手。1976、1979、1985、1986我再次去找她，毫无消息。每次火车跨过长江大桥进入这座潮湿的江城时，我都要深深地吸一口气，看着桥下万家灯火闪烁。
1968年深秋，我主动报名去海拉尔插队，这是我解决生计的唯一出路。我妈没多说什么，默默帮我把行李准备好，我走前那晚隐隐听到她在哭。临走前我把那两颗手榴弹包好，藏在离我家不远处的老城墙根，隐约觉得我可能某刻还要寻求它们的庇护。
18岁到28岁，我在海拉尔整整待了十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插队的地方离苏联只有200多公里，所以1969年中苏冲突时，我们知青被调到满洲里修了两个月防御苏联装甲部队的工事、挖防空洞，每日挣一块钱。
初到海拉尔的两年，我被大队分配放羊，和一个高个子的上海知青结成小组，没过半年他就被呼伦贝尔篮球队相中了，调去打球，只剩下我每日放那200多只羊。在那里，两个相近的大队也足有80多里的路程，偶尔骑马驰过的蒙民都是人间闯进来的流星，风、草、羊才是这世界的本体。长久的寂寞，我怕失去语言功能，开始和羊说话，抱着羊羔说，骑在头羊身上说，和它们说我的家乡，我的新娘。后来我开始唱歌，唱知青之歌，内心再慨然的悲歌也只不过一离开你的身体便被风与草吞没，从目所能及的边际看去，你就是一个白云下手舞足蹈的哑巴，谁听见？谁在乎？草原是人世间荒凉的最深刻隐喻，我慢慢悟到了，我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最坏的时代，只是一个最直白、坦诚的时代，世界本就如此。
1970年，公社招知青当赤脚医生，我及时的抓住了机会，告别了羊群。赤脚医生的培训极其简陋，我只跟着一个小诊所医生背了背各种药和器械的使用方法，再和当地的老喇嘛学了点土药和类似巫术的治疗法，便出徒了，骑上一匹黑马在各个大队游走，下马套上白大褂。我天生的有力特征再次显示出来：细心、冷静、勤学、善于观察，注定了我是个不赖的乡村医生。一般的小病不在话下，我还为13个女人接过生，给4个受惊吓的小孩子叫过魂，协助过市防疫站控制1974年的鼠疫。我沉默严肃的性格和精密的工作态度，使得患者分外信赖、尊重，在牧民和知青之中我越来越有威望。当赤脚医生也让我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很多，虽没有固定工资，但公社会给我补助，患者会给我一些馈赠。那时我抽的都是三角一包的好烟，奶制品和肉几乎成了日常食品，那是我一生吃肉最多的几年，在和女伴做爱时流出的都全是牛奶。
经常在各个大队间游走，我认识这一带所有的知青。我会拿多余的烟和肉和他们换点东西，尤其是书。看书成了我最重要的消遣，有哲学、历史（和“他老人家”一样，我们都是资治通鉴研究者）、当然还有能搜集到的所有莱蒙托夫的诗歌，大量的阅读助我在1978年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三个失落的北京知青，手头有很多书，来往之间我们成了好友，他们的见识和知识都让我暗暗佩服，林彪坠死在温都尔汗后，时局变化东风起，他们顺利回家，保送上了大学，二十多年后，我们又自然流动到一起，结伴进行最血腥的猎杀。我还见证了3个知青长眠于此，一个死于肺病、一个骑马摔死、一个自杀。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出身不好，他和女友都不想再在草原上放羊放骆驼了，女友为了调到县城里工作和他划清了关系，和民兵队长睡了。而他在应征煤矿工作时只得到了嘲讽。他跑到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山洞，把炸山的雷管塞在嘴里，两头接上电线，连在了绑好的电池端口。在他失踪5天后，我们才找到他，洞子里是满地的烟头，尸体旁边有个简易的指南针，他倒向的是家乡的方向，我格外心疼他，因为他也是南京人。
在夏天，我会骑马两个小时去贝尔湖。贝尔湖方圆八百里，洪荒时代的遗腹子，水波夺人魂魄，时断时续传来最远古的呼声，在这里讲不了人类的语言，时间停滞不前。去过许多很陌生很遥远的地方后，我愈加确信，贝尔湖就是世界的尽头。我在湖里游泳后，会吸吸烟，看看书，有时还能扎条鱼来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确实如此，也不止如此。有次我骑马到湖边时，刚越过一个小丘，一个刚脱下衣服的蒙古少女身体袒露在我面前，我认识她，我曾为她爸爸治过胀气病，喝过她端上来的奶茶。在直直对视了几秒后，我扭头骑马走了，她肆无忌惮的笑声从后面追了过来。在那之后我心有点空落落的，希望在湖边再遇见她。过了半个月后，我如往常一样赤身裸体爬上岸，看到她正坐在岸上对着我笑；我毫无顾忌地荡到她面前，依然对着我笑；我也笑了笑，将她扛起，到背风的小丘下，一把扯开了她的袍子，摘下饱满的果实和盛开的花朵。此后我们经常相会，假如当时的间谍卫星够精密，会看到绿海中缠成一团的白色小浪花，浪花冲击的再激烈，也没人听见。只是有次在浪潮的最中央，差点喊出我南京新娘的名字，海水一瞬间就退潮了，岸上剩下死鱼死虾。由于我掌握着当时最尖端的生育规划技术，所以并没有造成后遗症，后来她慢慢发现了我的冷酷无情，又找了别的男伴，嫁给了他，生了三个孩子。
草原的长久生活，胡子长满了我的脸。那些曾经的梦渐渐褪色，庄磊的鬼魂依旧是保持着青少年形态，那种故作老成的姿态愈发可笑，在他最后一次无力的索命时，我轻蔑的笑了，他那稀薄的影子便烟消云散了。而关于她的回忆，我已经筑好了节流的大坝，她已成为坠入海底最深处的一块玄铁，在我死的时候作为我的墓碑。
又过了很久的某天晚上，在梦里，我时刻跟着一个年轻男性的背影，却看不到他的脸。他领我登上峨眉金顶；见识了长沙漫天的大火；穿过瘴气丛生的雨林；最后他换上一身白色西装，挽住我妈妈的手，他们回过身笑着向我挥挥手，头也不回的走向远处的光亮。惊醒时，我发现枕头边全湿透了，骑上马，在白月亮中走了一夜。第二天我收到了妈妈病逝的电报。
再过了2个月，伟大导师驾崩，一个时代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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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给公社领导恰当的礼物后，我放下药匣，回到家乡。一回去，便加入了我们那里最好的高考补习班，那里都是和我一样心怀太多不甘的人，每人都是个密封的故事盒子，其中有陈廷的弟弟。夏天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高校，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日后中国最有力的人士。临走前，我把那两颗手榴弹翻了出来，丢进了公园的湖里，那都是黄狗和绵羊用来证明自己无能的道具。我已经明白了如何存活，如何拥有真正的力量，如何在黑暗帝王的尸体上抢夺领地，如何在横渡死海，如何指鹿为马，如何陆上行舟。关于我后三十年的故事，人们在大众传媒可以随便看到，那些干巴巴的廉价故事已经成为供人口头狂欢的材料，我只对外展露那日积月累附在我表皮上的权利的棺椁，散发着让人迷恋又畏惧的死亡气息。没人知道，在棺椁的最底层铺满了玫瑰花，花丛中放着一张我父母的结婚照，放着一本莱蒙托夫诗集。
（实习编辑：王谦）
